采取理想化的看法，要求重新利用早已存在的旧观念，就像以前一样，采用旧的家长制关系。《村舍经济》给出了酿造啤酒的具体方案，这不仅因为在家酿造啤酒比较便宜，而且因为在家酿啤酒能让男人把晚上更多的时间用来和家庭一起度过而不是去酒馆。按照科贝特的想法，“不会烤面包的妇女是得不到信任，同时也是没有自信的……她只是大家的负担”。他使父亲们相信让女儿们得到幸福婚姻的方法就是“让她们具有家庭需要的各个方面的技能，并且能干和活跃”。“有酒窝和令人喜欢的脸蛋”是不够的，只有懂得如何酿酒、烤面包、挤牛奶和搅黄油才能使妇女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在冬天辛勤工作了一天之后，劳动者回到家中与妻子和孩子一起围坐在火炉旁，这时风在烟囱里呼啸，雨打在屋顶上。”当这样一幅景象出现在上帝面前时，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令他更高兴呢？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4）
科贝特从不把对女性温柔的新思想与中产阶级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痛恨假斯文，就像他看到的那样，农场主的妻子把前厅改成起居室，买来钢琴，然后教女儿们在那里装腔作势。他希望农场主的妻子能回到养牛场，继续劳动者的生活，做她该做的事情。但他要求的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因为他主张工人所有的新权利。他们应该拥有得到男人的工资来抚养妻子和孩子的权利。他们应该有独立思考、自由阅读他们选择的书籍和自由发展他们的观点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有投票权；他们的代表资格不应以拥有的财产为基础，而应以光荣的劳动和工人的财富是他们的技能这样一个概念为基础。作为家庭的首脑，男人应该得到妻子和孩子们的服从，而且他还应该从政治上和法律上代表他的亲属们说话。妻子不能独立地行动，也不能投票，“因为她们的性别本质会使她们在行使权利时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和谐和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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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就是承认女性的被动和温顺，相信喜爱家庭生活是女性的“天性”以及相信两性之间的区别。激进的工人阶级文化中心对两性不同作用理论的接受，表明了这些假定所引发的工人阶级对两性差异的思考程度。
在19世纪40年代，从国家对女性劳动政策的发展中可能看到福音派思想和部分工人阶级思想的会合。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男子被认为是有政治责任的市民，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则应保持沉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由普莱斯和科贝特一起表述的，男子应该挣到一份足够养活他自己和妻儿的家庭工资的思想。这种已经在中产阶级文化中确立的思想开始在工人阶级中扎根。在男性工会中讨价还价的程度是以“家庭工资”的概念为基础的。这不是对中产阶级标准的直接接受，但是阶级特有的思想转化和重塑。
在19世纪40年代初，中产阶级对雇用妇女去干不合适的工作有所顾虑，而且这种担心和焦虑首先是对矿上的女性劳动者的。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中产阶级的妇女为了钱去工作就意味着没有女人味。然而在穷人中，这个标准有所不同。妇女去从事一项与她的女性本职相近的工作是可以被接受的。看到女仆在做清洁、做饭或者照看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妥。就像准备和提供食物的工作一样，做裁缝或者女帽设计者也是合适的。但有些工作被认为是不适合妇女的，特别是那些在男女混杂场所进行的工作。妇女在地下矿区工作受到福音派最公开的反对。一个委员会被指定去调查矿井中童工的条件，随后发现了令官员们震惊和害怕的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对女性天性的假定被妇女在不同程度上和男子一样赤身*的景象击碎了。对公共道德的冒犯和对工人家庭破裂的害怕以及工人阶级道德的必然性导致了以福音派教徒为首的把妇女排除于地下工作的运动。
矿工们支持这种强制的禁令，但他们支持的原因与中产阶级的活动家们有所不同。就像安杰拉？约翰向大家展示的那样，他们并不接受委员会成员的判断，他们认为把妇女排除出去“是向提高家庭习惯的标准和保证家庭安全迈出的第一步”。他们对那些试图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和应该如何来组织家庭的中产阶级表示了愤怒。他们要求自己来掌握家庭和生活，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煤矿主的妻子可以待在家里，那他们的妻子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矿工们强调，他们的妻子在地面上的时候都很正派，并攻击那些继续非法雇用妇女的煤矿主。他们还有一个有力的机构——1842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矿工协会成立了，而在成立之前三天，它就已经开始为18岁以下的妇女工作了。就像《矿工倡议》中所说的那样，工会坚决反对雇用女性。它所寻求的是控制矿工的劳动时间和得到尽可能高的工资，妇女工作会直接威胁到这个事业，因为这会使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出于自身的原因，在煤矿工作的男子希望能供养家中的妻子。那些不能公开说话的妇女则没有对此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她们痛恨工作条件，但她们也同样需要钱，可是人们听不到她们的声音。19世纪40年代的一份主要公立报纸称，国家、中产阶级慈善家以及男工们都宣扬男子是合法的工人，而妇女天生是妻子和母亲。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5）
在1820年，乔治四世认识到英国中产阶级重视家庭的神圣和家庭价值观。但贵族和绅士们是否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对两性差异看法的支配地位？劳伦斯？斯通和鲁道夫？特朗巴克都认为在18世纪拥有土地的阶级中，存在着向新的家庭生活观念转变的趋势。斯通相信这种新观念是资产阶级商业和财政界的精英们提出的。新一代的上流社会被《目击者》这样的杂志所赞颂，这种上流社会与对两性的重新分类联系在一起。随后，这一说法被福音派教友继承，并加以重新利用和更详尽的阐述。19世纪初中产阶级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增长由于被贵族和绅士们接受而得以进一步反映出来。就像科奥诺？达维多夫所证明的，“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被转嫁到绅士和贵族的准则之上以扩大‘上流社会’的概念。”
或者，就像马克？吉伦纳德所说的，到19世纪中叶，上层阶级与中上层阶级已经非常接近了，两者之间的社会差异日益缩小了。“上层阶级调整了自身的形象以接受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他们变得更严肃、更虔诚，也更加热爱家庭和更有责任心。”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产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好逸恶劳、腐化和不道德行为的批评达到了最高峰；然后随着贵族和绅士们更加关心家庭价值而有所减少。他们建立了吉伦纳德所说的“精神家庭”。这种家庭的中心就是幸福和受庇护的家庭生活，其中包括家庭祈祷、守安息日和规律化的家务活动。被市场和公众世界排除在外的妇女通过道德规范体系来管理这个私人世界。她们是领导人，也是看门人；她们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种管理的原则是个人知名度：不知名的不可能被接受。在富人家庭中，社会生活变得更加排外和更加私人化。家庭和家族在控制社会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产阶级的私人住所在独立的社会领域有着不同的情况。
贵族和绅士对更多隐私和更加独立的兴趣是通过建筑物和对家的改造表现出来的。在中产阶级的别墅中，仆人们都住在楼上；在农村，可以用独立的楼梯让他们完全处于视线之外。仆人居住区更是精心设计，不同性别分开居住，而且每个房间只住一到两个人。孩子们被特别安排在靠近父母的地方；在伦敦每家都有保育室。许多房子有独立的厢房，那里是父母的卧室、保育室和会客室。单身汉的卧室通常不和女士们的卧室在同一条走廊上，有时甚至在不同的厢房里。吸烟室肯定是只为男子们准备的；而晨练室主要供女士们使用。整个房子被分成绅士和女士的不同区域，而大厅是他们会面的场所；花园是两性会面的又一个理想场所。19世纪30年代能住上埃格巴斯通别墅的朴素抱负已经变成了：地主阶级拥有雄伟的哥特式建筑的梦想。
在1820年，卡罗琳王后被认为是无辜的。就在同一年，伯明翰的珠宝商詹姆斯？勒克科克和他的妻子及一双儿女搬到了埃格巴斯通。在那里，他从卡尔索普手里买了一块地，然后自己盖了一座小房子。他按自己的梦想来建这个家，它“小而舒适”而且“规模和花费都被控制在中等的范围内”。他把土地分成两块，然后把另一座房子当作投资给租了出去。在他自己的住所，有他想要的所有东西。他亲自来设计房子和花园，那里风景如画，独立的设计，十分迷人；方向是朝南的斜坡；土层很厚，而且十分肥沃；整个农场很快就变得非常美丽和完美。在花园中，他种上了七叶树和花杆火。除了种蔬菜之外，他还挑选了黄花九轮草、毛地黄、雪花莲和百合。这象征着他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因为在这个时期，君竹和康乃馨等花是与手艺人联系在一起的，而大丽菊则过分俗艳且价格昂贵。勒克科克的花园里用刻有家庭和谐的文字的瓮来作装饰，花园深处的水渠被掩藏在树篱下，看上去像是一条小河。在科姆格洛夫，他认识了极端的幸福，他对退休和远离欺骗非常满意，“我有幸拥有了这样一个天堂。”
在那里，勒克科克继续着他的时光。他做园艺、写书、会见朋友，为伯明翰一位论派组织修建一座主日学校的校舍，参加改革会议，并且继续发挥其作为活跃的公众人物的作用。他曾病得很重，并十分害怕死亡。作为一位充满热情的业余诗人，他很勇敢地以妻子的名义为自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以妻子为第一人称写的，诗中列举了她会怀念的好丈夫的一些品德。
几乎没有丈夫会以妻子的名义来歌颂自己。然而，勒克科克的生活和梦想得到了无数心灵的回应。19世纪中叶，在英国人的想象中，家应该是个快乐的地方，但男子和妇女所体验的快乐是不同的。男子可以把关心、焦虑和对公众生活的满意与家特有的魅力混杂起来；而妇女很少会有这种两重性，家是她们的全部，是展现她们温柔的天然场所。
米歇尔？佩罗
林斯？亨特
卡特琳？阿尔
成功的家庭（1）
法国革命曾经尝试通过重新调整空间、时间和记忆来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和重新塑造一种生活体制来打破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界限。但是，这项伟大的工程却因为一些个人的反对而夭折了。事实证明，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比法律还有威力的。
革命经历给当时的思想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本杰明？康斯坦特、乔治？桑德和埃德加？齐内特不断进行思考的原因。法国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他们以及公民的生活，而在哪些方面却是改变不了的呢？桑德描述了贝里的农民是怎样坚持使用他们熟悉的“tu”（法语中“你”的俗称），而拒绝城里“年轻先生们”的好心的，这些资产阶级的新成员因为曾经称呼桑德的祖母，一度高贵的都旁夫人为“你”而感到自豪。康斯坦特强调言行自制的重要性：“在那些日子里，我听到了最激｜情洋溢的长篇演讲；我看到了最气势壮观的*，我见证了最神圣的誓言。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为了避免争论，国家认为这些活动只是仪式，并参与其中。活动结束，每个人都回到了家，先前的想法和承诺也随之结束。”
康斯坦特的这段观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公有和私有的关系是所有革命后政治理论关注的中心。如何定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当自由主义和“无形的手”继续保持经济思想中一些流行的想法，即对18世纪的成功心满意足时，政治思想家们却感受到了如何界定“私有利益”和应该怎样组织这些“私有利益”的必要性。当时最新的政治主张大概就是把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生活发挥着一项本质的、规律的功能，它扮演了“隐藏着的上帝”的角色。
这个主张在欧洲得到了公认。《凯瑟琳的大厅》描述了在19世纪初的英国，福音派新教会者和功利主义者是怎样同时阐述他们关于家庭生活的观念的。在公众社会，本瑟姆的“图解”通过父亲威严的注视，说明不管是上帝指派或是依照理智 ，父亲就是家庭的主宰，是每个家庭成员的主人。
关于私有和公有之间有相似之处的观点，哲学家黑格尔或许阐述得最为全面。在《权力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