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斤，乃开宝中知州李佩掊敛以希课最，废诸井薪钱，岁额外课部民鬻盐，民不习其事，甚以为苦，至破产不能偿其数，多流入他部，而积年之征不可免。”诏悉除之，其旧额二万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盐不足，许商贩阶、文州青白盐、峡路井盐、永康军崖盐，勿收算。
川峡诸州自李顺叛后，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盐偿之。景德二年，权三司使丁谓言：“川峡粮储充足，请以盐易丝帛。”诏诸州军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从其请。大中祥符元年，诏沪州南井灶户遇正、至、寒食各给假三日，所收日额，仍与除放。三年，减沪州淯井监课盐三之一。
仁宗时，成都、梓、夔三路六监与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岁课减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岁课减十一万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十四，岁课减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岁课减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给一路，夔州则并给诸蛮，计所入盐直，岁输缗钱五分，银、绸绢五分。又募人入钱货诸州，即产盐厚处取盐，而施、黔并边诸州，并募人入米。
康定元年，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言：“川峡素不产银，而募人以银易盐，又盐酒场主者亦以银折岁课，故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而官得银复辇置京师，公私劳费。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峡，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诏行之。既而入银陕西者少，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凤翔、永兴。会西方用兵，军食不足，又诏入刍粟并边，俟有备而止。刍粟虚估高，盐直贱，商贾利之。西方既无事，犹入中如故。夔州转运使蒋贲以为入中十余年，虚费夔盐计直二十余万缗，令陕西用池盐之利，军储有备，请如初。诏许之。
先是，益、利盐入最薄，故并食大宁监、解池盐，商贾转贩给之。庆历中，令商人入钱货益州以射大宁监盐者，万斤增小钱千缗，小钱十当大钱一。贩者滋少，蜀中盐踊贵，斤为小钱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彦博以为言，诏皆复故。
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然井源或发或微，而积课如旧，任事者多务增课为功，往往贻患后人。时方切于除民疾苦，尤以远人为意，有司上言，辄为蠲减。初，盐课听以五分折银、绸、绢，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绸绢一匹折钱六百至一千二百，后诏以课利折金帛者从时估。荆湖之归、峡二州，州二井，岁课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给本州。
熙宁中，蜀盐私贩者众；禁不能止。欲尽实私井，运解盐以足之，议未决。神宗以问修起居注沉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议遂寝。九年，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十万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东川产盐，昨转运司商度卖陵井场，遂止东盐及闭卓筒井，失业者众，言利之臣，复运解盐，道险续运甚艰；成都盐踊贵，东川盐贱，驱民冒法。乞东川盐仍入成都，勿闭卓筒井，罢官运解盐。”诏商贩仍旧，卖解盐依客商例，禁抑配于民。未几，官运解盐竟罢。
元佑元年，诏委成都提点刑狱郭概体量盐事。右司监苏辙劾概观望阿附，奏不以实，且言：“四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斤为钱百二十，近岁碱泉减耗，多杂沙土；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贩小井白盐，价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概不念民朝夕食此贵盐。”诏遂罢概，今黄廉体量以闻。上封事者言：“有司于税课外，岁令井输五十缗，谓之官溪钱。”诏付廉悉蠲之。诏自今溪有盐井输课利盐税外，毋得更增以租。
崇宁二年，川峡利、洋、兴、剑、蓬、阆、巴、绵、汉、兴元府等州，并通行东北盐。四年，梓、遂、夔、绵、汉州、大宁监等盐仍鬻于蜀，惟禁侵解盐地。
绍兴二年，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仿大观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大抵与茶法相类，而严密过之。斤输引钱二十有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六，其后又增贴输等钱。凡四川四千九百余井，岁产盐约千余万斤，引法初行，百斤为一担，又许增十斤勿算以优之，其后递增至四百余万缗。二十九年，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
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质、总领程价言：“推排四路盐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场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场一百五十依旧额煎输；其自陈或纠决增额者井一百二十五、场二十四，并今渲淘旧井亦愿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无盐之井，即与铲除，不敷而抱输者，即与量减；共减钱引四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钱引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户免困重额。”七年，元质又言：“盐井推排，所以增有余补不足，有司务求赢余，盈者过取，涸者略减，尽出私心。今后凡遇推排，以增补亏，不得逾已减之数。”十一年，以京西转运副使江溥言金州帅司置场拘买商盐，高价科卖，致商旅坐困，民食贵盐，诏金州依法听商人从便买卖，不得置场拘催。
初，赵开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鬻盐，输土产税而已。然碱脉有盈缩，月额有登耗，间以虚钞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担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绝之井，许增额承认，小民利于得井，界增其额，而不能售，其引息土产之输，无所从出，由是刎缢相寻，公私病之。
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言：“绍兴间赵开所议盐法，诸井皆不立额，惟禁私卖，而诸州县镇皆置合同场，以招商贩，其盐之斤重，远近皆平准之，使彼此均一而无相倾夺，贵贱以时而为之翕张。今其法尽废，宜下四川总所视旧法施行。”时杨辅为总计，去虚额，闭废井，申严合同场法，禁斤重之逾格者，而重私贩之罚，盐直于是顿昂。辅又请罢利州东路安抚司所置盐店六，及津渡所收盐钱，与西路兴州盐店。后总领陈晔又尽除官井所增之额焉。
五年，户部言：“潼川府盐、酒为蜀重害。盐既收其土产钱给卖官引，又从而征之，矧州县额外收税，如买酒钱、到岸钱、榻地钱之类，皆是创增。”于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诸司。宁宗嘉定七年，诏四川盐井专隶总所，既而宣抚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军兴，乃复夺之。
茶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初，京城、建安、襄复州皆置务，后建安、襄复州务废，京城务虽存，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皆就本场。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则江陵府、潭、澧、鼎、鄂、岳、归、峡七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百二十七万九千余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悉送六榷务鬻之。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唯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买腊茶斤自二十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腊茶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十等。
民之欲茶者售于官，给其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于茶如京师。至道末，鬻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余贯。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
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园户辄毁败茶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旧茶园荒薄，采造不充其数者，蠲之。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轻减。太平兴国二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论。凡结徒持杖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兴国四年，诏鬻伪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雍熙二年，民造温桑伪茶，比犯真茶计直十分论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损官课言加犯私盐一等，非禁法州县者，如太平兴国诏条论决。
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及颗、末盐。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茶盐于江、淮。
淳化三年，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请罢诸榷务，令商人就出茶州军官场算买，既大省辇运，又商人皆得新茶。诏以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与映副之。四年二月，废沿江八务，大减茶价。诏下，商人颇以江路回远非便，有司又以损直亏课为言。七月，复置八务，罢制置使、副。至道初，刘式犹固执前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言商人市诸州茶，新陈相糅，两河、陕西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参以多品则少利，罢榷务令就茶山买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说，命宰相召盐铁使陈恕等与式、允恭定议，召问商人，皆愿如淳化所减之价，不然，即望仍旧。有司职出纳，难于减损，皆同允恭之说，式议遂寝。即以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二年，从允恭等请，禁淮南十二州军盐，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积，岁课增五十万八千余贯，允恭等皆被赏。
初，商人以盐为急，趋者甚众，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场耗，随所在饶益。其输边粟者，持交引诣京师，有坐贾置铺，隶名榷货务，怀交引者凑之。若行商，则铺贾为保任，诣京师榷务给钱，南州给茶；若非行商，则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及南北和好罢兵，边储稍缓，物价差减，而交引虚钱未改。既以茶代盐，而买茶所入不补其给，交引停积，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数年之外，京师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价，官私俱无利。是年，定监买官亏额自一厘以上罚奉、降差遣之制。
景德二年，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详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实直钱五十千者，给百贯实茶，若须海州茶者，入见缗五十五千；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茶增十千，次边增五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陕西缘边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须海州茶者，纳物实直五十二千，次边所增如河北缘边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给，皆如京师。河北次边、河东缘边次边，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过，当输算，令记录，候至京师并输之。仍约束山场，谨其出纳。议奏，三司皆以为便。五月，以溥为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虑未尽其要，三年，命枢密直学士李浚等比较新旧法利害。时新法方行，商人颇眩惑，特等请罢比较，从之。
有司上岁课：元年用旧法，得五百六十九万贯，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万贯，三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