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第425部分

天圣以来，像犀、珠玉、香药、宝货充牣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而官市货数，视淳化则微有所损。皇佑中，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

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七年，令泊船遇风至诸州界，亟报所隶，送近地舶司榷赋分买；泉、福濒海舟船未经赋买者，仍赴司勘验。时广州市舶亏岁课二十万缗，或以为市易司扰之，故海商不至，令提举司究诘以闻。既而市易务吕邈入舶司阑取蕃商物，诏提举司劾之。九年，集贤殿修撰程师孟请罢杭、明州市舶，诸舶皆隶广州一司。令师孟与三司详议之。是年，杭、明、广三司市舶，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

元丰二年，贾人入高丽，赀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无引者如盗贩法。先是，禁人私贩，然不能绝；至是，复通中国，故明立是法。

三年，中书言，广州市舶已修定条约，宜选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孙迥，广西以陈倩，两浙以副使周直孺，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罢广东帅臣兼领。五年，广西漕臣吴潜言：“雷、化州与琼岛对境，而发船请引于广州舶司，约五千里。乞令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免至广州请引。”诏孙迥详度行之。

知密州范锷言：“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桥镇置抽解务。”六年，诏都转运使吴居厚条析以闻。

元佑三年，锷等复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

贾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货名数并所诣之地，报所在州召保，毋得参带兵器或可造兵器及违禁之物，官给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

崇宁元年，复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旧额。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初，广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居止，而大食诸国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东贩易，故有是诏。凡海舶欲至福建、两浙贩易者，广南舶司给防船兵仗，如诣诸国法。广南舶司鬻所市物货，取息毋过二分。政和三年，诏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药、禁物。

宣和元年，秀州开修青龙江浦，泊船辐辏，请复置监官。先是，政和中，置务设官于华亭县，后江浦湮塞，蕃舶鲜至，止令县官兼掌。至是，复设官专领焉。四年，蕃国进奉物，如元丰法，令舶司即其地鬻之，毋发至京师，违者论罪。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时累年兴师，千里馈粮，居民疲乏，太宗亦颇有厌兵之意。端拱元年，诏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岂欲穷兵？至于幽蓟之民，皆吾赤子，宜许边疆互相市易。自今缘边戍兵，不得辄恣侵略。”未几复禁，违者抵死，北界商旅辄入内地贩易，所在捕斩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砦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复罢。

咸平五年，契丹求复置署，朝议以其翻覆，不许。知雄州何承矩继请，乃听置于雄州；六年，罢。景德初，复通好，请商贾即新城贸易。诏北商继物货至境上则许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遣都官员外郎孔揆等乘传诣三榷场，与转运使刘综并所在长吏平互市物价，稍优其直予之。又于广信军置场，皆廷臣专掌，通判兼领焉。三年，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非《九经》书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

天圣中，知雄州张昭远请岁会入中金钱，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无，非以计利。”不许。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熙宁八年，市易司请假奉宸库象、犀、珠直总二十万缗，于榷场贸易，明年终偿之。诏许。九年，立与化外人私贸易罪赏法。河北四榷场，自治平四年，其货物专掌于三司之催辖司，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计之。至是，以私贩者众，故有是命。未几，又禁私市硫黄、焰硝及以卢甘石入他界者，河东亦如之。元丰元年，复申卖书北界告捕之法。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冈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

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久之，元昊请臣，数遣使求复互市。庆历六年，复为置场于保安、镇戎二军。继言驱马羊至，无放牧之地，为徙保安军榷场于顺宁砦。既而蕃商卒无至者。嘉佑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庞籍谓：“非绝其互市，则内侵不已。且闻出兀臧讹庞之谋，若互市不通，其国必归罪讹庞，年岁间，然后可与计议。”从之。初，第禁陕西四路私与西人贸易，未几，乃悉绝之。

治平四年，河东经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庆州大顺城，诏罢岁赐，严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至是，上章谢罪，乃复许之。后二年，令泾原熟户及河东、陕西边民勿与通市。又二年，因回使议立和市，而私贩不能止，遂申诏诸路禁绝。既而河东转运司请罢吴堡，于宁星和市如旧。而麟州复奏夏人之请，乃令鬻铜、锡以市马，而纤缟与急须之物皆禁。西北岁入马，事具《兵志》。

楚、蜀、南粤之地，与蛮獠溪峒相接者，以及西州沿边羌戎，皆听与民通市。熙宁三年，王韶置市易司于秦凤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于兰州。自后，于熙、河、兰、湟、庆、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务。湖北路及沅、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场。重和元年，燕瑛言交人服顺久，毋令阻其贸易。初，广西帅曾布请即钦、廉州各创驿，令交人就驿博买。至是，即用瑛兼广西转运副使，同王蕃计画焉。

建炎四年三月，宣抚使张浚奏，大食国遣人进珠玉宝贝。上曰：“大观、宣和间，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遂致危弱如此。今复捐数十万缗易无用之物，曷若惜财以养战士乎？”谕张浚勿受，量赐予以答之。六月，罢宜州岁市朱砂二万两。

绍兴三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请入贡。上谕大臣，止令卖马，不许其进贡。四年，诏川、陕即永兴军、威茂州置博易场；移广西买马司于邕管，岁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语不通，一听译者高下其手，吏得因缘为奸。六年，大理国献象及马五百匹，诏偿其马直，却像勿受，而赐书劳遣之。十二年，盱眙军置榷场官监，与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十九年，罢国信所博易。二十六年，罢廉州贡珠，散蜑丁。盖珠池之在廉州凡十余，按交址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蜑往采之，多为交人所取，又为大鱼所害。至是，罢之。二十九年，存盱眙军榷场，余并罢。

乾道元年，襄阳邓城镇、寿春花靥镇、光州光山县中渡市皆置榷场，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辖。五年，省提辖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峒缘边州县置博易场，官主之。七年，塞外诸戎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黩货启衅，非便，止合听商贾、百姓收买。诏从之。

建炎元年，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费国用，自今有博买笃耨香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皆置于法；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选可者输送。”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次者曰牛头，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递得三之一。

隆兴二年，臣僚言：“熙宁初，立市舶以通物货。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输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迩来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输，致货滞而价减。择其良者，如犀角、象齿十分抽二，又博买四分；珠十分抽一，又博买六分。舶户惧抽买数多，止买粗色杂货。若象齿、珠犀比他货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买。”

乾道二年，罢两浙路提举，以守倅及知县、监官共事，转运司提督之。三年，诏广南、两浙市舶司所发舟还，因风水不便、船破樯坏者，即不得抽解。七年，诏见任官以钱附纲首商旅过蕃买物者有罚，舶至除抽解和买，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越诉，计赃罪之。

旧法，细色纲龙脑、珠之类，每一纲五千两，其余犀象、紫矿、乳檀香之类，为粗色，每纲一万斤。凡起一纲，遣衙前一名部送，支脚乘赡家钱一百余缗。大观以后，张大其数，像犀、紫矿皆作细色起发，以旧日一纲分为三十二纲，多费脚乘赡家钱三千余贯。至于乾道七年，诏广南起发粗色香药物货，每纲二万斤，加耗六百斤，依旧支破水脚钱一千六百六十二贯有奇。淳熙二年，户部言：“福建、广南市舶司粗细物货，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

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

187　志第一百四十　兵一（禁军上）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又有蕃兵，其法始于国初，具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其后分队伍，给旗帜，缮营堡，备器械，一律以乡兵之制。今因旧史纂修《兵志》，特置于熙宁保甲之前，而附之乡兵焉。

其军政，则有召募、拣选、廪给、训练、屯戍、迁补、器甲、马政八者之目，条分而着之，以见历朝因革损益之不同，而世道之盛衰亦具是矣。

嗟乎！三代远矣。秦、汉而下得寓兵于农之遗意者，惟唐府卫为近之。府卫变而召募，因循姑息，至于藩镇盛而唐以亡。更历五代，乱亡相踵，未有不由于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凡其制，为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虽以矫累朝藩镇之弊，而其所惩者深矣。

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忧世之士屡以为言，竟莫之改。神宗奋然更制，于是联比其民以为保甲，部分诸路以隶将兵，虽不能尽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时之气。时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佑、绍圣遵守成宪。迨崇宁、大观间，增额日广而乏精锐，故无益于靖康之变。时其所任者，童贯也。建炎南渡，收溃卒，招群盗，以开元帅府。其初兵不满万，用张、韩、刘、岳为将，而军声以振。及秦桧主和议，士气遂沮。孝宗有志兴复而未能。光、宁以后，募兵虽众，土宇日蹙，况上无驭将之术，而将有中制之嫌。然沿边诸垒，尚能戮力效忠，相与维持至百五十年而后亡。虽其祖宗深仁厚泽有以固结人心，而制兵之有道，综理之周密，于此亦可见矣。

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皆以守京师、备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驻、屯泊，则就粮军也。太祖鉴前代之失，萃精锐于京师，虽曰增损旧制，而规模宏远矣。

建隆元年，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拣其骁勇升为上军，老弱怯懦置剩员以处之。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