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八日，张俊抵达濠州外围。
三月九日，淮西军团在濠州城内遭遇埋伏。杨沂中部损失严重。
三月十二日，韩世忠水师受阻返航；同一天，岳飞收到高宗皇帝的圣旨，要岳家军到濠州，协助张俊对抗金兵。
三月十六日，也就是接到圣旨的三天之后，当岳家军赶到濠州战场的时候。战场上已经曲终人散了金宋双方各取所需，很有默契地、欢呼雀跃地散场。
偌大的淮西境内，只有岳飞一个人捧着一大摞诏书发呆。
前思后想，对照此前诸此北伐，岳飞越想越怒，他看了看周围的岳家军将领，实在没忍住，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岳飞对天长叹，说道：“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
第二句，岳飞怒冲冲地对张宪说：“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第三句，岳飞指着董先说：“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
岳飞的后两句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的不中用；而第一句，冒头竟然直接指向皇帝。岳飞的郁闷和气氛，可想而知。
在这场战役中，感到郁闷的不止岳飞一个。还有淮北宣抚判官刘锜。
原因很简单，刘锜遭受到张俊的强烈排斥。
刘锜是上一人首相张浚的爱将。张浚下台后，刘锜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凄惨不堪。后来刘锜在顺昌独得大功，引起了淮西方面诸将的极度。
《宋史。刘锜传》中的记载是：“锜以顺昌之捷骤贵，诸将多嫉之。”
而刘锜也猜到了张俊的心思，在撤兵的时候，故意放慢脚步，独领自己一军，踽踽独行。
途中，张俊、王德、杨沂中等诸部合兵一起，热闹非凡。相比较之下，刘锜的八字军就显得分外孤单、冷落。
单单这样是不够的，张俊眼珠一转，竟然想了一个流氓的办法来恶心刘锜，顺带帮自己竖立威风。
这个办法就是，指挥自己的部下去抢掠刘锜的军中物资。
在张俊看来，刘锜是铁定不敢反抗的，毕竟他还要受张俊的节制。
但张俊想错了，刘琦虽然是个官二代，但意志坚定，宁折不弯。
对于张俊的挑衅，刘锜亲自出马，“擒十六人，枭首槊上”
张俊立威不成，勃然大怒，气匆匆地找到刘锜骂道：“我官居宣抚，你仅为判官，竟敢斩杀我的手下？”
刘锜神色自若地答道：“不知道是宣抚的军士，我斩杀的只是前来抢劫财物的流寇盗贼。”
张俊大声喝道：“被你追杀的士兵逃回来说，他们从来没有参与抢掠财物。”说完，还煞有介事的叫出一个士兵要和刘锜对质。
刘锜不屑一顾道：“刘锜身为国家将帅，如果有罪，宣抚当上奏朝廷，又岂能让我与士兵对质？”
说完之后，刘锜长揖上马而去，只剩下气疯了的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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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七十四章： 历史的拐点 （结局篇）
这次的淮西之战总算是落下了帷幕。
曲终人散，本来应该是松一口气，坐下来喝杯茶吃块饼干的时候。
没有人想到，淮西之战才刚刚过了两个月，南宋朝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绍兴十一年的四月十二日，高宗皇帝发出诏书，下令张俊、韩世忠和岳飞这三路宣抚使从速来朝议事。
这个命令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虽然宋金双方在淮西战场上的大战暂趋平息，但局部的战争还在持续不停。尤其是在西北的战场上，由吴磷完和颜撒离喝所联手主演的大戏还在高潮当中，宋金两军打得难解难分，好不热闹。
这种情况下，下一轮大规模的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高宗皇帝怎么会如此不顾大局，在这个关头把三位军区司令官召回行宫？
原因只有一个，此时秦桧已经与完颜兀术重新建立了关系，并得到他老人家的承诺………这回和议必成。
既然安全得到了保证，高宗皇帝自然要执行老赵家皇帝的传统规矩。
“杯酒释兵权”。
公平地说，南宋朝廷这次“释兵权”是全面性的，范围包括所有的高级军官，并没有针对特定的某人。
下至刘锜，上到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凡是拥有自己独立一支部队的，全部都是“释兵权”的打击对象。
因此，当自以为是的张俊主动配合秦桧，暗中谋害刘锜、韩世忠和岳飞等人，满以为秦桧会实现他的诺言：“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汝。”
到头来，秦桧让御史台轻轻一份奏章弹劾，便让他张俊打回原型。
可笑乎，可叹乎。
单单“释兵权”肯定是不够的。不管被罢免兵权的高级军官们心里服不服，朝廷还需要抓一个人出来“祭旗”。以示“杀鸡儆猴”。
朝廷最初的目标是刘锜，后来变成了韩世忠，而到了最后，朝廷针对的对象却变成了岳飞。
我们耿直的岳少保，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先救刘锜，再救韩世忠；但轮到他自己的时候，悲剧就此发生了！
风波亭的故事。大致如此。
实际上，恢复北宋皇朝时期的那种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是高宗皇帝和大部分文人士大夫们的愿望；几任的首相大人也担心战功日著的武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日以继夜地谋划着怎样解除武将的兵权。
从太祖皇帝赵匡胤和宋朝的第一位首相开始，打压武将、不让武将掌有实权、不让武将有机会造反、就已经成为朝廷的共识。
这也难怪，北宋之前五代十国的历史。全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只不过，真的需要把武将们压制得那么死吗？
算起来，在南宋高宗时代，解除武将兵权的呼声并不仅仅出自于刘、张、韩、吴、岳这五大司令官相互辉映的时代。
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在建炎四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当时有“两镇之重”节度使衔头的只有刘光世和张俊两人。
到了绍兴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
而当时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虎视眈眈。上书高宗，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权，恢复以文臣统军的传统，他呼吁说：“臣愿陛下深思熟虑，选择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钺，俾统六师。”
到了绍兴八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
高宗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从高宗皇帝对大臣们的回复看，在绍兴十一年中所发生的“释兵权”事件，很早就已经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时间表内。
皇帝既然有这个心愿，当首相的当然要积极贯彻落实，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为由，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但也因此引发了淮西兵变，他本人坐谪引退，第一次收兵夺权的行动只能草草结束。
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两人依旧想收夺武将兵权。
他们将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将的兵权，达到化整为零的目的。
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张俊，但因为秦桧回来了，赵鼎、王庶相继罢官，这一次收兵夺权行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无疾而终。
有第一、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从这个角度看，罢免张俊、韩世中和岳飞等三人的兵权，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
问题在于，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真的那么合适吗？
毫无疑问，宋朝是中国在古时的一个巅峰的时代。
整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国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之前的汉唐盛世比不上，后来的明清两朝更是大大不如。
诚然，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兴盛，是李家唐朝多年以来对世界的开放和包容的延续和结果；但是，宋朝孱弱的军事力量与她那超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无论是国家的税赋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又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宋朝与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的比较，其差距相当于如今的美国与墨西哥之比。
也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来说明宋朝军队的强大，比如在西夏战场的胜利，等等；只不过，身形庞大的美国居然被弱小的墨西哥倒逼，处处挨打受气。无论怎样解释，都摆脱不了弱者的身份。
其中的原因，就是这个可恶的“以文制武”的制度。
也有很多人把宋朝的孱弱归咎于缺马。
缺马当然是一个劣势，但是，这绝对不会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冷兵器的时代，没有任何一种武器或者装备能够决定胜利。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人。
天朝毛太祖语录中也有这么一句：“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那么，“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这个制度，又如何导致宋军军力的孱弱呢？
宋朝的军事体质大致可以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的安排，根据《宋史？职官二》中的描述：“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就这样，整个军队的指挥体系一分为三，相互制衡，也相互扯皮。
下层的安排，根据“更戊法”的规定：畿辅与诸州禁军定期更换驻地，目的就是以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
这种安排的结果，让整个军队的掌控权归于朝廷。而不会从属于某人。
只不过，朝廷是虚的，皇帝才没那么多功夫天天管着管那。
谁也管不了的结果，就变成了谁也不管了。
这种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公有制，或者可以称之为“官有制”。与天朝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和“大锅饭”相比，非常的相似。
“大锅饭”的结果。必然带来机构的臃肿、人员的腐败、效率的低下，等等。
当宋朝在军事上的高投入并没有高产出，反而处处挨打、受制于人的时候，保守和退缩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
所以。宋朝的军力与他的经济实力是完全不相称的。
从建康元年到绍兴十一年，时间长达整整十五年时。这在两宋时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里，皇室的力量几近于零，只能依靠社会习俗和道德的感召力来勉强维持统治。
于是乎，南宋朝廷对于各个武将们的发展只能听之任之，只要你能够坚持与金兵作战，只要你愿意打我宋朝的旗帜就行了。
这种放任武将军官们各自发展的结果，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自己的事情自己才会去用心下功夫。
从建炎元年的一穷二白，建炎四年的“巡山搜海”，到绍兴十年的“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只用了区区十五年时间，南宋朝廷对于女真金国的军事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承包制”。
在这个过程里，在南宋朝廷的各大军区之中，并不单单是岳家军一枝独秀，而是呈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西北的吴玠吴磷两兄弟、湖北的岳飞、长江口的韩世忠、淮西的张俊，都先后对金兵造成重创。
可惜的是，当形势稍稍稳定，南宋朝廷的皇帝和文官们就蠢蠢欲动，一心要恢复那个“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祖宗家法。
“承包制”只实行了十五年，就被朝廷“拨乱反正”了。
而“拨乱反正”的结果，自然也就恢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皇帝要压制武将可以理解，众多的文人雅士来凑什么热闹？
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
这就跟印度的种姓制度一般。
刹帝利虽然不满婆罗门的压制，却也不能让吠舍和首陀罗有机会逾越自己。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宋朝过后，中国明显走下坡路。
抛开短命的元朝不说，明、清、民国等等，明显的一代不如一代。
一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跳出来说什么“康乾盛世”。
别扯了，那只不过是中国问话最后的一点回光返照而已。
宋朝“尊文抑武”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其实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当手中捏着一大把资源，却又不能够对外开疆拓土，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躲在家中胡乱挥霍、醉生梦死。
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于是宋朝的理学家们就开出了一个药方。
………存天理，灭人欲。
从某个角度看，欲望是改革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动力。欲望没了，社会也就自然开始逐渐没落下来。
要记住，在此时的中国社会上，“尊文抑武”不单是皇室的祖宗家法，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上的“共识”，一种风俗。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对的，是理所当然的。
结果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