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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二月，诏曰：“朕深惟治不加进，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严限田，抑游手，务农桑。凡是数者，卿等二三大臣为朕任之。”十有二月，监进奏院李结献《治田三议》：一曰务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大略谓：“浙西低田恃堤为固，若堤岸高厚，则水不能入。乞于苏、湖、常、秀诸州水田塘浦要处，官以钱米贷田主，乘此农隙，作堰增令高阔，则堤成而水不为患。方此饥馑，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泾滨断流，车畎修筑，尤为省力。”诏令胡坚常相度以闻。其后，户部以三议切当，但工力浩瀚，欲晓有田之家，各依乡原亩步出钱米与租田之人，更相修筑，庶官无所费，民不告劳。从之。
七年二月，知扬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残之久，未行租税，民复业与创户者，虽阡陌相望，然闻之官者十才二三，咸惧后来税重。昔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望诏两淮更不增赋，庶民知劝。”诏可。十月，司马伋请劝民种麦，为来春之计。于是诏江东西、湖南北、淮东西路帅漕，官为借种及谕大姓假贷农民广种，依赈济格推赏，仍上已种顷亩，议赏罚。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赏格，募人开耕荒田，给官告绫纸以备书填，及官会十万缗充农具等用。以种粮不足，又诏淮东总领所借给稻三万石。
淳熙五年，诏：“湖北佃户开垦荒田，止输旧税。若包占顷亩，未悉开耕，诏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遍耕者拘作营田，其增税、铲佃之令勿行。”六年五月，提举浙西常平茶盐颜师鲁奏：“设劝课之法，欲重农桑、广种植也。今乡民于己田连接闲旷硗确之地，垦成田园，用力甚勤。或以未陈起税，为人所讼，即以盗耕罪之，何以劝力田哉？止宜实田起税，非特可戢告讦之风，亦见盛世重农之意。”诏可。十有一月，臣僚奏：“比令诸路帅、漕督守令劝谕种麦，岁上所增顷亩。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数郡宜麦，余皆文具。望止谕民以时播种，免其岁上增种之数，庶得劝课之实。”
七年，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每岁如之。八年五月，诏曰：“乃者得天之时，蚕麦既登，及命近甸取而视之，则穗短茧薄，非种植风厉之功有所未至欤？朕将稽勤惰而诏赏罚焉。”是岁连雨，下田被浸，诏两浙诸州军与常平司措置，再借种粮与下户播种，毋致失时。十有一月，辅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麦田，虽垦无种，若贷与贫民，犹可种春麦。臣僚亦言，江、浙旱田虽已耕，亦无麦种。”于是诏诸路帅、漕、常平司，以常平麦贷之。
先是，知扬州郑良嗣言：“两淮民田，广至包占，多未起税。朝廷累限展首，今限满适旱，乞更展一年。”诏如其请。九年，著作郎袁枢振两淮还，奏：“民占田不知其数，二税既免，止输谷帛之课。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地；他人请佃，则以疆界为词，官无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户不加多，而郡县之计益窘。望诏州县画疆立券，占田多而输课少者，随亩增之；其余闲田，给与佃人，庶几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莱不至多荒。”
绍熙元年，初，朱熹为泉之同安簿，知二郡经界不行之害。至是，知漳州。会臣僚请行闽中经界，诏监司条具，事下郡。熹访问讲求，纤悉备至。乃奏言：“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利，绍兴已推行处，公私两利，独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劳逸，而后一州之利病，切独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择官吏，委任责成；度量步亩，算计精确；画图造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特许过乡通县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今欲每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而合一州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每文输米几何，钱几何，止于一仓一库受纳。既输之后，却视原额分隶为省计，为职田，为学粮，为常平，各拨入诸仓库。版图一定，则民业有经矣。但此法之行，贫民下户固所深喜，然不能自达其情；豪家猾吏实所不乐，皆善为说辞，以惑群听；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风沮怯，此则不能无虑。”辅臣请行于漳州。明年春，诏漕臣陈公亮同熹协力奉行。会农事方兴，熹益加讲究，冀来岁行之。细民知其不扰而利于己，莫不鼓舞，而贵家豪右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胥为异论以摇之，前诏遂格。熹请祠去。五年，蠲庐州旱伤百姓贷稻种三万二千一百石。
庆元元年二月，上以岁凶，百姓饥病，诏曰：“朕德菲薄，饥馑荐臻，使民阽于死亡，夙夜惨怛，宁敢诿过于下耶？顾使者、守令所与朕分寄而共忧也，乃涉春以来，闻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亩，捐沟壑，咎安在耶？岂振给不尽及民欤？得粟者未必饥，饥者未必得欤？偏聚于所近，不能均济欤？官吏视成而自不省欤？其各恪意措画，务使实惠不壅，毋以虚文蒙上，则朕汝嘉。”
宁宗开禧元年，夔路转运判官范荪言：“本路施、黔等州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诱客户举室迁去。乞将皇佑官庄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庶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佑逃移旧法轻重适中，可以经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后凡理诉官庄客户，并用皇佑旧法。从之。
嘉定八年，左司谏黄序奏：“雨泽愆期，地多荒白。知余杭县赵师恕请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盖种稻则费少利多，杂种则劳多获少。虑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课责输，则非徒无益；若使之从便杂种，多寡皆为己有，则不劝而勤，民可无饥。望如所陈，下两浙、两淮、江东西等路，凡有耕种失时者并令杂种，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庶几农民得以续食，官免振救之费。”从之。
知婺州赵（与心）夫行经界于其州，整有伦绪，而（与心）夫报罢。士民相率请于朝，乃命赵师岩继之。后二年，魏豹文代师岩为守，行之益力。于是向之上户析为贫下之户，实田隐为逃绝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结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有奇，创库匮以藏之，历三年而后上其事于朝。
淳佑二年九月，敕曰：“四川累经兵火，百姓弃业避难，官以其旷土权耕屯以给军食，及民归业，占据不还。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析在州县屯官随即归还。其有违戾，许民越诉，重罪之。”
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言：
“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所谓富贵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专，识者惧焉。夫百万生灵资生养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少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
去年，谏官尝以限田为说，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敌人睥睨于外，盗贼窥伺于内，居此之时，与其多田厚赀不可长保，曷若捐金助国共纾目前？在转移而开导之耳。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僚论奏而行之，使经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国计。陛下勿牵贵近之言以摇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废良策，则天下幸甚。”从之。
十一年九月，敕曰：“监司、州县不许非法估籍民产，戒非不严，而贪官暴吏，往往不问所犯轻重，不顾同居有分财产，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户绝之家不与命继；或经陈诉许以给还，辄假他名支破，竟成干没；或有典业不听收赎，遂使产主无辜失业。违戾官吏，重置典宪。”是岁，信常饶州、嘉兴府举行经界。
景定元年九月，敕曰：“州县检校孤幼财产，往往便行侵用，洎至年及陈乞，多称前官用过，不即给还。自今如尚违戾，以吏业估偿，官论以违制，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咸淳元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言：“经界将以便民，虽穷阎下户之所深愿，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尽乐。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则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孚哉？且今之所谓推排，非昔之所谓自实也。推排者，委之乡都，则径捷而易行；自实者，责之于人户，则散漫而难集。嘉定以来之经界，时至近也，官有正籍，乡都有副籍，彪列昈分，莫不具在，为乡都者不过按成牍而更业主之姓名。若夫绍兴之经界，其时则远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鳞差栉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万，稽其亩步，订其主佃，亦莫如乡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经界而辟自实者，正谓是也。州县能守朝廷乡都任责之令，又随诸州之便宜而为之区处，当必人情之悉孚，不令而行矣。”从之。
三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李镛言：“夫经界尝议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尝令自实矣，而自实卒不竟。岂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财之名，下之不乐其成者又每倡为扰民之说。故宁坐视邑政之坏，而不敢诘猾吏奸民之欺；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盖经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尽量步亩，必审定等色，必纽折计等，奸弊转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过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富公平者，订田亩税色，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臣守吴门，巳尝见之施行。今闻绍兴亦渐就绪，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窃谓东南诸郡，皆奉行惟谨。其或田亩未实，则令乡局厘正之；图册未备，则令县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县之稽违，监司察郡之怠弛，严其号令，信其赏罚，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责之年岁以课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岁会以综核之。”于是诏诸路漕、帅施行焉。
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而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旧额，每失之重，输纳之际，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重，则佃不堪命。州县胥吏与仓库百执事之人，皆得为侵渔之道于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于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卖官田以给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诱之，其终不免于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后，又有所谓安边所田，收其租以助岁币。至其将亡，又限民名田，买其限外所有，谓之公田。初议欲省和籴以纾民力，而其弊极多，其租尤重；宋亡，遗患犹不息也。凡水田、官田之法，公田见于史者，汇其始末而悉载于篇，有足鉴者焉。
绍兴元年，诏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二年，以修圩钱米及贷民种粮，并于宣州常平、义仓米拨借。三年，定州县圩田租额充军储。建康府永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余顷，近岁垦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额。
五年，江东帅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本朝庆历、嘉佑间，始有盗湖为田者，其禁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余姚、上虞每县收租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莫若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尽废之。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令监司守令条上。”于是诏诸路漕臣议之。其后议者虽称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