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渐去矣。”
八月甲辰，提举东流故道李伟言：“大河自五月后日益暴涨，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铺决口，水出于第三、第四铺并清丰口一并东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为深快，颇减北流横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当减落，若不稍加措置，虑致断绝，即东流遂成淤淀。望下所属官司，经画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误国事。”诏吴安持与本路监司、北外丞司及李伟按视，具合措置事连书以闻。
九月，中丞苏辙言：“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乞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六年四月庚子敕，窜责李伟。”
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赵偁权河北转运使。偁素与安持等议不协，尝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功费骚动半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浚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夫河流有逆顺，地势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见，职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谓当缮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弃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愿以河事并都水条例一付转运司，而总以工部，罢外丞司使，措置归一，则职事可举，弊事可去。”
四月，诏：“南、北外两丞司管下河埽，今后令河北、京西转运使、副、判官、府界提点分认界至，内河北仍于衔内带‘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
十月辛酉，以大河东流，赐都水使者吴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监丞李伟再任。
093 志第四十六 河渠三
黄河下
汴河上
元佑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软堰，并依都水监所奏。”门下侍郎苏辙奏：“臣尝以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阔止百余步，冬月河流断绝，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此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绝，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赵偁亦上议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进其说，或见近忘远，徼幸盗功，或取此舍彼，诪张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听，下滋民患，横役枉费，殆无穷已，臣切痛之。所谓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去其患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流也。夫欲合河以为利，而不恤上下壅溃之害，是皆见近忘远，徼幸盗功之事也。有司欲断北流而不执其咎，乃引分水为说，姑为软堰；知河冲之不可以软堰御，则又为决堰之计。臣恐枉有工费，而以河为戏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之势，以治东流、北流。”
五月，水官卒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监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家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才十之二三，然后知大河宜闭北行东。乞下都水监相度。”于是吴安持复兼领都水，即建言：“近准朝旨，已堰断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断绝。然东西未有堤岸，若涨水稍大，必披滩漫出，则平流在北京、恩州界，为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青丰口以东鸡爪河，分杀水势。”吕大防以其与己意合，向之，诏同北京留守相视。
时范纯仁复为右相，与苏辙力以为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共议，可则行之，有异议速以闻。”绍圣元年正月也。是时，转运使赵偁深不以为然，提刑上官均颇助之。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无患也。今河自横□、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而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功也。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大名安抚使许将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益广。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患。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同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具图、状保明闻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来上。”
三月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复故道，水之趋东，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视，逐司议论未一。臣谓水官朝夕从事河上，望专委之。”乙亥，吕大防罢相。
六月，右正言张商英奏言：“元丰间河决南宫口，讲议累年，先帝叹曰：‘神禹复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后不得复议回河闭口，盖采用汉人之论，俟其泛滥自定也。元佑初，文彦博、吕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吴安持为都水使者，委以东流之事。京东、河北五百里内差夫，五百里外出钱雇夫，及支借常平仓司钱买梢草，斩伐榆柳。凡八年而无尺寸之效，乃迁安持太仆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则刘奉世犹以彦博、大防余意，力主东流，以梁村口吞纳大河。今则梁村口淤淀，而开沙堤两处决口以泄水矣。前议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则云俟霜降水落兴工矣。朝廷咫尺，不应九年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内，年年矾山水涨，霜降水落，岂独今年始有涨水，而待水落乃可以兴工耶？乞遣使按验虚实，取索回河以来公私费钱粮、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
会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诏王宗望亟往救护。壬寅，帝谓辅臣曰：“广武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已遣中使视之。”辅臣出图、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水趋南岸。今雨止，河必减落，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
八月丙子，权工部侍郎吴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塌堤身二千余步处，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各属官司，躬往相度保明。”从之。
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频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昭凡九月，上禀成算，自阚村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东还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阚村下至海口，补筑新旧堤防，增修疏浚河道之淤浅者，虽盛夏涨潦，不至壅决。望付史官，纪绍圣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弟以闻。然是时东流堤防未及缮固，濒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师，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诏给券，谕令还本土，以就振济。
己酉，安持又言：“准朝旨相度开浚澶州故道，分减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工。欲乞且行疏导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
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佑四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虽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然至涨水之时，犹有三分水势，而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决坏民田。近又据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堤七十余里，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今访闻东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不惟旧堤损缺怯薄，而阚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诸处埽岸，虑有壅滞冲决之患，不可不豫为经画。”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同北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视，增修疏浚，不致壅滞冲决。
丙辰，张商英又言：“今年已闭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官，则是河水已归故道，止宜修缉堤埽，防将来冲决而已。近闻王宗望、李仲却欲开澶州故道以分水，吴安持乞候涨水前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东流底平，则才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何用九年费财动众？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来涨水并今来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窟，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如是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支持？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元佑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河议》，乞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反复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庶免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诏：“沿黄河州军，河防决溢，并即申奏。”
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伟言：“相度大小河门，乘此水势衰弱，并先修闭，各立蛾眉埽镇压。乞次于河北、京东两路差正夫三万人，其它夫数，令修河官和雇。”三月丁巳，伟又乞于澶州之南大河身内，开小河一道，以待涨水，纾解大吴口下注北京一带向着之患。”并从之。
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东流遂断绝。八月甲戌，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护堤岸。”辛丑，左司谏王祖道请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可。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郑佑、吴安持辈皆用登极大赦，次第牵复。中书舍人张商英缴奏：“佑等昨主回河，皆违神宗北流之意。”不听。商英又尝论水官非其人，治河当行其所无事，一用堤障，犹塞儿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为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商英复陈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复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筑御河西堤，而开东堤之积；五曰开木门口，泄徒骇河东流。大要欲随地势疏浚入海。会四月，河决苏村。七月，诏：“商英毋治河，止厘本职，其因河事差辟官吏并罢。”复置北外都水丞司。
建中靖国元年春，尚书省言：“自去夏苏村涨水，后来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诏都水使者鲁君贶同北外丞司经度之。于是左正言任伯雨奏：
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远引，只如元佑末年，小吴决溢，议者乃谲谋异计，欲立奇功，以邀厚赏。不顾地势，不念民力，不惜国用，力建东流之议。当洪流中，立马头，设锯齿，梢刍材木，耗费百倍。力遏水势，使之东注，陵虚驾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决，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决溃，又复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势之必至也。
昔禹之治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导之。盖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迄逦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或北而东，或东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
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栏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淀塘泊，亦祗宜因塘泊之岸，增设堤防，乃为长策。风闻近日又有议者献东流之计，不独比年灾伤，居民流散，公私匮竭，百无一有，事势窘急，固不可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溃决未久，势不可改。设若兴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举，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