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怀抱着江山社稷的齐王殿下，也成了权力的奴隶了，这样的变化，焉能不让高逸伤心。
“殿下，您的苦衷，我能理解，可是，可是万一李承祯丢失了克夷门，蒙古人长驱直入，兵临中兴府城下的时候，该如何是好？您这是用国运在做赌注啊！”高逸叹息道。
李遵顼耐心的听完高逸的话，脸上一丝儿的表情变动也没有。
等着高逸发完牢骚之后，他才缓缓的说道：“蒙古人劫掠成性，他此番攻我土地城池，大概也就是为了些许的金银财富，要是能借着他们的手，铲除掉李承祯这个祸害，就算克夷门丢失，咱们只需付出一些金银珠宝就能换取蒙古人退兵。等到蒙古人退走，这皇位，不就是孤来做？老将军知道，孤要是做了我夏国的皇帝，难道赔付给蒙古人的那些身外之物，还弄不回来？”
李遵顼话里话外，都透露出自信满满，是的，他笃定，蒙古人只消用金银就可以击败。
“殿下又怎么能保证蒙古人一定是为了金银珠宝来的呢？我观那蒙古成吉思汗铁木真，是个厉害角色，只怕他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这样的话，高逸只赞赏过两个人，一个是铁木真，另一个就是顾同。
高逸的话，让李遵顼一阵头疼，事实上他也不能确定蒙古人这次攻打西夏就是为了财富来的。不过早就料算好了一切的李遵顼，并不因此有所撼动，他故作深沉的向高逸保证道：“老将军放心就是，如果铁木真是为了我江山社稷来的，那么我就一定让他后悔，哼，三桃杀两士，或许最后都不用咱们出手，蒙古人都要自己退兵！”
李遵顼这样的笃定，着实让高逸摸不着头脑，可是他也知道李遵顼不是一个无的放矢的人，他敢这么说，那么就一定是有把握的。
在李遵顼和高逸对话的时候，克夷城内，当了两天大元帅的李承祯，正在做着一举击溃蒙古人的美梦，进而奠定他不世威名的美梦。
尽管来到克夷城中，大小军务甯子宁全然不让他插手，但是李承祯却相信，只要得到机会，他一定可以向这些敢于质疑他领兵作战能力的老将军证明他的能力。
充作蒙古人鼹鼠的吴庸，也在暗中观察者李承祯的一举一动，当然，他也受到了蒙古人命他尽快要想办法促使李承祯催动城内守兵，出城决战。
蒙古人的命令，吴庸不能不听，可是要想让李承祯指挥克夷城内的二十三万兵马出城和蒙古骑兵作战，绝对不是那么容易，是以吴庸只好告诉蒙古密探，让蒙古兵马暂时不要妄动，等待着他的消息。
就这样，又过了两日的时间，在蒙古兵马的后勤供给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吴庸却也终于找到了可以让李承祯夺取掉甯子宁手中权力的机会。
在脑海中将一切谋划了一番滴水不漏之后，吴庸让人联络铁木真，并告知以他的计划，同时，吴庸本人亲自去了怀远大将军、左军元帅昧克帐中，与之长叹。
“大将军，您看那甯子宁实在是目中无人，来到克夷城中后，他就只知道按兵不动，我看呢，他估计就是怕蒙古人，才笃定心思做这个缩头乌龟的！”吴庸小心翼翼的看着昧克的脸色，又继续搬弄道：“我今日在城墙上都看到了，蒙古军营之内，人困马乏，明摆着就是开门杀敌的大好时机，您说，要像现在这样等下去，不就是浪费机会嘛！”
昧克脸色有些难看的听着吴庸的话，可是他却没有丝毫的表示，而是继续喝着茶水，却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事情。
吴庸眼见着昧克心思不定，于是进一步撩拨道：“将军，您可能不知道，军中，军中现在都有些闲话传起来了！”
“哦，什么闲话，说来听听。”昧克直直的盯着吴庸。
吴庸到似不在意，继续说道：“都说这是甯将军想要立功，却不给太子殿下机会，还说，还说甯将军曾经说过，太子无能，这储君的位置，该是齐王来做。”
“混账！”听到这里，昧克当即大怒，只是不知他到底是骂那些搬弄是非的人还是骂甯子宁。
吴庸眼见着这火已经烧了起来，当下就装作无意的劝了昧克几句，然后就很是乖巧的回到了自己的营帐。
吴庸走后，昧克却淡定不下去了，要是无用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那么这一趟他可就真的是来陪太子读书了，而且要是甯子宁真的支持齐王的话，这件事情可就需要从头来看了。
昧克将吴庸那番话，添油加醋的说给李承祯听的时候，李承祯果真动怒。
但是面对着牢牢把持着兵权的甯子宁，李承祯也好、昧克也罢，都有些不知应对。
恰在这个时候，近来颇是活跃的吴庸又十分巧妙地出现在了李承祯面前，并向李承祯建言道：“殿下，要想破此局，其实也不用费什么周章，您不是有东宫六卫嘛，完全可以让您的亲兵出城一战，到那时，自然就可以知道蒙古人是不是强弩之末了，如果六卫出动，蒙古人败北，您说，甯子宁又有什么理由，阻挡太子您来指挥军队呢？”
吴庸的话，让李承祯眼前一亮，这家伙也不多想，当下就拍板决定，听从吴庸的建议，先用自己的东宫六卫和蒙古人一战，借此来摸清蒙古人的底细。
第二日，趁着甯子宁不备，李承祯命令昧克率领东宫六卫近三万人马，出克夷城，前去五虎山下袭营。
面对着‘突然而至’的西夏东宫六卫，蒙古人似乎真的到了末地一样，简直不堪一击，等到昧克大杀一番之后，就向五虎山上逃去。
取得了‘胜利’的昧克，也不在趁胜追击，对着山上的铁木真叫骂了一番之后，就兴高采烈的回到克夷城中。
五虎山上，铁木真和木华黎等人望着绝尘而去的昧克，纷纷大笑，此乃吴庸为他们出的‘示敌以弱’之计，就是要让李承祯先胜一局，只有这样，才能让李承祯夺了稳守城池的甯子宁的兵权。
只要李承祯想要建立功勋，就一定会中计夺权，进而引兵出城决战，到那时，西夏人焉有不败之理！
此时此刻，铁木真当真想要放声大笑几声！
第486章 关于元朝行省制度（二）
（三）行省制度的优势：权力大而不专
主张行省是地方分权和主张行省是中央集权的人，虽然对行省功用的认识相左，但对行省所握权柄颇重，二者的看法又如出一辙。
关于元行省权重的最有代表性的史料依据，莫过于程钜夫《论行省》及明人批注。先来看程钜夫的说法：
……今天下疏远去处，亦列置行省……名称太过，威权太重。凡去行省者，皆
以宰相自负，骄倨纵横，无敢谁何。所以容易生诸奸弊。钱粮羡溢，则百端欺隐，
如同己物。盗贼生发，则各保界分，不相接应。甚而把握兵权，伸缩由己。
明人批注又曰：“元末各省专恣不相救，以底于亡。大明革省立市政司，与相公言合云”。
程钜夫言行省官恃宰相名分，兼握财赋、兵甲诸权，当是元行省权重的形象写照。但也应看到，他所言行省官“骄倨纵横，无敢谁何”，“伸缩由己”的情形，仅适合于某段时期。若以此概言有元一代的行省，未免失于偏颇。从程文“今江南平定已十五余年”句，可以窥知，该文撰于至元二十八年左右。在元二十八年以前，忙古台、阿里海牙分别专权于江浙、湖广二行省，程文所述大抵符实。至元二十八年以后，忙古台移任江西行省，权势大减，阿里海牙受钩考自杀身亡，情况就与前有所不同，行省官也不复是“无敢准何”，“伸缩由己”了。至于明人批注，只反映元未行省被允许便宜行事以后的情况，并非元代通制。不足为训。这一点，后面还将详细阐述。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至元二十八年前后，元廷制订了一整套比较严密的政策，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的模式内。这种政策和规则对行省制的性质及功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套政策的内容大致有四项：
第一，行省内部实行群官圆署和种族交参制，以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之势。正如赵天麟所说：“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之形矣”。与元代其它官府类似，行省也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所掌行政、财赋、军事、刑名等庶政，采用圆署会议和专官提调相结合的方式处理。圆署会议即行省官员集体参与的会议，圆议结果要以与议者押署的形式成为某种定议。史称：行省所掌重要政务，“事从公议”，
而且常有“大事集议，众论不齐”及某些与议官员“尝有违言”等情况。据说，行省长官具有一定的“画一之权”。但行省官员内部的互相牵制掣肘，又随处可见。行省的军事权，专门由佩金虎符的丞相、平章等官提调。钱谷财赋，也由朝廷指定的一二名官员掌管。其他官员一般不得随意干预。有的甚至“出入不复关闻”长官。另外，行省多名官员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其长官又大抵是怯薛宿卫出身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就是说，行省机构的总体权力颇大，但由于群官议政和军事、财赋等专官提调，其处理各项庶政又是有所分工，互相配合、互相牵制的。每名行省官都不可能**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即使是提调军事和掌管财赋者，也需要与其他官员一起同署议政，更不能将军事、财赋二柄集于一身。官员的种族交参和怯薛出身等，又是元廷对行省长驭远控的特殊而有效的办法。
第二，行省辖区内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等仍然接受朝廷（吏部、枢密院）的任用、迁调、考课等管理。如前所述，即使是湖广、四川、云南、福建等边远行省路以下官吏的铨调升用，也由朝廷三年一次遣使举行。这就保证了行省辖区的地方官吏受辖于国家、效忠于朝廷的职业官僚的基本属性。他们虽然在日常政务方面与行省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节制与被节制的关系，但因其任用管理之权操于中央，故与行省的上述节制或统辖关系多半是公务性的，而非私人领属性的。此外，成宗朝前后，行省官朝觐述职和不定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这些均是行省难以自成体系和坐大称雄的重要原因。
第三，以行省为重要对象的地方监察，构成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世祖末成宗初，行台监察御史和与行省同处一城的廉访司，相继取得了对行省官吏的奏劾、按问、刷卷等权力，而且有所成效。换言之，元代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既注意了对一般地方官府的普遍监察，又把行省当做地方监察的重点对象。其结果，地方监察不仅发挥了整饬吏治，减轻官吏**的作用，而且充当了监督行省的有力工具。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正是上述机制的一种曲折反映。
第四，行省区划上的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格局。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这种安排无疑是自古以来区域性管理中“山河形便”惯例的体现。然而，客观上又容易被地方长官当做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自元代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如河南行省统辖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但在黄河下游则以沂蒙山南麓为界与中书省直辖区“腹里”相邻，无险可守。又如，五岭地区被纵向切开，以江西、广东合为江西行省，湘、鄂、桂并入湖广行省，分设治所于南昌、武昌。于是，五岭不复为凭险割据的条件，又呈以北制南之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以北制南，各省北向门户洞开和人为实行形格势禁的政策，在汉地诸行省表现最为突出，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总之，通过以上四项措施和政策，元廷实现了对行省的严格控驭和有效监督，使其诸权力基本保持在大而不专的范围或限度内。保持这样的限度，朝廷对行省就能始终处于以重驭轻、以内驭外的有利地位。行省则始终从属于中央，禀命和效忠于朝廷。正因为如此，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中，行省大体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