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第672部分

哲宗初，起知襄州。入为秘书少监，以疾求去，加直龙图阁、知蔡州。于是给事中孙觉、胡宗愈、中书舍人苏轼、范百禄言：“分文博记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数器，守道不回，宜优赐之告，使留京师。”至蔡数月，召拜中书舍人。请复旧制，建紫微阁于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

分文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为人疏俊，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

奉世字仲冯，天资简重，有法度。中进士第。熙宁三年，初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

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神宗称其奉职不苟，加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改刑房，进直史馆、国史院编修官。大理治相州狱，详断官窦革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从事，毋庸白。”后蔡确以是文致奉世罪，谪降蔡州粮料院。久之，为吏部员外郎。

元佑初，历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户部吏部侍郎、权户部尚书。七年，拜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哲宗亲政，用二内侍为押班，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之。帝谓有近例，奉世曰：“虽有近例，奈人不可户晓，顾以率先施行为非耳。”帝为反命。既而章惇当国，奉世乞免去。

绍圣元年，以端明殿学士知成德军，改定州。逾年，知成都府。过都入觐，欲述朋党倾邪之状。帝将听其来，曾布曰：“元佑变先朝法，无一当者，奉世有力焉，最为漏网，恐不足见。”遂不许。明年，责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刘挚倾害大臣，附吕大防、苏辙，遂登政府，再贬隰州团练副使。

徽宗立，尽还其官职，知定州、大名府、郓州。崇宁初，再夺职，责居沂、衮，以赦得归。政和三年，复端明殿学士。薨，年七十三。

奉世优于吏治，尚安静，文词雅赡，最精《汉书》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论而已。得丧，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虽善摄生者不能无病，正须安以处之。”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中嘉佑二年进士第。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出通判越州，州旧取酒场钱给募牙前，钱不足，赋诸乡户，期七年止；期尽，募者志于多入，犹责赋如初。巩访得其状，立罢之。岁饥，度常平不足赡，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谕告属县，讽富人自实粟，总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又贷之种粮，使随秋赋以偿，农事不乏。

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曲堤周氏拥赀雄里中，子高横纵，贼良民，污妇女，服器上僭，力能动权豪，州县吏莫敢诘，巩取置于法。章邱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巩配三十一人，又属民为保伍，使几察其出入，有盗则鸣鼓相援，每发辄得盗。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巩外视章显，实欲携贰其徒，使之不能复合也。自是外户不闭。河北发民浚河，调及它路，齐当给夫二万。县初按籍三丁出夫一，巩括其隐漏，至于九而取一，省费数倍。又弛无名渡钱，为桥以济往来。徙传舍，自长清抵博州，以达于魏，凡省六驿，人皆以为利。徙襄州、洪州。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师征安南，所过州为万人备。他吏暴诛亟敛，民不堪。巩先期区处猝集，师去，市里不知。加直龙图阁、知福州。南剑将乐盗廖恩既赦罪出降，余众溃复合，阴相结附，旁连数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慑恐。巩以计罗致之，继自归者二百辈。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饶，争欲为主守，赇请公行。巩俾其徒相推择，识诸籍，以次补之。授帖于府庭，却其私谢，以绝左右徼求之弊。福州无职田，岁鬻园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万。巩曰：“太守与民争利，可乎？”罢之。后至者亦不复取也。

徙明、亳、沧三州。巩负才名，久外徒，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过阙，神宗召见，劳问甚宠，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议经费，帝曰：“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两朝国史》各自为书，将合而为一，加巩史馆修撰，专典之，不以大臣监总，既而不克成。会官制行，拜中书舍人。时自三省百职事，选授一新，除书日至十数，人人举其职，于训辞典约而尽。寻掌延安郡王牒奏。故事命翰林学士，至是特属之。甫数月，丁母艰去。又数月而卒，年六十五。

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吕公着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传，幼弟肇。

肇字子开，举进士，调黄岩簿，用荐为郑州教授，擢崇文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同知太常礼院。太常自秦以来，礼文残缺，先儒各以臆说，无所稽据。肇在职，多所厘正。亲祠皇地祗于北郊，盖自肇发之，异论莫能夺其议。

兄布以论市易事被责，亦夺肇主判。滞于馆下，又多希旨窥伺者，众皆危之，肇恬然无愠。曾公亮薨，肇状其行，神宗览而嘉之。迁国史编修官，进吏部郎中，迁右司，为《神宗实录》检讨。元佑初，擢起居舍人。未几，为中书舍人。论叶康直知秦州不当，执政讶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纯仁语于朝曰：“若善人不见容，吾辈不可居此矣。”力为之言，乃得释。

门下侍郎韩维奏范百禄事，太皇太后以为谗毁，出守邓。肇言：“维为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谏议大夫王觌，以论胡宗愈，出守润，肇言：“陛下寄腹心于大臣，寄耳目于台谏，二者相须，阙一不可。今觌论执政即去之，是爱腹心而涂耳目也。”帝悟，加觌直龙图阁。

太皇受册，诏遵章献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圣初，两制定议受册崇政，仁宗特改焉，此盖一时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极崇奉孝敬之诚，可谓至矣。臣窃谓太皇当于此时特下诏扬帝孝敬之诚，而固执谦德，屈从天圣两制之议，止于崇政，则帝孝愈显，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节上寿，议令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圣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请内东门拜表。至九年，始御会庆。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献，宜如三年之制。”并从之。

四年，春旱，有司犹讲春宴。肇同彭汝砺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侧身畏惧之时。乃相与饮食燕乐，恐无以消复天变。”翼日，有旨罢宴。蔡确贬新州，肇先与汝砺相约极论。会除给事中，汝砺独封还制书，言者谓肇卖友，略不自辨。以宝文阁待制知颖州，徙邓、齐、陈州、应天府。

七年，入为吏部侍郎。肇在礼院时，启亲祠北郊之议。是岁当郊，肇坚抗前说，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请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宁府。帝亲政，更用旧臣，数称肇议礼，趣入对。肇言：“人主虽有自然之圣质，必赖左右前后得人，以为立政之本。宜于此时选忠信端良之士，置诸近班，以参谋议，备顾问。与夫深处法宫，亲近ＮＪ御，其损益相去万万矣。”贵近恶其语，出知瀛州，与兄布易地。时方治实录讥讪罪，降为滁州。稍复集贤殿修撰。历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复召为中书舍人。

日食四月朔，当降诏求言。肇具述帝旨，诏下，投匦者如织。章惇恶之，欲因事去肇，帝不听。元佑臣僚被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请人并录死者，作训词，哀厚恻怛，读者为之感怆。迁翰林学士兼侍读。谏官陈瓘、给事中龚原以言得罪，无敢救，肇极力论解。时论者谓元佑、绍圣，均为有失，兄布传帝命，使肇作诏谕天下。肇见帝言：“陛下思建皇极，以消弭朋党，须先分别君子小人，赏善罚恶，不可偏废。”开说备至。已而诏从中出。布之拜相，肇适当制，国朝学士弟草兄制，唯韩维与肇，为衣冠荣。建中靖国元年，太史奏日又当食四月。肇请对言：“比岁日食正阳，咎异章着。陛下简俭清净之化，或衰于前；声色服玩之好，或萌于心；忠邪贤不肖，或有未辨；赏庆刑威，或有未当。左右阿谀，壅蔽矫举，民冤失职，郁不得伸。此宜反复循省，痛自克责，以塞天变。”言发涕下，帝悚然顺纳。

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职，拜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未几，出知陈州，历太原、应天府、扬定二州。崇宁初，落职，谪知和州，徙岳州，继贬濮州团练副使，安置汀州。四年，归润而卒，年六十一。

自熙宁以来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轧，党论屡起，肇身更其间，数不合。兄布与韩忠彦并相，日夕倾危之。肇既居外，移书告之曰：“兄方得君，当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复起之萌。而数月以来，所谓端人吉士，继迹去朝，所进以为辅佐、侍从、台谏，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势异今日，必首引之以为固位计，思之可为恸哭。比来主意已移，小人道长。进则必论元佑人于帝前，退则尽排元佑者于要路。异时惇、卞纵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虑。”布不能从。未几，京得政，布与肇俱不免。

肇天资仁厚，而容貌端严。自少力学，博览经传，为文温润有法。更十一州，类多善政。绍兴初，谥曰文昭。子统，至左谏议大夫。

论曰：刘敞博学雄文，邻于邃古，其为考功，仁宗赐夏竦谥，上疏争之，以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诏定乐，中贵预列，又谏曰：“臣惧为袁盎所笑。”此岂事君为容悦者哉。分文虽疏隽，文埒于敞。奉世克肖，世称“三刘”。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叶，文学法理，咸精其能，若刘氏、曾氏之家学，盖有两汉之风焉。

320　列传第七十九

蔡襄吕溱王素从子靖从孙震余靖彭思永张存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举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

庆历三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之说不过有三，臣请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当道，论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二曰好进。前世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之有？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勿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三曰彰君过。谏争之臣，盖以司过举耳，人主听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之能彰。至于巧者亦然，事难言则喑而不言，择其无所忤者，时一发焉，犹或不行，则退而曰吾尝论某事矣，此之谓好名。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蹑资累级，以挹显仕，此之谓好进。君有过失，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谓彰君过。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时有旱蝗、日食、地震之变，襄以为：“灾害之来，皆由人事。数年以来，天戒屡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阙失也。不颛听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