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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即位，差知荆门军。民有诉者，无早暮，皆得造于庭，复令其自持状以追，为立期，皆如约而至，即为酌情决之，而多所劝释。其有涉人伦者，使自毁其状，以厚风俗。唯不可训者，始置之法。其境内官吏之贪廉，民俗之习尚善恶，皆素知之。有诉人杀其子者，九渊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无恙。有诉窃取而不知其人，九渊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讯之伏辜，尽得所窃物还诉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语吏以某所某人为暴，翌日有诉遇夺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惊，郡人以为神。申严保伍之法，盗贼或发，擒之不逸一人，群盗屏息。
荆门为次边而无城。九渊以为：“郡居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阳，东护随、郢之肋，西当光化、夷陵之冲，荆门固则四邻有所恃，否则有背肋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阳以趋山，则其涉汉之处已在荆门之肋；由邓之邓城以涉汉，则其趋山之处已在荆门之腹。自此之外，间道之可驰，汉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马，滩濑不能以濡轨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胜，徼敌兵之腹肋者，亦正在此。虽四山环合，易于备御，而城池阙然，将谁与守？”乃请于朝而城之，自是民无边忧。罢关市吏讥察而减民税，商贾毕集，税入日增。旧用铜钱，以其近边，以铁钱易之，而铜有禁，复令贴纳。九渊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输邪？”尽蠲之。故事，平时教军伍射，郡民得与，中者均赏，荐其属不限流品。尝曰：“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略。”每旱，祷即雨，郡人异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为变，诸司交荐。丞相周必大尝称荆门之政，以为躬行之效。
一日，语所亲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又谓家人曰：“吾将死矣。”又告僚属曰：“某将告终。”会祷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后二日日中而卒。会葬者以千数，谥文安。
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辨所学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太极之辨，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门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传其学云。
薛季宣，字士龙，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时，季宣始六岁，伯父敷文阁待制弼收鞠之。从弼宦游，及见渡江诸老，闻中兴经理大略。喜从老校、退卒语，得岳、韩诸将兵间事甚悉。年十七，起从荆南帅辟书写机宜文字，获事袁溉。溉尝从程颐学，尽以其学授之。季宣既得溉学，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之制，靡不研究讲画，皆可行于时。
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刘锜镇鄂渚。季宣白锜，以武昌形势直淮、蔡，而兵寡势弱，宜早为备，锜不听。及兵交，稍稍资季宣计画。未几，汪澈宣谕荆襄，而金兵趋江上，诏成闵还师入援。季宣又说澈以闵既得蔡，有破竹之势，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胜下颍昌，道陈、汝，趋汴都，金内顾且惊溃，可不战而屈其兵矣。澈不听。
时江、淮仕者闻金兵且至，皆预遣其奴而系马于庭以待。季宣独留家，与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与汝偕死。”民亦自奋。县多盗，季宣患之，会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因地形便合为总，不以乡为限，总首、副总首领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输财供总之小用。诸总必有圃以习射，禁蒱博杂戏，而许以武事角胜负，五日更至庭阅之，而赏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复其家三年。乡置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县治、白鹿矶、安乐口皆置戍。复请于宣谕司，得战舰十，甲三百，罗落之。守计定，讫兵退，人心不摇。
枢密使王炎荐于朝，召为大理寺主簿，未至，为书谢炎曰：“主上天资英特，群臣无将顺缉熙之具，幸得遭时，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兴之业，徒侥幸功利，夸言以眩俗，虽复中夏，犹无益也。为今之计，莫若以仁义纪纲为本。至于用兵，请俟十年之后可也。”
时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边吏复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实边。季宣为表废田，相原隰，复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庄于黄州故治东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颁牛及田器谷种各有差，廪其家，至秋乃止。凡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处合肥、黄州间，并边归正者振业之。季宣谓人曰：“吾非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边有警，因以断栅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冲，诸庄辑则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归者止五户，而杂旧户为一百七十，奏以幸赏，季宣按得其实而劾之。时端友为环列附托难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属大理治，端友以忧死。
季宣还，言于孝宗曰：“左右之人进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托正以行邪，伪直以售佞，荐退人物，曾非诵言，游扬中伤，乃自不意。一旦号令虽自中出，而其权已归私门矣。故齐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诛赏，而在毁誉者之刑。臣观近政，非无阿、即墨之诛赏，奈何毁誉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图之。”
季宣又进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见，合肥板干方立，中使督视，卒卒成之。臣行过郡，一夕风雨，堕楼五堵。历阳南壁阙，而居巢庳陋如故，乃闻有靡钱钜万而成城四十余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无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忧。左右近侍，阴挤正士而阳称道之，陛下傥因貌言而听之，臣恐石显、王凤、郑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弃士大夫，夫好特为臣子学问之累。人主为社稷计，唯恐士不好名，诚人人好名畏义，何乡不立？”帝称善，恨得季宣晚，遂进两官，除大理正。
自是，凡奏请论荐皆报可。以虞允文讳阙失，不乐之。居七日，出知湖州，会户部以历付场务，锱铢皆分隶经总制，诸郡束手无策，季宣言于朝曰：“自经总制立额，州县凿空以取赢，虽有奉法吏思宽弛而不得骋。若复额外征其强半，郡调度顾安所出？殆复巧取之民，民何以胜！”户部谯责愈急，季宣争之愈强，台谏交疏助之，乃收前令。
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于《诗》、《书》、《春秋》、《中庸》、《大学》、《论语》皆有训义，藏于家。其杂著曰《浪语集》。
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初患科举程文之弊，思出其说为文章，自成一家，人争传诵，从者云合，由是其文擅当世。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自是四方受业者愈众。
登进士甲科，教授泰州。参知政事龚茂良才之，荐于朝，改太学录。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领帅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义。强御者不得售其私，阴结言官论罢之。
后五年，起知桂阳军。光宗立，稍迁提举常平茶盐、转运判官。湖湘民无后，以异姓以嗣者，官利其赀，辄没入之。傅良曰：“绝人嗣，非政也。”复之几二千家。转浙西提点刑狱。除吏部员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归，须鬓无黑者，都人聚观嗟叹，号“老陈郎中”。
傅良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而于太祖开创本原，尤为潜心。及是，因轮对，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本。熙宁以来，用事者始取太祖约束，一切纷更之。诸路上供岁额，增于祥符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增至十数倍。其它杂敛，则熙宁以常平宽剩、禁军阙额之类别项封桩，而无额上供起于元丰，经制起于宣和，总制、月桩起于绍兴，皆迄今为额，折帛、和买之类又不与焉。茶引尽归于都茶场，盐钞尽归于榷货务，秋苗斗斛十八九归于纲运，皆不在州县。州县无以供，则豪夺于民，于是取之斛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而民困极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盖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宽不宽耳，岂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穷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泽，以为万世无疆之休。”
且言：“今天下之力竭于养兵，而莫甚于江上之军。都统司谓之御前军马，虽朝廷不得知；总领所谓之大军钱粮，虽版曹不得与。于是中外之势分，而事权不一，施行不专，虽欲宽民，其道无由。诚使都统司之兵与向者在制置司时无异，总领所之财与向者在转运司时无异，则内外为一体。内外一体，则宽民力可得而议矣。”帝从容嘉纳，且劳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见久矣。其以所著书示朕。”退，以《周礼说》十三篇上之，迁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
绍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权中书舍人。初，光宗之妃黄氏有宠，李皇后妒而杀之。光宗既闻之，而复因郊祀大风雨，遂震惧得心疾，自是视章疏不时。于是傅良奏曰：“一国之势犹身也，壅底则致疾。今日迁延某事，明日阻节某人，即有奸险乘时为利，则内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极至于天变不告，边警不闻，祸且不测矣！”帝悟，会疾亦稍平，过重华宫。而明年重明节，复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于太学诸生皆力谏，不听，而方召内侍陈源为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词，且上疏曰：“陛下之不过宫者，特误有所疑而积忧成疾，以至此尔。臣尝即陛下之心反覆论之，窃自谓深切，陛下亦既许之矣。未几中变，以误为实，而开无端之衅；以疑为真，而成不疗之疾。是陛下自贻祸也。”书奏，帝将从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趋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径行。诏改秘阁修撰仍兼赞读，不受。
宁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会诏朱熹与在外宫观，傅良言：“熹难进易退，内批之下，举朝惊愕，臣不敢书行。”熹于是进宝文阁待制，与郡。御史中丞谢深甫论傅良言不顾行，出提举兴国宫。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罢。嘉泰二年复官，起知泉州，辞。授集英殿修撰，进宝谟阁待制，终于家，年六十七。谥文节。
傅良著述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行于世。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为文藻思英发。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人，授平江节度推官。丁母忧。改武昌军节度判官。少保史浩荐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士多从之游。参知政事龚茂良复荐之，召为太学正。
迁博士，因轮对，奏曰：“人臣之义，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积今之所谓难者阴沮之，所谓不可者默制之也。盖其难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仇而广兼爱之义，自为虚弱，此国是之难一也。国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论亦然。为奇谋秘画者止于乘机待时，忠义决策者止于亲征迁都，深沉虑远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议论之难二也。环视诸臣，迭进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论议者谁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此人才之难三也。论者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今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足之地。若顺时增损，则其所更张动摇，关系至重，此法度之难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读未竟，帝蹙额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谁克任此，惟与卿言之耳。”及再读，帝惨然久之。
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尝荐陈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后皆召用，时称得人。会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职，为侍郎林栗所劾。适上疏争曰：“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熹。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