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砦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刘挚曰：“不用兵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辙奏曰：“夏兵十万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巉，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辄敢生事，不守诚信，臣欲诘责帅臣耳。”后屡因边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从辙议。
时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且言姚勉亦言之。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奏：“前除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珪、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党类互进，恐朝廷自是不安静矣。”议遂止。
绍圣初，哲宗起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复言熙、丰事以激怒哲宗意。会廷试进士，清臣撰策题，即为邪说。辙谏曰：
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顾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黜罢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佑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它，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汉武帝外事四征，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复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
哲宗览奏，以为引汉武方先朝，不悦。落职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臣皆会于朝，再责知袁州。未至，降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中，蔡京当国，又降朝请大夫，罢祠，居许州，再复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颖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
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着《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三子：迟、适、逊。族孙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学，长于《春秋》，善属文。轼谪居海上，数以书往来。轼喜其为学有功，辙亦爱奖之。黄庭坚见而奇之，曰：“此苏氏之秀也。”举进士，调广都簿，历汉州教授、西京国子博士、通判彭州。
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啖诱近界诸族使纳土，分置郡县以为功，致茂州蛮叛，帅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叹曰：“威不足以服，则恩不足以怀。”乃移书成都帅周焘曰：“此蛮跳梁山谷间，伺间窃发。彼之所长，我之所短，惟施、黔两州兵可与为敌。若檄数千人，使倍道往赴，贤于官军十万也。其次以为夔、陕兵大集，先以夔兵诱其前，陕兵从其后，不十日，贼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则威怀之道得。今不讨贼，既招而还，必复叛，不免重用兵矣。”焘得书，即召与计事。元老又策：“茂有两道，正道自湿山趋长平，绝岭而上，其路险以高；间道自青崖关趋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径。当使正兵阵湿山，而阴出奇兵捣刁溪，与石泉并力合攻，贼腹背受敌，擒之必矣。”焘皆不能用，竟得罪。后帅至，如元老策，蛮势蹙，乃降。
除国子博士，历秘书正字、将作少监、比部考功员外郎，寻除成都路转运副使，为军器监，司农、卫尉、太常少卿。
元老外和内劲，不妄与人交。梁师成方用事，自言为轼外子，因缘欲见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论元老苏轼从孙，且为元佑邪说，其学术议论，颇仿轼、辙，不宜在中朝。罢为提点明道宫。元老叹曰：“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吾今以家世坐累，荣矣。”未几卒，年四十七。有诗文行于时。
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廉傅会，则此议息矣。辙寡言鲜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尔也。若是者，轼宜若不及，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元佑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340 列传第九十九
吕大防兄大忠弟大钧大临刘挚苏颂
吕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贲，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蓝田，遂家焉。大防进士及第，调冯翊主簿、永寿令。县无井，远汲于涧，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导而入县，地势高下，众疑无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准之，不旬日，果疏为渠，民赖之，号曰“吕公泉”。
迁著作佐郎、知青城县。故时，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获利三倍，民虽病不敢诉。大防始均出纳以平其直，事转闻，诏立法禁，命一路悉输租于官概给之。青城外控汶川，与敌相接。大防据要置逻，密为之防，禁山之樵采，以严障蔽。韩绛镇蜀，称其有王佐才。入权盐铁判官。
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阙，内出大防与范纯仁姓名，命为监察御史里行。首言：“纪纲赏罚，未厌四方之望者有五：进用大臣而权不归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时退；外国骄蹇而不择将帅；议论之臣裨益阙失，而大臣沮之；疆场左右之臣，有败事而被赏、举职而获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请解机务，章十余上而不纳；张忭年几八十，聪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从；吴奎有三年之丧，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辞老不能守边，恐死塞上，免以尸柩还家为请，亦不许。陛下欲尽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丧者得终，老者得尽其余年，则进退尽礼，亦何必过为虚饰，使四人之诚，不得自达邪？”
是岁，京师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宫城庐舍，杀人害物，此阴阳之沴也。”即陈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私恩害公，辽、夏连谋，盗贼恣行，群情失职，刑罚失平。会执政议濮王称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为皇子，馆于宫中，凭几之命，绪言在耳，皇天后土，实知所托。设使先帝万寿，陛下犹为皇子，则安懿之称伯，于理不疑。岂可生以为子，没而背之哉？夫人君临御之始，宜有至公大义厌服天下，以结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号，使陛下顾私恩而违公义，非所以结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数上，出知休宁县。
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宁元年，知泗州，为河北转运副使。召直舍人院。韩绛宣抚陕西，命为判官，又兼河东宣抚判官，除知制诰。四年，知廷州。大防、昉欲城河外荒堆砦，众谓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从者斩以徇。会环庆兵乱，绛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诰，以太常博士知临江军。
数月，徙知华州。华岳摧，自山属渭河，被害者众。大防奏疏，援经质史，以验时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先王所以兴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后王所以坏也。《书》云：‘惟先格王，正厥事。’愿仰承天威，俯酌时变，为社稷至计。”除龙图阁待制、知秦州。元丰初，徙永兴。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陈三说九宜：曰治本，曰缓末，曰纳言。养民、教士、重谷，治本之宜三也；治边、治兵，缓末之宜二也；广受言之路，宽侵官之罚，恕诽谤之罪，容异同之论，此纳言之宜四也。累数千言。时用兵西夏，调度百出，有不便者辄上闻，务在宽民。及兵罢，民力比他路为饶，供亿军须亦无乏绝。进直学士。居数年，知成都府。
哲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权开封府。有僧诳民取财，因讼至廷下。验治得情，命抱具狱，即其所杖之，他挟奸者皆遁去。馆伴契丹使，其使黠，语颇及朝廷，大防密敗湟拢抵唬骸氨背越俊吨列亩涝烁场罚恢颂庥谑楹纬觯俊笔勾恚裕牟荒芏裕允遣桓腋闯鰦牬省�
迁吏部尚书。夏使来，诏访以待遇之计，且曰：“向者所得边地，虽建立城堡，终虑孤绝难保。弃之则弱国，守之又有后悔，为当奈何？”大防言：“夏本无能为，然屡遣使而不布诚款者，盖料我急于议和耳。今使者到阙，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贺登极，以观厥意，足以测情伪矣。新收疆土，议者多言可弃，此虑之不熟也。至于守御之策，惟择将帅为先。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诲守环、庆，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御敌而有余；今以九州之大，奉边而不足。由是言之，在于得人而已。”元佑元年，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为中国怯，使大将鬼章青宜结犯边。大防命洮州诸将乘间致讨，生擒之。
三年，吕公着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师。手札密访至于四五，超拜大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提举修《神宗实录》。大防见哲宗年益壮，日以进学为急，请敕讲读官取仁宗迩英御书解释上之，置于坐右。又摭乾兴以来四十一事足以为劝戒者，分上下篇，标曰《仁祖圣学》，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
哲宗御迩英阁，召宰执、讲读官读《宝训》，至“汉武帝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大防因推广祖宗家法以进，曰：“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至事姑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阁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窃闻陛下昨郊礼毕，具礼谢太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哲宗甚然之。
大防朴厚惷直，不植党朋，与范纯仁并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凡八年，始终如一。
恳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须岁月，吾亦就东朝矣。”未果而后崩。为山陵使，复命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颖昌府。寻改永兴军，使便其乡社。入辞，哲宗劳慰甚渥，曰：“卿暂归故乡，行即召矣。”未几，左正言上官均论其隳坏役法，右正言张商英、御史周秩、刘拯相继攻之，夺学士，知随州，贬秘书监，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