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十吊而就十贺,利害较然,虽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谓无勇者为妇人,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如以臣言为不然,乞赐流放窜殛,以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自符离之败,朝论急于和戎,弃唐、邓、海、泗四州与虏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邀岁币,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
时金使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之兵号八十万,刘宝弃楚州,王彦弃昭关,濠、滁皆陷。惟高邮守臣陈敏拒敌射阳湖,而大将李宝预求密诏为自安计,拥兵不救。铨劾奏之,曰:“臣受诏令范荣备淮,李宝备江,缓急相援。今宝视敏弗救,若射阳失守,大事去矣。”宝惧,始出师掎角。时大雪,河冰皆合,铨先持铁锤锤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举太平兴国宫。
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为工部侍郎。入对,言:“少康以一旅复禹绩,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复禹之效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谋国者之过也,宜令有司速为先备。”乞致仕。
七年,除宝文阁待制,留经筵。求去,以敷文阁直学士与外祠。陛辞,犹以归陵寝、复故疆为言,上曰:“朕志也。”且问今何归,铨曰:“归庐陵,臣向在岭海尝训传诸经,欲成此书。”特赐通天犀带以宠之。
铨归,上所着《易》、《春秋》、《周礼》、《礼记解》,诏藏秘书省。寻复元官,升龙图阁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转提举玉隆万寿宫,进端明殿学士。六年,召归经筵,铨引疾力辞。七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薨,谥忠简。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孙槻、矩,皆至尚书。
廖刚,字用中,南剑州顺昌人。少从陈瓘、杨时学。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录除国子录,擢监察御史。时蔡京当国,刚论奏无所避。以亲老求补外,出知兴化军。钦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忧,服阕,除工部员外郎,以母疾辞。
绍兴元年,盗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顺昌民以刚为命。刚谕从盗者使反业,既而他盗入顺昌,部使者檄刚抚定。刚遣长子迟谕贼,贼知刚父子有信义,亦散去。除本路提点刑狱。
寻召为吏部员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亲兵自将,所以备不虞而强主威,汉北军、唐神策之类也。祖宗军制尤严。愿稽旧制,选精锐为亲兵,居则以为卫,动则以为中军,此强干弱枝之道。”又言:“国家艰难已极,今方图新,若会稽诚非久驻之地。请经营建康,亲拥六师往为固守计,以杜金人窥伺之意。”迁起居舍人、权吏部侍郎兼侍讲,除给事中。
丁母忧,服阕,复拜给事中。刚言:“国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今诸将之兵备江、淮,不知几万,初无储蓄,日待哺于东南之转饷,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献三说,将校有能射耕,当加优赏,每耕田一顷,与转一资;百姓愿耕,假以粮种,复以租赋。上令都督府措置。
时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误国之罪,追贬其身,仍诏子孙毋得官中朝。至是章杰自崇道观知婺州,章仅自太府丞提举江东茶盐事。刚封还诏书,谓即如此,何以示惩,乃并与祠。权户部侍郎,寻迁刑部侍郎。求补外,除徽猷阁直学士、知漳州。
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诏内外官言事。刚言:“陛下有建国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于天下后世者也,然而未遂正名者,岂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则是应天之诚未至也。愿陛下昭告艺祖在天之灵,正建国储君之号,布告中外,不匿厥旨。异时虽百斯男,不复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读之耸然,即召刚趣至阙,拜御史中丞。刚言:“臣职纠奸邪,当务大体,若捃摭细故,则非臣本心。”又奏经费不支,盗贼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骄官冗之弊。
时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犹率群臣遥拜渊圣,刚言:“礼有隆杀,兄为君则君之,己为君则兄之可也。望勉抑圣心,但岁时行家人礼于内庭。”从之。
殿前司强刺民为兵,及大将恃功希恩,所请多废法。刚知无不言,论列至于四五,骄横者肃然。
郑亿年与秦桧有连而得美官,刚显疏其恶,桧衔之。金人叛盟,刚乞起旧相之有德望者,处以近藩,桧闻之曰:“是欲置我何地耶?”改工部尚书,而以王次翁为中丞。初,边报至,从官会都堂,刚谓亿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亿年奉祠去。次翁与右谏议何铸劾刚荐刘昉、陈渊,相为朋比,以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明年致仕。以绍兴十三年卒。
子四人:迟、过、遂、遽,仕皆秉麾节,邦人号为“万石廖氏”。
李迨,东平人也。曾祖参,仕至尚书右丞。迨未冠入太学,因居开封。以荫补官,初调渤海县尉。
时州县团结民兵,民起田亩中,不闲坐作进退之节,或哗不受令,迨立赏罚以整齐之,累月皆精练,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阅,无一人乱行伍者,遂荐之朝,改合入官。累迁通判济州。
时高宗以大元帅过济,郡守自以才不及,逊迨行州事,迨应办军须无阙。会大元帅府劝进,乘舆仪物皆未备,迨谙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办。上深叹赏,即除随军辇运。
上即位于南京,授山东辇运,改金部郎。从驾至维扬,敌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关于国家经赋之大者载以行,及上于镇江。时建炎三年二月也。宰相吕颐浩言于上,即日召见。
未几,丁父丧,诏起复,以中散大夫直龙图阁,为御营使司参议官兼措置军前财用。苗傅、刘正彦叛,吕颐浩、张浚集勤王之师,迨流涕谓诸将曰:“君第行,无虑军食。”师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赵哲等入对,上慰劳之。诏转三官,辞不拜,除权户部侍郎。
四年,加显谟阁待制,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发运使。寻以军旅甫定,乞持余服,诏许之。绍兴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寻提举江州太平观。
五年十月,以旧职除两浙路转运使,言:“祖宗都大梁,岁漕东南六百余万斛,而六路之民无飞挽之扰,盖所运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驻跸浙右,漕运地里不若中都之远,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太半取于民间,往往凿井沉船以避其役。如温、明、虔、吉州等处所置造船场,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牵挽,使臣管押,庶几害不及民,可以渐复漕运旧制。”诏工部措置。寻加徽猷阁直学士,升龙图阁直学士,为四川都转运使兼提举成都等路茶事,并提举陕西等路买马。
自熙、丰以来,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场买马,而川茶通于永兴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榷茶司。至是关陕既失,迨请合为一司,名都大提举茶马司,以省冗费,从之。逾年,诏迨以每岁收支之数具旁通驿奏,迨乃考其本末,具奏曰:
绍兴四年,所收钱物三千三百四十二万余缗,比所支阙五十一万余缗。五年,收三千六十万缗,比所支阙一千万余缗。六年,未见。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万余缗,比所支阙一百六十一万余缗。自来遇岁计有阙,即添支钱引补助。绍兴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万道。五年,添印二百万道。六年,添印六百万道。见今泛料太多,引价顿落,缘此未曾添印。兼岁收钱物内有上供、进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万,系四川岁入旧额。其劝谕、激赏等项窠名钱物共二千六十八万,系军兴后来岁入所增,比旧额已过倍,其取于民可谓重矣。
臣尝考《刘晏传》,是时天下岁入缗钱千二百万,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盐榷酒岁入一千九十一万,过于晏所榷多矣。诸窠名钱已三倍刘晏岁入之数,彼以一千二百万赡中原之军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赡川、陕一军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项,通计二百六十五万石。止以绍兴六年朝廷取会官兵数,计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决无一年用二百六十五万石米之理。数内官员一万一千七员,军兵五万七百四十九人,官员之数比军兵之数约计六分之一。军兵请给钱比官员请给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滥在官员,不在军兵也。计司虽知冗滥,力不能裁节之,虽是宽剩,亦未敢除减,此朝廷不可不知也。
蜀人所苦甚者,籴买、般运也。盖籴买不科敷则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则不能无扰;般运事稍缓则船户独受其弊,急则税户皆被其害。欲省漕运莫如屯田,汉中之地约收二十五万余石,若将一半充不系水运去处岁计米,以一半对减川路籴买、般发岁计米,亦可少宽民力。兼臣已委官于兴元、洋州就籴夏麦五十万石,岷州欲就籴二十万石,兼用营田所收一半之数十二万石,三项共计五十七万石。每年水运应付阆、利州以东计米五十八万石,若得此三项,可尽数免川路籴买、般运,此乃恤民之实惠,守边之良策也。
降诏奖谕,以与吴玠不合,与祠。
九年,金人归我三京,命迨为京畿都转运使。孟庾时为权东京留守,潜通北使。迨察其隐微,庾不能平,讼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国家禄二百年,荷陛下重任,万死不足报。吾老矣,岂能下穹庐之拜乎?首可断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将极骂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圣节,庾失于行礼,为迨所持,庾自劾,迨因此求罢去,乃落职与祠归,而庾以京师降于金人。
迨寻复龙图阁待制、知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赵开,字应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进士第。大观二年,权辟NU正。用举者改秩,即尽室如京师,买田尉氏,与四方贤俊游,因诇知天下利病所当罢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变救弊志。
宣和初,除礼制局校正检阅官。数月局罢,出知鄢陵县。七年,除讲议司检详官。开善心计,自检详罢,除成都路转运判官,遂奏罢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认额纲布十万匹,减绵州下户支移利州水脚钱十分之三,又减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盐额,列其次第,谓之“鼠尾帐”,揭示乡户岁时所当输折科等实数,俾人人具晓,乡胥不得隐匿窜寄。
尝言:“财利之源当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财计尽归三司,诸道利源各归漕计,故官省事理。并废以还,漕司则利害可以参究,而无牵掣窒碍之患矣。”因指陈榷茶、买马五害,大略谓:“黎州买马,嘉佑岁额才二千一百余。自置司榷茶,岁额四千,且获马兵逾千人,犹不足用,多费衣粮,为一害。嘉佑以银绢博马,价皆有定。今长吏旁缘为奸,不时归货,以空券给夷人,使待资次,夷人怨恨,必生边患,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钱于转运司五十二万缗,于常平司二十余万缗。自熙宁至今几六十年,旧所借不偿一文,而岁借乃准初数,为三害。榷茶之初,预俵茶户本钱,寻于数外更增和买,或遂抑预俵钱充和买,茶户坐是破产,而官买岁增。茶日滥杂,官茶既不堪食,则私贩公行,刑不能禁,为四害。承平时,蜀茶之入秦者十几八九,犹患积压难售。今关、陇悉遭焚荡,仍拘旧额,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縻衣粮,未免科配州县,为五害。请依嘉佑故事,尽罢榷茶,仍令转运司买马,即五害并去,而边患不生。如谓榷茶未可遽罢,亦宜并归转运司,痛减额以苏茶户,轻立价以惠茶商,如此则私贩必衰,盗贼消弭,本钱既常在,而息钱自足。”
朝廷是其言,即擢开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使推行之。时建炎二年也。于是大更茶马之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凡买茶引,每一斤春为钱七十,夏五十,旧所输市例头子钱并依旧。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住征一钱半。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
旧制买马及三千匹者转一官,比但以所买数推赏,往往有一任转数官者。开奏:“请推赏必以马到京实收数为格,或死于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余万缗,买马乃逾二万匹。
张浚以知枢密院宣抚川蜀,素知开善理财,即承制以开兼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开见浚曰:“蜀之民力尽矣,锱铢不可加,独榷货稍存赢余,而贪猾认为己有,互相隐匿。惟不恤怨詈,断而敢行,庶可救一时之急。”
浚锐意兴复,委任不疑,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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