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社党当然是顽固守旧的敌人，而政府对旗人采取一些优惠政策，甚至可以组织一个和平的、倾向政府的组织，与之争夺旗人之心，尽快使国家安定，也未尝不是一个策略。
锡良陷入了长长的思索，好半晌才缓缓睁开眼睛，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眼睛里射出了厉色。
“好，为满人日后着想，为还在京城的皇上和太后安危着想，我愿与革命党接洽。”锡良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大清虽然完了，可我绝不能向昔日的奴才，如袁贼、曹琨、姜桂题等叛逆投降。”
这不仅是个选择，还涉及到了体面问题。革命党对满人还算是仁慈的，向他们投降，或许以后能对满人好一些。当然，宁予外人，不给家奴，这条祖训也在起着一定的影响。
增琪暗自松了口气，又继续说道：“革党虽与兄在西南交战经年，但份属敌我，本无仇恨可言。革党对兄的清廉公正还是很钦佩的，愿委兄以旗人安抚使一职。如何引导旗人自食其力，还望兄把各项措施写出来，临时政府将尽财力、物力、人力相助。”
锡良稍有些意外，愣怔了一下，说道：“我的身体不行了，增祺老弟，此职便由你担任吧，总要让咱们满人不致有冻饿之苦。至于临时政府的好意，我心领了。现下东北形势不稳，日俄图谋不轨，请临时政府速增兵将，以定东北大局。”
作为满人中的能臣，锡良在热河、西藏巴塘、云贵等地任职时，都能严吏治。肃军制，清理财政，整顿盐务，筹办八旗生计，成绩十分突出。
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兼任热河都统后。他当地利权外溢、财政艰窘的困境。为挽救日益危急的局面。锡良多次上疏朝廷，提出了以开设银行、移民、设治、分防、通道等内容为主的解决东三省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方案。
不仅如此，锡良还意识到当时的东三省由于不能掌握铁路扩展利权而受到日俄侵略者的挟制，这就意味着东三省的实权实际上已经被外寇所控制。这是关乎国家主权的大事，锡良于是向清廷提出了向美国借款的建议，这样做既解决了清廷无力支付修路巨款的问题，又在势力上牵制了日俄的嚣张，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由于清廷的导致机密被泄。此举最终未得以实施，锡良为此忧愤交加，旧病复发。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迅速地衰败下去。锡良深知局势已定，此时再多的辛勤努力和实干也无法阻挡封建政权的灭亡了。
内忧外患日危一日，而他为东北边防所作的策划，大都不能实施，而朝政日渐败坏。民心日渐离散，又无法挽回。锡良灰心已极，多次托病请求离职。
而且，在病中锡良拒绝医治，拒绝服药。历史上，再有两三年，他便因病而亡了。
“心病可医。身病亦可医。”增祺叹息着劝道：“要想满人日后无虞，必须要朝中有人。临时政府并不排斥满人为官，他们已经派人联系寓居天津的端方，还有锡良兄，都是咱们满人中的能员干才。如能任职，岂不能挽满人声势，能于汉人中抬起头来。”
“这样啊——”锡良陷入了思索，是忠，是义，是守大清的孤臣孽子，还是不惧毁谤，勇于担当，为陷入低谷的满人撑腰谋福，这真是两难的选择。
“五族共和，在政府中，满人应有一席之地。”增祺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端方被委为皇室维持会主办，为了皇帝和太后，还有众多皇族，我想他是会接受的。锡良兄，你不是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而是为了咱们满人日后生活，又有何惧呢？象弈劻之流，与袁贼勾连，又贪墨无数，国事败坏，全是这帮人搞的。现在却抱着富可敌国的家产跑到天津做寓公，不管满人死活，还装模作样要守孤臣之名，真是卑鄙无耻。”
锡良哼了一声，表示对弈劻的鄙视和不满，但还是矛盾心理，未做决择。轻轻叹了口气，他缓缓说道：“让我再想想，再想想吧！”
增祺沉默了半晌，小心地提醒道：“我在天津见了陈文强，他给我拿了两份文件看。一份是成立安置机构，请满族亲贵王公出钱建一个公司，对外进行投资，或铁路，或商业。投资收益除给股东分红外，剩余部分既为贫困满人提供经济帮助，亦为皇室提供更多费用，使皇上和太后生活安乐。”
锡良轻轻点了点头，说道：“陈文强对洋务娴熟，投资经营还是有把握的。此举合情合理，比李自成入京追赃入饷更高明。那些贪腐之辈，坏了朝廷，也该有所偿还了。另一件文件呢？”
李闯王入北京，将皇亲、国戚、高官、太监都抓起来，痛快献银者，立刻放人；匿银不献者，大刑伺候。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追索赃银助饷的惨烈史书有载。有的官员甚至生生被夹棍夹裂了脑袋，脑浆流出而亡。
临时政府缺钱，但还要安抚好满人，只好借少数人的钱来生财，说得很动听，但锡良岂会看不到其中的内涵。
“另一份文件——”增祺犹豫了一下，说道：“肃王与日人交洽勾结，欲来东北联络满人和蒙古王公，建立满蒙王国，拥立肃王为帝。”
锡良吃了一惊，霍然睁大了眼睛，斥道：“糊涂！日人于东北早有觊觎之心，什么满蒙王国，还不是日人控制。肃王甘为傀儡，遗祸于满人，更会牵连皇上与太后，真是利欲熏心，卖国求荣。”
增祺听锡良如此说，心中暗自松了口气，说道：“临时政府已经获悉此事，袁世凯也应该有所耳闻，肃王若动，其祸不免。”
“我知道你的意思。”锡良苦笑着摆了摆手，“孰轻孰重，我还是分得清的，更不会与肃王搅在一起。估计我这番表态，也能免了杀身之祸吧？”
增祺尴尬地一笑，说道：“革命党的炸弹和手枪，可是很厉害的。亡命之徒又多，不可不惧啊！”
锡良脸上露出疲态，增祺赶忙起身告辞。锡良又加挽留，将增祺暂时安置在自己官署，小睡了一会儿，来到书房，提笔斟酌，苦思冥想。
象锡良这样的满人高官是比较清醒，也是有些才干的。本来他已经有了拖病不治，以身殉朝廷的打算，但增祺所转达的信息，又让他的思想有了改变。
是啊，所谓的洁身自好、孤臣自守，真的就好吗？是不是很没有担当？锡良虽然号称清廉，但家产亦足够他生活，可其他满人呢？锡良可以想见，众多旗人因为身无长技而陷入穷困，食不果腹；众多旗人因为没有人在新政府中为他们说话，而地位低下。
端方，估计是会答应的。毕竟是顶着为皇上、太后着想，为广大旗人谋富的名义，能捞到好名声。那自己呢，答不答应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新政府总会找到愿意干事的满人，如增祺。
自己和端方一样，有能力，有抱负，就此隐居林下，还真是心有不甘。锡良又拿出增祺带来的文件资料，细细阅读起来。
有打有拉，有抑有扬，在陈文强的主持下，一张大网已行就编成，从稳定东北到安抚满人，他牢牢抓住了关键，抓住了人的心理。
既能治事，又能治人，陈文强的强项发挥得淋漓尽致，目光更是从全国，甚至国际上着眼。正专注于和谈的袁氏一方，显然落了下风，还不自知。（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五章改组政党，筹边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又是不公平的。在相同的时间内，办事效率、行事侧重、思维行动等各不相同，时间站在哪一方还真是不好预料。
第二轮和谈开始前，广州举行了复兴会改组大会，与会达两千余人，选举产生理事九人，宋复华当选为总理事，陈文强与黄兴缺席，但依然当选。
这次改组影响深远。当时选出的干部更是一时之选，这些人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学术，不仅当时是佼佼者，而且在后来几十年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局中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
宋复华确实是政党政治的天才，他有能力、有威望、有手腕，把这些精英粘合在一起，他具备这样的凝聚力和个人魅力。
此次主持复兴会改组，宋复华于历史上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后来复兴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利就是宋复华成功的证明。
正如历史上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一样，作为革命原动力的复兴会，经过改组后，挟革命的风雷，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已隐然执政坛之牛耳。革命后如春笋般冒出的大小党派，什么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等等，根本难以望其项背。
这意味着国会多数已无问题，无论是临时大总统，还是正式大总统，要想得到法理上的承认，就绕不开国会。而官员的任命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临时政府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将保持连续性，设计好的建设步骤也将按计划实施。
和谈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陈文强愈发显得精神焕发。
按照商议，袁系一方提出了各种面临的困难，力争定都北京。
陈文强起初并没有强辩，先是避重就轻。岔开话题。等到他基本探悉了袁方各人的想法，才开始了反击。
“北方不稳这是事实，临时政府也颇为忧虑。为了国家领土、主权不被外人借机攫取，临时政府愿意为袁先生分忧。”陈文强把话题转了回来，开始逐条反驳，或者说逐条说出解决办法。“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当年左忠毅公能抬棺入疆，收复祖国领土，今临时政府也将克服困难，效仿之。”
从明代初期翦氏子孙落籍桃源县枫树乡，诞生了“维吾尔族的第二故乡”，到左宗棠抬棺出征，率部收复新疆。湖湘与新疆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而向北方进军，则是临时政府所预定的计划，也一直在准备着。甚至西北军区司令已在内部获得通过，黎元洪主动请缨，要建立左宗棠或刘锦棠那样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
行军路线也已经确定，将沿着古老的商业路线，汉口—狄道州—凉州—兰州—安西州—哈密—乌鲁木齐。这一条商路相对来说比较繁华，人烟较稠密。筹集物资也比较容易。
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困难要比现在大很多，不管是路途遥远。还是资金问题，解决的办法总是有的。
提起新疆，就不能不说到“新疆王”杨增新，他在新疆人的心目中，毁誉参半。历史上，在清末民初这样十分动荡的年代。云南人杨增新竟统治新疆长达十多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杨增新字鼎臣、子周，号荩臣，云南蒙自人，清光绪十五年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在甘肃任职近二十年。因施政有方而声誉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颂其德。
清光绪三十三年，杨增新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布政使向该省巡抚袁大化保荐，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升任新疆阿克苏道尹。在新疆任职初期，杨增新便显示出善于谋划、机警过人、敢作敢为的才干。
为此，他深得袁大化的赏识和重用。1909年广州起义，掀起了巨大的革命的波澜，引发国内政局的剧烈动荡。其时，新疆伊犁民族分裂势力发动叛乱，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在即，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
杨增新长袖善舞，一边用怀柔手段进行收抚，一边大刀重锤，实施武力镇压。他靠较多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的起事，又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谈和达成统一，并逐渐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本。故渠魁首所当诛，而为恶不宜轻纵。”
新疆稳定之后，杨增新热衷于“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对临时政府和北方政权采取的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不问时事的老子的政治主张，对新疆人民采用愚民政策，认为民众能种种田，学点手艺就行，不要人们有知识和政治思想。
他对各族人民实行羁縻与牵制政策，先分而治之，后统而治之。他常说：对部下应“趋之以事而观其行，临之以利而察其廉。”杨增新不相信科学知识，他认为中国过去儒道佛学以及各杂家的书籍尽可以够用，不必向外人多事追求，最多学学制造枪炮、汽车或其他机器就行了。
而杨增新生怕军队串通犯上作乱，有意将新疆驻军的系统打乱，互不交往，各自为政。同时，军队的待遇低，装备差，缺少训练。如新疆陆军第1师，按编制应辖两个旅，实际人数只有一个团左右。该师师长蒋松林年逾七旬，白发苍苍，已是风烛残年。哈密、喀什、伊犁三地名义上各有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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