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陈接过一看，傻眼了。
这是一份寒雨迷蒙集团在新直辖市的投资意向。数目很大，达到数百亿美元。
但是，关键不是这份投资意向的数目太大，而是这些投资意向指向的方向，明显不是一家私人公司应该干的事情，那些都是政府应该做的，因为这些都是公益性质的投资。
这第一个意向就是斥资大约100亿元人民币组建巴渝航空公司。严格的说，这还有一些投资的样子，毕竟，一个航空公司还是能够赚钱的，要是运作得好，更是能赚不少的钱。
但是这后面的就不像是一家私人公司该做的事情了。
第二意向，寒雨迷蒙集团和政府，采用BOT方式，建设前些年被搁置的丹兴舟白机场。如果说采取BOT方式建设一个机场也勉强能说的过去，但是这机场的建设投入的资金，却是明显的使得这个机场将不会带来任何利润，因为它的预计投资将超过1000亿人民币！
第三个投资意向更离谱，那就是寒雨迷蒙集团斥资200亿人民币启动新直辖市乡村小水利计划，计划在未来的五年内在市内除长江干流外的其他支流建设中小型水电站，并配套建设土地灌溉、农村居民饮水的相关工程。这个，已经可以说是慈善工程了。
第四个意向也是明显的没什么利润的投资，寒雨迷蒙集团宣布为配合丹兴地区建设舟白机场的计划，斥资1000亿人民币建设丹兴至重庆的省内高速公路。虽然同样采用BOT方案，寒雨迷蒙集团也拥有高速公路27年的经营权，但是，即使是再来27年，能够收回1000亿的投资本金吗？要知道，重庆市到丹兴，沿途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第五个投资意向，还是一个筑路计划，只不过是变成了铁路，寒雨迷蒙集团投资1000亿人民币，建设重庆市至丹兴的渝丹铁路，这是一条高速电气铁路。
这些投资，无疑对渝东南乃至整个新直辖市的百姓来说，无疑都是真正的民心工程。但是，却不应该一个私人公司的手笔，因为寒雨迷蒙集团不是一个慈善机构。
如此的投资，让曾垂普觉得这完全是儿子在以经济上的牺牲换来他的仕途上的发展。这让作为人父的他情何以堪？！
小陈也很迷茫，这样的投资，真的看不到任何利益所在，明显的是赔本赚吆喝，这不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应该做出的选择。如果要找出一个理由，那么就是他受到了威胁，或者是以别的利益来交换。
到了曾凌风这样的位置，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可能的原因了，那就是政府拿了其它的利益来交换。
再联系到自己老板在这一段时间内不正常的仕途上升趋势，答案已经跃然纸上。
小陈也不由得为寒雨迷蒙集团的财力震惊。加上前面在丹兴的总部建设工程，这些投资超过了4000亿人民币。按照汇率来说，这就是500亿美元的资金了。而且，这可是真金白银，不是股票，也不是不动产。拥有这么多的流动资金，那么，可以想见，寒雨迷蒙集团的资产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曾垂普决定和儿子谈一谈。
曾凌风对于父亲的来电是早有预料，毕竟这些投资，看上去真的像是傻子做出来的一般。不过，曾凌风早有说辞，而且，他做出这些投资也不是完全出于为父亲开道和回馈家乡父老，更多的是从经济利益出发。
的确，渝东南地区因为地形的限制，不管经济怎么发展，都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前途。但是，在经济方面没有发展前途，在别的方面可就不是如此了。渝东南地区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优美的自然风景，这是发展旅游的最大资本。
另外，曾凌风自己的寒雨迷蒙集团的总部落户丹兴，而丹兴和外界的交通却是很不便，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需要畅通交通的社会，寒雨迷蒙集团不能因为地理的原因而与世隔绝，那么，投资交通就是必然的了。这一点投资，虽然看上去数目很大，但是对寒雨迷蒙集团来说，也就是一点毛毛雨，不用说能够在经营上赚回投资资金，即使真的在道路的运营上一分钱也收不回，也没什么，因为曾凌风的利益着眼点不在于此。
寒雨迷蒙集团如今要在国内发展，那么必定要和国内高层以及新直辖市高层打好关系，很明显，这样的投资正是最好的方式，这不但造福了一方百姓，更是为寒雨迷蒙集团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
只是，对于这些，曾凌风也不能明说，只能是告诉老爹，他不会真的做赔本的买卖，让他放心。而且，曾凌风也相信，自己的老爹只要好好的想一想，这些事情他肯定是哪能够想到的。
曾垂普虽然对曾凌风的解释不太满意，不过也没有再问下去。而且，正如儿子所说，只要好好运作，收回成本是不成问题的。对于渝东南地区的旅游资源，他还是相信这里面的潜力的。倒是对于曾凌风心中的政治资本这样的想法，他没有想到，因为他对于曾凌风的商业帝国还没有一个具体而清晰的认识。
第三十五章 小水利计划
既然儿子说了他不会做赔本买卖，那么肯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曾垂普也解开了心结，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他不得不承认，曾凌风的几个投资意向都是真正的有大功利的，而且，这大功利还是面向最基层的百姓。
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农业史，就是一部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历史。
建国之初的农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950年，根据“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国家作出了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的决定，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以治淮工程为起点，新中国在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本世纪50－70年代，我国扭转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就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可以抗旱，二是可以防洪排涝，三是可以改良低洼易涝的盐碱地；并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名言。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60－70年代，在农闲时，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这些在农村村边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只可惜从此之后的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吃那时的老本。
80年代后，国家对农民最重要的沟塘渠堰却被忽视。这么多年下来，许多乡村的贮水设施都已被注淤平了，起不到贮水的作用了。
80年代之后，“沟塘渠堰”被遗忘。广大农村曾经水质清澈、维护良好的水塘与灌溉系统，由于无人组织，单户农民也无力修整河塘与灌溉系统，因此年久失修而积满淤泥，成为臭水沟或者完全干涸。这些原因，导致1990年代以来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成灾率不断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全国大面积的耕地重新回到靠天吃饭的历史，一旦碰到干旱，则无能为力。
对于这样的局面，曾垂普也有认识，也是非常忧心的，出身农民的他自然清楚这其中的危险。只是，对于这样的情况，他却是无能为力，也只是在他的辖区丹兴做了一些尝试。
而作为重生者的曾凌风对这样的情况更是忧心如焚。
曾凌风的前世是经历过2010年的那次西南五省的大干旱的。
当时上万座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库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中国的农田水利工程多数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设施老化、功能衰退。
我国地处亚热带季风区，虽然有干旱和湿润的交替，但气候干旱可能长期存在，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抗旱防洪排涝是解决水资源安全的途径，水资源高效利用是水利（电）建设的目的。
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南涝北旱的自然格局，水利建设和水资源高效利用应该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长期进行固定投资，并进行水利建设和农田节水灌溉建设立法，以彻底解决靠天吃饭的局面。特别是将南水北调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特别是大西线调水，作为未来百年的发展目标，让我国有70％－80％的耕地可以实现节水灌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抵御干旱和洪涝灾害，平衡人口增长、土地面积减少、粮食需求增长的矛盾。
南方地区降雨量大、气候湿润，群众靠天吃饭的意识根深蒂固，患（洪）水害的意识高于抗旱节水的意识，对水资源高效利用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工程节水、农田节水建设不够重视，节水灌溉公司和企业少。
同时，南方多为丘陵山地，降雨多，水土流失严重，山坡地土壤瘠薄，抗旱能力差；许多地区为石质山地和喀斯特地貌地区，蓄水能力低下，不比我国北方土层深厚，储水能力强，土壤水库的作用大。许多地区是山下江河四季长流，山坡上季节性干旱缺水。此外，南方地区抗旱节水植物种植面积小，抗旱节水研究力量比较薄弱。
大江大河纵横交错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由于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不均、复杂的地形地貌和脆弱的水生态环境，使水资源丰富的中国西南地区长期面临严峻的水资源挑战，历史罕见的干旱气候更使这一区域多年积聚的水利矛盾暴露。那场历史罕见干旱再次警醒，必须加强水利建设，特别是中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农田灌溉网络工程，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水利系统顺应改革形势，在农业灌溉水利体制变革上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也取得一系列可观成绩，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农业水利在投入机制、管理机制的深层变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在一些根本观念乃至理论上，实现了突破。
对于如何使我国农村水利走出困境，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农业水利、农业经济，有利于农民的基本生活、生产，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必须肯定的。
目前，一些体制改革的方法与试点，还面临不少具体的困难。这是因为过去我国的农业水利体制，不仅是新中国计划体制的产物，更是几千年传统农业水利文化的产物，不要以为简单地形式地搬走了计划体制，就自然而然带来一个市场经济的春天。
诸如防洪、灌溉等中国的水利，基本上是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和政府组织行为，将其退化为简单的企事业运作，难免损伤民众、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农业水利的过去和现状，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实际国情的必然。在建设和管理体制上的重大变革，不能忽视深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
马克思说过，我们在谈到水时，是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水问题是如此，中国的也是如此。综观几千年中国水利史，不了解土地制度的变化，就不可能懂得水利兴废的真正奥秘。现代的土地关系的变化，必然也影响水利兴衰、体制的变化。农村土地依然分散，小农的水利就很难实现组织合作与现代化。
县镇和农村今天面临的是，基层政权和管理体系的松弛与瓦解，而历来中国农村的水利组织、管理是与基层社会管理、基层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些以灌溉、防洪为主要农事的地区，这些水利组织往往是农村社会和政权的维系纽带。如果脱离了基层政权，脱离基层社会组织去谈水体制的改革，就变成一个无根基的纯技术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的实情下，脱离政权和基层社会管理纽带，就没有真正的改革，也很难有农民自组织的水利。
曾凌风记得，后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如果能够从上千亿的水利资金中拔出600亿专门用于粮食主产区的沟塘渠堰建设，既可以增加1000万的农民就业岗位，又可以进行“贮水于民”的工作，既能提供就业岗位，又能使国家未来粮食安全有了长久保障，也不致于屡屡抗旱了。而此时国家尚致力于经济建设，用于水利建设的资金非常有限，那么对于农村小水利的关注就可想而知了。
回想前世那空前的干旱天气，虽然重庆并没有受到像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那么严重的影响，但是还是因此遭受了不少的损失。未雨绸缪，曾凌风希望通过他的一点努力唤起人们对农村小水利的重视。在曾凌风的这个计划完成后，重庆的农村的生活状况必将有很大的改善，邻省见了效果，效仿的可能性将会很大，那么曾凌风也算是为那些可能受灾的人们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