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的帮助后，可谓是大喜若狂，称之为“德国资本在和平战争中取得的重大进展”，德皇威廉更称之为“突破了英国对长江流域的独占权的伟大胜利”。
显然，陈文强在与青岛总督会面后，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促成此事，还意味着中德美联盟的构想充满希望。对此，德国政府立刻训令柯达士，为表示诚挚合作的意向，要尽最大努力达成协议。
陈文强通过探悉而放下心来，拿出钢笔，在协议书上认真地签字。
已经写了两个字，在柯达士情不自禁露出笑容时，陈文强突然停下了笔，想了想，抬头问道：“领事先生，我还有一个建议，虽然不影响这份借款协议的达成，但我想先说出来，看看贵国能否答应。”
“陈先生请讲。”柯达士咽了口唾沫，虽然陈文强说得让他不用太过担心，但他还是希望陈文强把最后一个字写完，或者尽快把什么建议搞定。
银行间合作，或者称之为互相担保，互兑互换。陈文强的建议便是德华银行与中侨银行建立伙伴关系，德华银行对于中侨银行发行的钞票，承认其货币信用并可在德华银行代兑；中侨银行呢，则愿意吸收德华银行资金入股，使其成为中侨银行的股东。
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合作，德华银行为中侨银行的货币信用担保，换来的只是入股，而不是控股，虽然在中侨银行中有一名董事，但话语权有限，肯定不会压过其他五名华人董事。
尽管德华银行有着浓厚的政府色彩，但柯达士对此建议也不敢轻易承诺。
“具体的事宜我很期待德华银行能派员来商谈，可这不是达成这份借款协议的必要条件，阁下更不要误解为是横生枝节。”陈文强大度地表示了对柯达士谨慎的理解，在柯达士有些不安的注视下，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柯达士情不自禁地长出了一口气，任务完成了。虽然陈文强在尽量淡化借这笔外债的政府色彩，给借款披上了商业外衣，德国也很配合地虚构出了一个民间财团，但实质是没有改变的。德国资本确实突破了英国在长江领域的垄断，随着粤汉铁路的修筑，在华中地区德国资本将会有更多投资、建厂等输出的机会。
“协议的达成表明了中德两国之后更广泛合作的光明前景，我国陛下诚挚地邀请陈先生能去德国访问，您将受到贵宾的礼遇。至于陈先生刚才提到的建议，我会努力促成，以使合作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柯达士珍而重之地将协议收起，与陈文强热情握手，又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谢谢领事先生，我对中德两国的——民间经济合作同样抱有美好的期望，并持乐观的态度。”陈文强同样微笑着善祈善祷，谁又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呢？
二十年贷款期，将来如果中美德三国联盟无法形成，或者利害关系使中国不能站到德国一边，那借着一战而黑掉德国的外债就是陈文强最好的选择。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对此，陈文强显然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中华传统的仁义道德不适于处理国际关系，陈文强也会比别人抛弃得更彻底。
而就目前而言，德国借助统一德意志的和平红利、巨额的普法战争赔款（普法战争德国获得50亿法郎赔款，约合14亿两白银，超过中国近代史上全部对外赔款和借款的本息总和）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休养生息之后迅速发展，二十世纪初已经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
在高速增长的经济背后，是德国被英国为首的老牌列强的抑制，争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地位便显得困难重重。而20世纪初正是德国的战略机遇期，其发展正处于最好的状态，理性的选择依然是和平崛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战胜英法财团，使资本进入英国独占的长江流域，德国上下视之为巨大胜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
第一百四十五章低估，再加条件
修建铁路本是仁政，但如同清末年间的种种改革仁政一样，在官僚机器的运作之后都成了猛于虎的苛政。
很简单，想雄起的清廷，却尴尬地遭遇了致命的“肾亏”——财政没钱。于是，发动民间的力量，打一场铁路建设的“人民战争”，就成为几乎唯一的选择。但什么事情到了晚清都变得似是而非，脱离了正常的规范。
比如铁路商办，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依然由上级指定，而非股东会推选。这样的性质便使得名为铁路公司，却有着政府背景，却能以公权力向平民征收租股、房铺租股、廉薪股等名目繁多的摊派，把广大百姓都变成了“股东”，却是被盘剥的“股东”。
四川籍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在呈送给都察院的报告中，便曾痛陈租股的危害。按规定，如果农民收入不足，只能纳粮而无力购股，则不可强行征收租股。但是，根据实际调查，州县官僚在征粮时，往往将租股以“铁路捐”名义先行收缴，然后才征缴正粮（农业税），贫困的农民因此总被安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以此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因此，农民“之视铁路不以为利己之商业，而以为害人之苛政”。
而中国的政治传统，官权一般只到县级政府，县级以下，真正说了算的其实是绅权，地方上的实力派。这些士绅们，一方面作为国家经纪人，协助政府维持治安、征粮征款等；另一方面作为民意代表，为保护和增进地方利益而与政府及其胥吏进行公关与博弈。
但随着大清国的新政和改革，传统的乡村社会面临着剧烈的变化，政府的权威越来越削弱。地方士绅们日益从政府的助手演变为对手。乡村的公权力被号称土豪劣绅的“盈利型经纪人”所取代，他们脱离了传统士绅阶层所受到的道义束缚，毫无顾忌地将手中的公权力演变为寻租牟利的工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政府，扯着新政改革的大旗。大肆谋取私利，中饱私囊。
根据一位回川奔丧的留日学生记载，因政府将收取租股的任务委托给农村的“痞子能人”，即土豪劣绅。这些人专以逢迎官长、欺压乡愚为事，征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计算，正好借此为收受贿赂、报复仇怨之手段。强大而毫无监督的公权力，为乡村的痞子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于是，在晚清轰轰烈烈的民营铁路建设中，“蝗虫”蜂拥出现。以湖南、四川两地最多。掌握实权的乡绅们上下其手，从农民那里敲骨吸髓所得，很大部分都被他们巧取豪夺，政府则背上了勒索的恶名，公共财政却并未得到改善。
就说张之洞花费双倍的高价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利权既没有归于政府，也没有归于百姓，而被“爱国者们”中途截留了。“爱国者们”将粤汉铁路公司根据省界分成广东、湖南、湖北三个公司。以满足三省各自“宁为鸡头”的愿望。三家公司“绅商意见不洽，总办又未能和衷。以致迭起风潮，时有冲突。最后则有查账之龃龉，开会之喧斗，种种扰乱，路工因之稽迟”，“董事结党盘据。欺吞冒滥，久为众股东所指摘，深虑万无稽核，将股东血本终至缺蚀”。
从来没有商人和士绅会如同晚清时的铁路老板们那样成天将拒绝外资的爱国口号挂在嘴边，也从来没有如此厚颜无耻的“爱国者”视铁路公司为发财工具。既不考虑国家建设，也不体恤百姓贫若。
陈文强起初并没意识到修筑粤汉铁路的艰难程度，准确地说，是他低估了，轻视了。但好在他有谨慎的性格，低估、轻视也不是完全的无视，所以他走得稳，没有犯冒进的错误。
随着各方情报的不断传来，有兴义堂通过江湖道上打探到的，有粤、湘、鄂籍的复兴会会员应总部要求搜集到的，有张之洞从官方提供的，还有通过三省立宪派头子做工作，由铁路公司的股东暗中爆料的。越是汇总，越让陈文强感到了棘手，越让他审慎小心。
尽管超出意料的艰难，但陈文强并不准备退缩，相反，他经过反复考虑，又与复兴会上海总部的人员反复商议，最后决定迎难而上，既修路，也将复兴会的势力深植于中国腹心——两湖地带。
要知道，革命最终是要靠暴力，靠武装，靠枪杆子的。而光明正大地建立起来的铁路巡警经过陈文强的运作，复兴会的渗透，成为可靠的革命武装是极有可能的事情。而筑路越是艰难，争取更大编制的铁路巡警也就越顺理成章。
而复兴会高层的组成也决定了在两湖地区扩大革命基础，甚至掀起革命，不会遭到很大的阻力，以宋复华（宋教仁）为首，一直是主张在两湖地区进行革命的，反倒是陈文强一直不肯全力支持。
时间的脚步匆匆跨入了一九零六年，首先是轰轰烈烈的立宪请愿运作告一段落，上谕中虽然对代表们的爱国热忱“深表嘉悦”，而且保证“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但还是以“国家幅员辽阔，国民智识不一，邃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安”为借口，拒绝了代表们的请愿要求。
在上海，因“会审案”而引起的抵英风潮正愈演愈烈，各个阶层的租界华人宣布实行无限期总罢工。如同几年前法租界的重演，公共租界虽然比法租界大上数倍，但此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更广泛，更有声势。大到各家商铺，小到佣人、车夫、小贩，在虞洽卿为首的甬商集团的钱财贴补下，在兴义堂的全力支持下，公共租界正在陷入混乱，垃圾无人扫、马桶无人倒、租车无人拉、果蔬无处买……
而就在离农历春节还差十几天的时候，陈文强又来到了武昌。拜见了张之洞，汇报了两个多月来的工作成绩，并把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资料、情报呈了上去。
显然，陈文强的资本运作是无懈可击的，中侨合资银行的支持，德国的借债。有些无疑将成为大清国引进外资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因为这是在经济合同上基本平等的谈判。
张之洞十分赞赏，频频夸奖，直到开始阅看资料文件，脸色是由晴转阴，并且越来越沉。虽然他已经痛感商办民营对铁路建设的巨大伤害，但如此触目惊心的情况，却不是他所能全部了解的。
陈文强静静地等着，面对辜鸿铭投来的询问目光。他只苦笑着摇了摇头。
啪的一声，许久之后，张之洞拍案而起，忿怒地斥道：“竟是如此顽钝无耻之小人而握路权，结党盘据，欺吞冒滥，一日不斥退，则路政必一日不得整理。其事至为可哀……”
陈文强看了看张之洞，并没有反应。只是等着，等着张之洞表示更有力的支持，给他更有利的条件。
发泄过一通的张之洞看到陈文强的样子，心中也明白过来，知道陈文强或是有了畏难情绪，或是在看他能拿出如何的决心和魄力。涉及到众多官绅。是痛下狠手，还是迁就安抚，陈文强最后能否接手粤汉铁路，显然还取决于此。
“文强，若由你来修路。当从何处着手，当以何法处置？”张之洞说话的措辞中带上了假设，他虽然想支持陈文强，但支持到何种程度，他还想得到确切的答案。
“先难后易，当从湖南入手。因湖南绅权最重，铁路公司管理最乱，兼收租股，关系到千万百姓。若不以雷霆之势平息，待恶官劣绅煽惑起愚民，恐怕群情汹涌，民乱难制。”陈文强停顿了一下，眯了眯眼睛，冷酷地说道：“似此等无耻贪鄙之徒，我以为不可迁就姑息，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抄的抄，不施酷厉手段，不足以震慑宵小，不足以抑制民乱。”
“杀一儆百未尝不可，但要有理有据，否则——”张之洞沉吟着，疑虑着，不肯轻易表态。
“若肯悬崖勒马，我也不介意放他们一马。”陈文强淡淡笑道：“难道大人认为我会滥杀滥捕？可若愚顽不灵，凶悍险诈，大人尚要怀柔，那请恕在下难以接手粤汉铁路。”
“外债借了，钱款贷了，文强怎能轻易罢手？”辜鸿铭在旁转圜道：“湖南绅权之重起于湘军，有军功护卫，盘根错节，处置起来不可不慎。”
“外债、贷款非要投于粤汉铁路，若搞其他实业，怕是收效更快，收益更多。”陈文强并不准备做出退让，语气依旧很强硬，“若大人有顾虑，我亦不能独担其责，陷入这潭深水而不能自拔。况且，我已经有了初步计划，只要大人首肯支持，也许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大人坐镇湖广，一为朝廷，二为百姓，除掉些刁绅劣监，施展一下铁腕手段，又有何妨？”
“把你的计划拿来。”张之洞脸色不善地向陈文强伸出了手。
“请大人阅看。”陈文强反倒是笑眯眯的样子，伸手掏出几张纸，双手递给张之洞，调侃道：“在这湖广，总督大人就是土皇帝，有何事摆不平？”
“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