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现代的名词是“以战养战”，而岳飞把它称之为“资粮于敌”。
岳飞和戚方的兵力相差不远，都是一万多人，但是交手才发现，两军的战斗能力根本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戚方的军队一触即溃，完败于岳家军。
对上这帮如狼似虎的岳家军，逃跑是没有出路的。对于戚方而言，只有两个选择：投降或者自杀。
戚方选择了投降，不过他耍了个滑头，不向岳飞投降，而是逃到张俊的营房处向张俊投降，同时还献给张俊六千名精兵六百匹战马和金银财宝不计其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四：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时方引兵犯安吉县之上乡浙西江东制置使张俊以兵讨之或言上乡路狭不可行兵俊乃遣其将王再兴招之会统制官岳飞追袭其后方无路进退始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马六百匹所献金玉珠珍不可计时人为之语曰要高官受招安。”
这种摘桃子的行为其实是相当的恶劣。
张俊也知道自己的行径坏了规矩，于是在军中宴请岳飞赔罪。
好歹也是上司，岳飞到了张俊的营中，喝骂了戚方一通，然后与张俊相对一笑，就此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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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四章：打死也不出兵。
金兵刚刚退走，以文官为主的建炎小朝廷又经历了一场风波。而这场风波的主角是在高宗逃跑中立下大功的宰相吕颐浩。
江南地区重新得到太平，高宗皇帝和建炎朝廷自然是要收拾山河，重整旗鼓，恢复统治的秩序。
如何恢复秩序，关键的核心在于一个“钱”字。
连续几年的兵荒马乱，建炎朝廷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度越来越低了，很多地方政府和诸如漕运等地方势力越来越不听话，屡屡截留税收不上缴，给朝廷造成很大的困扰。
吕颐浩为人刚直性急兼且暴躁，即便是对着叛军的刀枪也敢大声叱喝，更何况如今是太平时日。
于是吕颐浩接连下了几道命令，实施“财源确保政策”，把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专卖，经制钱月桩钱等的征收管理，全部纳入朝廷的管制范围。
结果是，这些政策一出，引来了无数反对的声音。
站在朝廷的角度，吕颐浩的政策没有错，错就错在朝廷的管制力量太弱了，而且吕颐浩实施政策的手段也略显粗暴。
实在没办法，高宗皇帝唯有罢免吕颐浩的相位，把年仅三十一岁的参知政事范宗尹推上了宰相的位置上。
建炎四年五月，即岳飞收复建康府的当月，高宗皇帝依据宰相范宗尹的建议，陆续在淮南东酉路，京西南北路，荆湖北路和陕西的一角。划分成若干个小军区。每个军区设立镇抚使。管辖两个至四五个府州军的防务，并兼管民政和财政。
镇抚使是个新的名称，相当于唐朝的藩镇。只不过藩镇割据最为老赵本家所嫉讳，就换一个叫法而已。
这样的镇抚使辖区建炎朝廷封了约二十个，委任镇抚使三十余人这些地区大多是被盗匪土豪溃将摄官等所占据，朝廷的话语权不大。范宗尹认为，此种措置虽“稍复藩镇之法”，却是抵挡金兵的“救弊之道”。
其实。范宗尹的主张纯属消极防御性质，根本不是规划克复故土的深谋远略。
上述地区饱受战祸，经济凋弊，加之各镇抚使辖区不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即使是单纯的防御，也不可能有效抵抗金兵。
更何况镇抚使们的成份复杂，人心各异。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们或叛变投敌，或火并被杀。或战败牺牲，或丧失辖区。种种结局，难以概述。
这就是所谓“救弊之道”的历史见证。
在这场分封大戏中，岳飞也凭借他过往的功绩分到了一杯羹。
建炎四年七月，朝廷把岳飞提升为官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并任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从官位的角度，武功大夫比原来的武德大夫高一官，但按“双转”制度其实是半官，而防御使双比刺史高两官，岳飞的虚衔算是连升三官。
在这之前，岳飞也曾经给朝廷上过一个奏折，申请镇守淮河流域，因为淮河流域是金兵南侵入寇的必经之路。
朝廷关于岳飞差遣实职的新命，大约是考虑到了他本人“乞益兵守淮”的请求。可惜的是，朝廷已在淮南地区至少分设了八个镇抚使司的辖区，所余的地盘有限，便选择了通州（治静海，今江苏南通市）和泰州（治海陵，今江苏泰州市）作为岳飞的辖区。
岳飞能够分到这杯羹，除了自身的功劳外，也得到外力的帮助。
首先，以绍缉为首的大批江浙儒生不断给朝廷写信，推举岳飞；绍缉甚至跑到了宰相范宗尹的府邸中，为岳飞争取。
其次是张俊的推举。张俊之前接纳了戚方的投降，摘了岳飞的桃子，如今也乐得还给岳飞一个顺水人情，亦属正理。
作为当时宋朝军事的三巨头之一，张俊的说话还是很有份量的。
《宋史》卷三六五：张俊自浙西来，盛称岳飞可用。
能够成为诸侯，号令一方，其他人当然会志得意满。但是对于岳飞而言，这样的安排没什么意思。
原因很简单，通州和泰州地势偏僻，处江海一隅，不是战略要冲之地，这与他“乞益兵守淮”的本意其实不合。
于是岳飞给高宗皇帝上了份奏折，上面说道：“金贼侵寇虔刘，其志末艾。要当速行剿杀，殄灭净尽，收复诸路，不然则岁月滋久，为患益深。若蒙朝廷允飞今来所乞，乞将飞母妻并二子为质，免充通泰州镇抚使，止除一淮南东路重难任使。令飞招集兵马，掩杀金贼，收复本路州郡，伺便迤逦收复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故地。庶使飞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尽臣子报君之节如蒙指允飞所乞，即乞速赐指挥，亦不敢仰干朝廷，别求添益军马。伏乞钧照。”
这份奏章看上去正气凛然，充满了正能量。
“只要赐给我指挥权，我不要朝廷的一兵一卒，自行招兵买马，掩杀金贼”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豪言壮语！
问题是，从当时的政治现实出发，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言论，因为他捅破了朝廷的潜规则。
是的，宋朝是有不明文的规定，要一定级别以上的武将把家眷留在京师作为人质；但这是潜规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试想想，假如高宗皇帝批准了岳飞的奏章，那些儒生和臣民们就会说大宋的将领为了保家卫国出生入死不算，还要将自己的生身父母恩爱妻儿留在京师作为人质，那么皇帝岂不是昏君一个，要被万民唾骂？
如果皇帝不批准岳飞所奏。不就是说明皇帝不给岳飞报国的机会。会让包括岳飞在内的所有将士们寒心？
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喜欢看见的奏折。
想来想去。宋高宗只得给岳飞回复一封诏书，表扬他的忠义和勇敢。
之后，便没有了下文。
在宋朝的带路党以及诡异天气的帮助下，完颜兀术率领数万金兵，绕幸逃出韩世忠的追杀，逃回长江北岸。
但是，故事还在发展中，尚未结束。
原因很简单。金兵还携带着这次从江南地区抢来的大量财物。这些财物体积庞大，不用水路难以运回北方。
要走水路，必须经过两个地方：楚州和承州。
南宋承州天长军镇抚使兼承州知州薛庆，和楚州泗州涟水军镇抚使兼楚州知州赵立两将，刚好拦住了完颜兀术的归路。
为了使金兵顺利北归，金主吴乞买把主持淮南战场的元帅左监军完颜昌派到**来，接替完颜兀术，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一起主持突围。
而完颜兀术就被派到陕西去，指挥与宋朝的西线作战。
完颜兀术被调职的原因很简单，他已经被宋军的水师给打怕了。对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无法抑制。
完颜昌。本名完颜挞懒，是金国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叔叔盈哥的儿子，在他还没出生时，吴乞买曾经被他父亲领养过。
可以这样说，完颜昌是吴乞买的弟弟，完颜兀术的叔叔。
“新官上任三把火”，完颜昌刚一到来，便制定了先打扬州再取承州，最后包围楚州的连环计划。
真扬州镇抚使兼扬州知州郭仲威闻讯后，以不被逐个击破为由，约承州知州薛庆出兵共同迎放。
薛庆领兵至扬州，刚好遇上金兵杀到。郭仲威却临阵变封，听任薛庆在城外孤军作战。
薛庆兵败，奔回场州，郭仲威竟又闭门不纳。薛庆也是铁汉一名，奋战到底，力尽被俘，惨遭杀害。
而郭仲威最后见金兵势大，竟然打开城门，带着手下的士兵逃跑了，逃到了天长县境内按兵不动，阴怀顾望。
就这样，金军很顺利地攻占了扬州和承州（治高邮，今江苏高邮市），并包围楚州，形势十分危急。
当时的情况是，承扬二州已经陷落到金兵的手中，如果不尽力保卫楚州，则整个淮南又将全部落入金人控制之下了。
楚州告急，赵立给朝廷送的战报是一道接着一道。宋高宗心急如焚，马上召集诸大将与枢密院的官员商议。
在宋高宗君臣看来：韩世忠军新败，元气未复，而刘光世与张俊关系不睦，故出兵只能是非此即彼，只能挑选一个。
签书枢密院赵鼎想派遣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率军前去救援，因为赵鼎认为张俊的实力能够担此重任，可是张俊推辞不干。他回答是：“金国人刚刚增兵，完颜昌又是能征惯战之将，他们的锋芒是挡不住的。孤军奋战，只能造成危在旦夕的局面。现在我率军北上御敌，就象是用双手和老虎搏斗，这是亏本的生意，没有一点好处，我不去。”
赵鼎听张俊这么说，心里不痛快，连忙说道：“楚州是要冲之地，可以屏蔽两淮，如果不保护好楚州，那么两淮诸镇的腹心就得失去了。”
张俊不答应就是不答应，虽然赵鼎说出其中的利害，但坚持不为所动。继续说道：“援楚州是应该的，但是南渡以来，根本还未有牢固下来。保卫行朝的军队非常少，行朝并不安全，老百姓处在观望状态，心绪不稳定。这次御敌之战如果失败的话，民心会大乱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善后。”
二人就这样吵了半天，赵鼎没有办法，就向宋高宗说道：“如果张元帅害怕，不敢出征，微臣愿意与他一起去。”
赵鼎的这一招，已经是身为一个文官的压箱子的招数。
宋高宗还没表态，张俊便一跪不起：“皇上要是让我去守楚州，不但守不住，我部下几万人就全玩完了。坚决不去，陛下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去。”
宋高宗见张俊如此赖皮，也只好作罢。下诏命令什么仗都愿意打的岳飞去解楚州之围，而刘光世派兵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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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五章：孤军奋战
文人固然相轻，武将也都相互猜忌，这就是建炎小朝廷的现状。
搞不清究竟是建炎朝廷私下暗地挑拨，又抑或是武将们的自我避忌，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三位宋朝的军事巨头，一向是不能够和衷共事的。
在建炎四年的五六月，建炎朝廷曾经把沿江的防务重新布置过一次。九江一带，以朱胜非为安抚大使；由池州到建康，以吕颐浩为安抚大使；镇江以下，以刘光世为安抚大使。
刘光世既然负责节制镇江以下这一地区，他便上奏章给南宋王朝，请求把韩张二人的部队完全调离这一辖区。
建炎朝廷同意了刘光世的请求，而把韩张二人的部队调走之后，岳飞这个通泰镇抚使便莫名其妙地隶属于刘光世的管辖指挥。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高宗皇帝属意岳飞主攻，也要遵循朝廷的程序，下命令催促刘光世尽快出兵。
为什么枢密使赵鼎一开始要派张俊出兵，而不是刘光世？
原因很简单：刘光世太滑头了。
假如张俊答应出兵，那么张俊出兵的机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刘光世完全不同，身为钦宗时代宣抚都统制刘延庆的儿子，刘光世深谙保存实力的重要性，所以即便应允朝廷出兵，也极有可能敷衍了事。
赵鼎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高宗皇帝给刘光世连下了五道亲笔手诏的情况下，刘光世还是摆出了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派头。对皇帝的圣旨置若罔闻。
《宋史。刘光世传》中记载：时金留淮东。光世颇畏其锋。楚州被围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着五，竟不行。
最后，在枢密院发出十九道公文和高宗皇帝的最后一份手诏之后，刘光世才勉强有所行动。
高宗皇帝在这份手诏中有这样的字眼：“唇亡之忧，于卿为重。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战，庶使诸镇用命戮力尽忠。亟解山阳之围。”
皇帝明明要求刘光世亲自督战，但实际上，刘光世只派了统制官王德和郦琼，带了两千士兵过江拯救楚州。
王德和郦琼二人也知道，单凭自己这两千人去解救楚州之围是根本不可能。最终在淮南地区玩了几天武装游行，走走过场，就回营复命去了。
金兵打听到刘光世的援兵已退，对楚州的围攻更加的猛烈。
《宋史》卷四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