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第382部分

天圣中，上患职田有无不均，吏或多取以病民；诏罢天下职田，悉以岁入租课送官，具数上三司，计直而均给之。朝廷方议措置未下，仁宗阅具狱，见吏以贿败者多，恻然伤之；诏复给职田，毋多占佃户，及无田而配出所租，违者以枉法论。

又十余年，至庆历中，诏限职田，有司始申定其数。凡大藩长吏二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幕职官四顷。凡节镇长吏十五顷，通判七顷，判官四顷，幕职官三顷五十亩。凡防、团以下州军长吏十顷，通判六顷，判官三顷五十亩，幕职官三顷。其余军、监长吏七顷，判官、幕官，并同防、团以下州军。凡县令，万户以上六顷，五千户以上五顷，不满五千户并四顷。凡簿、尉，万户以上三顷，五千户以上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二顷。录事参军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发运制置、转运使副，武臣总管，比节镇长吏。发运制置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抚都监，路分都监，比节镇通判。大藩府都监，比本府判官。黄汴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比节镇判官。节镇以下至军监，诸路走马承受并砦主，都同巡检，提举捉贼，提点马监，都大巡河，不得过节镇判官。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不得过簿、尉。自此人有定制，士有定限，吏以职田抵罪者，视昔为庶几焉。

至熙宁间，复诏详定：

凡知大藩府三京、京兆、成都、太原、荆南、江宁府，延、秦、扬、杭、潭、广州。二十顷，节镇十五顷，余州及军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兴化。并十顷，余小军、监七顷。通判、藩府八顷，节镇七顷，余州六顷。留守、节度、观察判官，藩府五顷，节镇四顷。掌书记以下幕职官三顷五十亩。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三顷。令、丞、簿、尉。万户以上，县令六顷，丞四顷；不满万户，令五顷，丞三顷；不满五千户，令四顷，丞二顷五十亩。簿、尉减令之半。藩府、节镇录参，视本州判官，余视幕职官。藩府、节镇曹官，视万户县簿、尉，余视不满万户者。

发运、转运使、副，视节镇知州。开封府界提点，视余州。发运、转运判官，常平仓司提举官，视藩府通判。同提举，视万户县令。发运司干当公事，视节镇通判。转运司管干文字，提刑司检法官，提举常平仓司干当公事，视不满万户县令。蔡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管干机宜文字，府界提点司干当公事，视节镇判官。

总管，视节镇知州。路分钤辖，视余州知州。安抚、路分都监，州钤辖，视节镇通判。藩府都监，视本州判官。诸路正将，视路分都监；副将，视藩府都监。走马承受，诸州都监，都同巡，都大巡河，并视节镇判官。巡检，堡砦都监，砦主，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并视幕职官。巡辖马递铺，监堰并县、镇、砦监当，并视本县簿、尉。诸路州学教授，京朝视本州判官，选人视本州曹官。

又诏：“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司，以本路职田令逐州军岁以子利稻麦等拘收变钱，从本司以一路所收钱数，又纽而为觔斗价直，然后等第均给。”自熙宁三年始，知成都府，一千石。转运使，六百石。钤辖二员，各五百石。转运判官，视钤辖。通判二员，各四百五十石。签判，节推，察推，知录，干当粮料院，监军资库，都监，都巡检，巡检，系大使臣。走马承受，京朝官知县，各二百石。内职官系两使支掌以上资序者同。如系初等及权入者，各一百五十石。监商税、市卖院、交子务，系京朝官或大使臣充者。视职官。城外巡检，监排岸，十县巡检，系三班使臣者。各一百五十石。司理，司户，司法，府学教授，系敕扎正授者。

监甲仗库，各一百石。知眉、蜀、彭、雅、邛、嘉、简、陵州，永康军，视成都通判。其通判减三之一。知威、黎茂州，视眉、蜀通判。其都监，监押，驻泊，都巡检，系大使臣者。

签判，推、判官，系两使职官并支掌以上资序。

知录，京朝官并职官知县，监棚口镇，系京朝官。视成都职官。监押，巡检，同巡检，驻泊，系三班使臣。初等职官或权入职官，录事参军，县令，试衔知县，视成都城外巡检。司理，司户，司法，诸县主簿、尉，应监当场务选人监税、监盐，巡辖马铺，系三班使臣。

视成都曹官。应诸县令佐系职员权摄者不给。岁有丰凶，则数有少剩，皆随时等级为之增减。初，权御史中丞吕诲、御史知杂刘述奉诏同均定成都、梓、利、夔四路职田，诲等以成都路岁收子利稻麦、桑丝、麻竹等物逐处不同，遂计实直纽作稻谷一色，每斗中价百有二十，自知成都府以下官属等第均定。及再诏详定，而三路数少，均分不足，用定到成都路数目以闻，中书再行详定，而有是诏。

元丰中，诏熙河、泾原、兰州路州军官属职田，每顷岁给钱钞十千。以其元给田及新造之区，募弓箭手及留其地以为营田，元符三年，朝散郎杜子民奏：“职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首变两川之法，无给上下，一路便之。元佑中推广此意，以限月之法，变而均给。士大夫贪冒者，或穷日之力以赴期会，或交书请属以幸权摄，奔竞之风长，廉耻之节丧。乞复元丰均给之法，以养士廉节。”从之。

建中靖国元年，知延安府范纯粹奏：“昨帅河东日，闻晋州守臣所得职田，因李君卿为州，谕意属邑增广租入，比旧数倍。后襄陵县令周汲力陈共弊，郡守时彦岁减所入十七八，佃户始脱苛敛之苦。而晋、绛、陕三州圭腴，素号优厚，多由违法所致。或改易种色，或遣子弟公皂监获，贪污猥贱，无所不有。乞下河东、陕西监司，悉令改正。”从之。

大观四年，臣僚言：“圭田欲以养廉，无法制以防之，则贪者奋矣。奸吏挟肥瘠之议，以逞其私，给田有限，课入无算，祖宗深虑其弊，以提点弄狱官察之，而未尝给以圭租，庶不同其利而分其心也。近岁提点刑狱所受圭租，同于他司，故积年利病，壅于上闻。元丰旧制，检法官，其属也，当视其长。自元佑初并提举常平司职事入提刑司，兼领编敕，遂将提举官合给之数拨与提刑司，参详修立，而检法官亦预焉。”诏依旧法。

政和八年，臣僚言：“尚书省以县令之选轻，措置自不满五千户至满万户递增给职田一顷。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县令所得，亦复不齐。多至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百斛，如常之江阴；六百斛，常之宜兴。亦六百斛。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三二百。凡在河北、京东京西、荆湖之间，少则有至三二十斛者；二广、福建有自来无圭租处；川峡四路自守倅至簿、尉，又以一路岁入均给，令固不得而独有。今欲一概增给一顷，岂可得哉？”诏应县令职田顷亩未及条格者，催促摽拨。

宣和无年诏：“诸路职官各有职田，所以养廉也。县召客户、税户，租佃分收，灾伤检覆减放，所以防贪也。诸县多窬法抑都保正长，及中上户分佃认纳。不问所收厚薄，使之必输，甚至不知田亩所在，虚认租课。闻之恻然。应违法抑勒及诡名委保者，以违诏论；灾伤检放不尽者，计赃以枉法论；入己者以自盗论。”

靖康元年，诏诸路职田租存田亡者，并与落租额。绍兴间，惧其不均，则诏诸路提刑司依法摽拨，官多田少，即于邻近州县通融，须管数足。又诏将空闲之田为他司官属所占者，拨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无职田，选人并亲民小使臣，每员月支茶汤钱一十贯文。内虽有职田，每月不及十贯者，皆与补足，所以厚其养廉之利。惧其病民，则委通判、县令核实，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损其已定过多之额。凡职租不许辄令保正催纳，或抑令折纳见钱，或无田平白监租，或以虚数勒民代纳，或额外过数多取，皆申严禁止之令。察以监司，坐以赃罪，所以防其不廉之害。罢废未几而复旧，拘借未久而给还，移充籴本，转收马料，旋复免行，皆所以示优恩，厉清操也。

若其顷亩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谓三京、颖昌、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兴仁隆德、开德、临安府，秦、扬潭、广州。

二十顷。发运、围运使副，总管，副总管，知节镇，一十五顷。知余州及广济、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兴化、汉阳、永康军，并路分钤辖，一十顷。发运、转运判官，提举淮南、两浙、江南、荆湖东西、河北路盐事官，通判藩府，八顷。知余军及监，并通判节镇州，钤辖，安抚副使，都监，路分都监，将官，发运司干办公事，七顷。通判余州及军，满万户县令，六顷。藩府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

都监，发运、转运司主管文字，满五千户县令，副将官，五顷。节镇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

转运司主管帐司，不满五千户县令，满万户县丞，余州都监，走马承受公事，主管机宜文字，同巡检，都大巡河，提点马监，四顷。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藩府及节镇推官，巡检，县、镇、砦都监、砦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余州判官、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

军、监都监，三顷五十亩。

军、监判官，余州推官，余州及军、监录事参军，巡检，县、镇、砦都监，砦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藩府及节镇曹官，州学教授，谓承直郎以下。

满五千户县丞，满万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三顷。余州及军、监曹官，州学教授，谓承直郎以下。

不满五千户县丞，满五千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二顷。

173　志第一百二十六　食货上一（农田）

昔武王克商，访箕子以治道，箕子为之陈《洪范》九畴，五行五事之次，即曰“农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货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国家之政兴焉。是故食货而下，五卿之职备举于是矣：宗伯掌邦礼，祀必有食货而后仪物备，宾必有食货而后委积丰；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奠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兴于礼义；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货而后可远于刑罚；司马掌邦政，兵必有食货而后可用于征戍。其曰“农用八政”，农，食货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范》八政之意欤。

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枲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佑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徽宗既立，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敛，以济多欲，自速祸败。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

考其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向使究其所为，勉而进于王道，亦孰能御之哉？然终宋之世，享国不为不长，其租税征榷，规抚节目，烦简疏密，无以大异于前世，何哉？内则牵于繁文，外则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但已，征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既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贷，大率然也。又谓汉文、景之殷富，得诸黄、老之清静，为黄、老之学者，大忌于纷更，宋法果能然乎？时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财，其数有限，国家用财，其端无穷，归于一是，则“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无他技也。

宋旧史志食货之法，或骤试而辄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则徒重篇帙，约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