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胜非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几天后,他又设了一个小坑,对苗刘二人进行试探。
朱胜非给苗傅的幕僚张逵出了个主意,让他向苗傅和刘正彦建议,把王渊和那些内侍太监的家给抄了,那些**分子们那么有钱,把他们的财产分给士兵们,人人可以发财致富。
苗刘两人果然依计而行。但奇怪的是,在王渊和太监们的家里,竟然找不到多少财宝。
会不会是那些财宝都被苗刘两位大人私下吞了?又或者是王渊和那些太监其实都是清官,只不过是被人诬陷而已?
无论如何,苗刘的部下非常的不爽。心生怨悔之意。甚至开始有人擅自离队。做逃兵去了。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中记载道:(胜非)向张逵建议诱说诸军,掠取王渊及诸内臣家,人人可以致富。及掠索之后,所得不副所闻,人有悔意,数日来,小校有遁去者。
复辟和谋反其实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要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丝毫不能够有差错。于是乎,朱胜非决定再试上一次,方才有所决定。
这时候,宋军中公认最能打的韩世忠已经渡过了长江,出现在秀洲。
按照宋朝当时的惯例,重要大臣包括武将的直系家人,都必须留下京师,以此作为向皇帝表示忠心。
大家都是武官,苗傅当然清楚韩世忠的能耐,所以就把韩世忠的老婆梁红玉和儿子韩彦直抓进军营当人质。
于是朱胜非就去找我们的苗傅大人聊天。
在这段时间里朱胜非经常和叛军内部的各种人聊天。基本上随意出入,想见谁见谁。叛军都不把他当外人。
朱胜非对苗傅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把韩世忠推到对立面上去呢,做事情要看本质,其实你和韩世忠很像的,都是很能干又受压榨,应该很有共同语言才对。”
苗傅想了想,点头表示认同。
朱胜非继续说:“有再好的共同语言也要交流,要和韩世忠交流,谁能比韩世忠的老婆梁红玉更好呢?嗯,别瞪我,就算没效果,也只是送去一个女人而已……很大的损失吗?”
苗傅想了想,依然是点头同意…
朱胜非接着说道:“但是你不能这样就送出去,既然要示好,还要送点礼物,你何妨给梁红玉一些好处,也算是给韩世忠的面子……安国夫人怎么样?
苗傅想了想,又是点头赞同。
那天朱胜非离开军营,走在杭州大街上的时候,突然仰天长叹了一声——唉,这俩货真是太差劲了。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中记载道:苗傅闻韩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义郎亮于军中以为质。硃胜非闻之,乃好谓傅曰:“今当启太后,招二人慰抚,使报知平江,诸人益安矣。”傅许诺。胜非喜曰:“二凶真无能为也!”
从这时起,朱胜非便开始着手谋划,如何尽快帮赵构复辟。
象朱胜非这样前去试探苗刘两人的应该大有人在。
毕竟当时苗傅和刘正彦已经控制了赵构,把握住朝政,甚至可以用朝廷的名义来发号司令任免官员。照理应该有很多人前来投靠才对。
但实际上,直到苗刘两人最终失败,他们身边都没有什么得力助手的出现,甚至是连自己的幕僚都被人所利用。
可能真的是这两个人太蠢了,能力太差了;稍一接触,无不望而却步。
试想想,假如苗傅和刘正彦能够在朱胜非的面前表现出一种超级领袖的能力和风范,让朱胜非为之折服,朱胜非会不会掉转头为苗刘二人效力?
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想了。
一句话………曹操不易当。
杭州城里,有宰相朱胜非等人在暗中谋划调度,等待时机。
而在杭州城外,吏部尚书吕颐浩和礼部侍郎张浚联手主持,召集了包括制置使刘光世御营前军统制张俊平寇左将军韩世忠在内的一众人等,发布讨伐苗刘的檄文,率领大军,向着杭州的方向杀来。
讨伐苗刘大军的前锋当仁不让,又是平寇左将军韩世忠。
既然号称宋朝最能打的将军,苗傅的弟弟苗瑀率重兵在临平(今浙江余杭)被韩世忠打败,就再正常不过了。
虽然吕颐浩他们来势凶凶,但皇帝一家还在苗傅和刘正彦的手中,投鼠忌器之下,竟然成了一个僵局。
这时候,苗傅的老朋友朱胜非又出手了。
这次朱胜非是以中间人的身份出现的,朱胜非劝服苗傅和刘正彦答应让赵构复位,然后让双方发誓,不去加害对方;为了让苗刘放心,朱胜非还主动提出,让高宗赐予两人免死金牌有了那么多的保证,苗刘两人放下心来,当晚就逃离杭州《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中记载道:颐浩等进兵北关。傅正彦见帝,请设盟誓,两不相害,帝赐金劳遣。傅正彦退诣都堂,趣赐铁券,胜非命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是夕,傅正彦引精兵二千人,开涌金门以出……遂遁。
完全想不到,苗傅和刘正彦两人在朱胜非的愚弄下,竟然把赵构这个最大的护身符给舍弃掉,换来一个没有约束能力的誓言和免死金牌对于这种笨贼,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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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一章:不能忍受之痛
赵构最终还是复辟成功了,重新当回他的高宗皇帝。
之所以能够顺利复辟成功,当然有赖于杭州城内外一众文武大臣的沉着应对齐心协力和同仇敌忾。
但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恐怕是在苗傅和刘正彦这两人的身上。
他们的应对太差劲了,准备也不够充分;归根到底,还是他们的能力太差了。
假如换一个对手,换一个能够统筹全局洞察细微的对手,最后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
读历史的好处,在于历史既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作为参考,又允许读者自己去发挥想象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这就是读历史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技术上分析,苗傅和刘正彦所发起的这场反革命叛乱实在是搞得太糟糕了,根本不值得详细研究。
但是,这场叛乱的结果意义重大,直接影响了宋朝的历史进程。
首先,有四个中低层干部浮出了水面,成为了高层人士;其中有两个更是进入了权力的核心阶层,成为了建炎皇朝的领导成员。
先是两位大将军。
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为武胜军节度使,充御营左军都统制;御营前军统制张俊为镇西军节度使,充御营右军都统制。
宋朝的节度使可是相当于天朝的军区司令员,实权比位列三公的太尉还要厉害。可以说是每一个武将的梦想所在。
如今多了韩世忠和张俊两个节度使。再加上先前的刘光世。宋朝军事三驾马车的局面开始形成了。
之后是宰执换届。
朱胜非在平叛之后第一时间提交了辞呈,说自己兵变前没能提防,兵变中没能自杀,实在是不大纯洁,尤其是还和叛乱分子多次闲聊,显得立场小有摇摆,他提请组织严肃处理自己。
赵构表示赞赏,把朱胜非同志表扬为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好干部。
朱胜非暂时下放,接替他的是吕颐浩和张浚。
吕颐浩,这个在地方上历练了多年的老干部,又当过户部和吏部的一把手,如今终于可以登上宰相之位,可以一展身手了。
相比起吕颐浩同志的一步一个脚印,张浚同志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从中书侍郎,连升数个级别,直接提升为知枢密院事,简直就是奇迹。
这一年他只有三十三岁。宋朝自从寇准以来,再也没有比他年岁更小的核心领导成员了。
这还不算什么。再看看张浚同志的另外一个实缺职位………张浚宣抚川陕,许便宜行事。
也就是说,他是四川陕西两地实际上的主事人,军政大事随他心意,想怎样就怎样。这是一个无与伦经的权力,纵观此前宋朝一百七十多年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这样显赫过。
这一个职位,其实是张浚主动向高宗小皇帝申请得来的,但是在这一刻,没有任何人会来嫉妒于他。
因为这个时候,陕西四川两地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看地势,这两处地方位于长江的上游。自古以来,欲占东南必先攻占西北;之后沿着长江顺风扬帆直下,整个江南地区难以抵挡。
张浚在这种时刻主动要求去西北,将很快与金军决战于第一线,在当时而言,他的眼光之准,魄力之强,爱国之忠勇,都是首屈一指无人可比的。
此次的西行,壮怀激烈豪气满天。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哪怕是再反对他的人,都承认他绝对有着与金人不共戴天之志。
是的,张浚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在这一盘棋中,张浚守住川陕之地,张俊刘光世护卫武昌,韩世忠镇守淮东;如此一来,长江的上中下游三地相互呼应,进可攻退可守,可以确保高宗建炎皇朝的安稳和长治久安。
在《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中有以下的记载:初,上问浚以方今大计,浚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别委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驾来武昌,张俊刘光世从行,庶与秦川首尾相应,帝然之。监登闻检院汪若海亦曰:“天下若常山蛇势,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帝是其言相比起张浚这些新扎师兄,世界的焦点仍然还在高宗皇帝的身上。
此时的赵构刚满二十三岁,是天朝众多大学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的年纪。
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赵构经历了溃败追杀丧失性能力政变被逼退位等一大堆人生惨事,实在是衰到了极点。
痛定思痛,让小皇帝认识到了一些自身的问题,变得懂事多了,比如说他又再一次下了罪己诏。
这回重写,小皇帝的态度前所未有的认真,说了些实在话:“……昧经邦之远图,昧戡乱之大略,无绥人之德,失驭臣之柄……当深自修省,悔过责躬,逆耳忠言,钦而必受。”
他说自己不懂怎样经理国家,不懂镇压叛乱的办法,没人品没人佩服,臣子们都不听他的了,以后什么都改!
做出了一番非常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高宗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临时首都从杭州搬到江宁,并改名建康。
迁都是必须的,因为在杭州城中,还确定不了有多少苗刘二人的同党,而皇帝追求的是百分之一百的安全。
谁知道这搬家竟然搬出了祸事。
舟车劳顿,纵然是百般呵护,高宗的独生子赵旉还是生病了。
全皇宫里的人小心翼翼地侍候,提防出错。
真是越怕鬼就越见鬼。恐怖的墨菲定律这时又一次证明了它的准确性。
一个宫娥一脚踢翻了一座鼎。惨了,铜鼎撞在砖地上,成年人都会吓一跳,何况是病中的小孩子。
只有三岁的赵旉当场吓得抽搐,赵构大怒,命人把那个宫娥拉出去立即砍了。结果屋外边人头落地,屋里边他儿子也咽了气。
赵构死儿子,等同于寡妇死儿子,这下子彻底没搞头了!他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好几次在宰执们面前嚎啕痛哭。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中记载道:太子病未瘳,有鼎置于地,宫人误蹴之有声,太子即惊搐不止,上命斩宫人。少顷,太子薨,年三岁。诏辍五日朝,殡金陵之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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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二章:乞哀书
高宗小皇帝坐在建康的临时行宫中,思前想后,百感交集。
为了登上这个皇位,小皇帝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包括被人追杀被人绑架被人胁迫被人逼着发假誓等等,追后连自己唯一的一个儿子都弄没了。
关于自己儿子的死亡,别人不知道,高宗心里却是明白得很。
当初苗傅和刘正彦逃离杭州之前,曾与高宗一起发誓,相互不加害于对方,否则断子绝孙。
高宗皇帝何等人也,苗刘两人后脚离开,高宗马上命令韩世忠在后面追杀,斩首示众,狠狠除了一口恶气……
问题是,高宗皇帝没有想到自己的誓言应验得如此之快,让人措手无策。
这样的生活何时才是个尽头?还不如投降给金人算了,免得以后的生活老是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
于是乎,我们的高宗小皇帝提笔疾书,给金兵的元帅完颜粘罕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亲笔信。
这封信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宗皇帝《乞哀书》。
但是,这封《乞哀书》的内容,在宋史中居然没有记载。
几经周折,这封信的内容终于在宋朝李心传所撰写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中被发现。全文如下:致书左副元帅宗维略曰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鳃鳃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故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谨按十一月丁卯诏书云在建康遣杜时亮其为书指曲尽哀祈恐即此书也国史拾遗与元帅书八月日谨致书国相元帅阁下某昨遣洪皓输恳切之诚惧道涂梗塞或不时布闻则又令崔纵进书御者既遣使者于庭君臣相聚泣而言曰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之搏僬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