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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她凄凉地说：“我不是不知道韩劲爱我是一心一意。那天我一个人夜里在街上逛来逛去，伤心得不行时，也想过去找韩劲。”“为什么没去？”“他那么好，那么相信我……我不忍让他喝人家的洗脚水。”“什么？这话也出来了！闹了半天，你新潮来新潮去，骨子里还有这么多封建积垢。白念那么多书了，都尿出去了？”
“这不是封建！”我们谈话常常这么结束，我讽刺挖苦她一顿，她忍泪生气而去。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吴迪的学校门口等她时，陈伟玲从校园里出来，要和我谈谈。因为陈伟玲上次给了我一个愚蠢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犯了一个本来不该犯的错误，以为她是受了韩劲之托前来说项。后来吴迪坚决地对我说，韩劲不会这样做，就象她不会这样做一样。我倾向于相信她的说法，这就更使我当时显得傲慢粗俗，低级下流。
“谈什么？是咱们俩的事呢，还是别人的什么事？”我先这样轻薄地问她。“吴迪的事。”“噢，吴迪，我认识她，而且不是通过你认识的。”
“的确，”她平淡地说，“我也没有你这样的朋友可以介绍给她。”“你很清白。”“直说吧，我认为她认识你后，并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她的学习成绩，精神状态都下降、变糟了。”
“你不是她妈妈吧？我猜你现在连她的朋友也不是。”
“是的，”陈伟玲脸上掠过一丝痛楚，“我没什么权利指责你，指责她。我只是想对你提一个请求，一个忠告……”
“请求我不要再纠缠她？忠告我不要再打扰她？我很乐意照办。”我微笑地说，“其实我也曾为此做过努力，问题是她，不是我，是她在纠缠我、打扰我。”
“我知道，是她不能自拨。”陈围玲沉着地说：“我并不是请求你躲开她，离她远的。我是来请求你对她好点，要是你真……爱她——起码你也该做做样子。就是你不想理她了，也委婉点，别把她当成个婊子！”
我沉吟片刻，乜斜着眼看看她：“我想，这也是韩劲内心发出的饱含痛苦的请求吧？”
她没说话，实际上是气得说不出话。
“既然你这么赤诚以待，我也无妨肝胆相照。请你转告韩劲，我也觉得我不能给吴迪带来什么益处，给她以‘向上’的力量——用句时髦话说。她最合适的配偶应该是韩劲，这话我也跟她说过。我愿意和韩劲合作，使吴迪弃恶从善，真的，这是肺腑之言。我可以保证，从此不再来找吴迪，不再给她打电话，甚至我可以搬家，使她找不着我，彻底忘掉我，完壁归赵。”“我过去，”陈伟玲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一直认为你是个高级恶棍，文明流氓，倒也讲究个方式，讲究把事情做的尽可能得体。现在我才明白，你其实和街头歪着膀子遛去的，‘小晃’没什么太大的高低之分。要说区别，就是那些‘小晃’还有点江湖义气，有点令人钦佩的担事的勇气，而你，整个就是一个大混蛋！卑劣无耻，彻底堕落的坏蛋！过去我总不大信，总认为有些书里描写过份，左了，谢谢你让我长了见识。”我目瞪口呆，尽管竭力想克制自己，可血液还是一齐涌上来，脸红得近乎紫涨。“你真是堪称炉火纯青了，脸红得多么及时，恰到好处。练这一手要很长时间吧？一般小无赖可真不行。”
她转身走了。吴迪迎面走来，正要对我笑，没笑出来，害怕地看着我脸问：“你怎么了？”
我冷笑一声，没说话。
她扭脸看远去的陈伟玲：“她跟你说什么？”
“她骂了我一顿，为你。我还没他妈叫人这么侮辱过呢。”
“我去找她，她管得着吗，我早告诉她别管我的事。”
吴迪转身要追陈伟玲，我一把拉住她：“算了算了，我倒不生气，别惹麻烦了。”“我说，”我们在城里一家饭庄吃晚饭时我问她，“你和韩劲最近怎么样？”“吹了。”我叹口气。从饭庄出来，我已经有点醉醺醺，扶着吴迪问：“你觉得我坏吗？”她搀着我，低头小心翼翼地走路，没回答。“坏，是坏，的确坏！”我嘲笑吴迪，“你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夏天晚上看足球赛是一件很够刺激的事。特别是对方是一支有点实力的外国球队。十万人往凉风习习的体育场密密麻麻一坐，喝着汽水，吃着雪糕，说喊一齐呐喊，说哄一齐起哄，跺脚吹哨扔瓶子，热闹个不亦乐乎，还冠冕堂皇地爱国。换个地儿，姥姥也不成呵！且不说没处找那十万人跟你同仇敌忾，警察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任你足折腾。那几天，北京来了支欧洲国家甲级队，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售票房外打了一夜扑克，买了几张票，方方、我带上吴迪和另一个街上捡来的姑娘一起去看球赛。吴迪是凑热闹，我和方方是真正的球迷，业余场外指导。那天中国队踢的也挺窝囊，我和方方差点喊破嗓子，到底让老外赢了两个球，散场时我心里这个气呀。坐在挨着老外球队进出场口的看台上的球迷袭击了正在退场的外国球队，水果、汽水瓶雨点般地砸下看台、汗涔涔的外国球员抱头鼠窜。我们发疯地怒吼助威，顺势往简直是国耻的中国队员头上扔了一通汽水瓶子，使观众普遍的沮丧、愤怒演变成一场骚乱。穿着白制服的警察蜂拥冲向人群。同闹事的青年人扭打起来。我拉着吴迪的手翻过看台间的栏杆，跑向别的骚乱没有漫延到的看台出口，边跑边回头看着混乱场面哈哈大笑。挤出体育场出口，我的心情已经相当愉快了，和方方、吴迪有说有笑。这时，人群中一个人狠狠撞了我一下，撞的我差点趴下。
“你他妈乱撞什么，瞎了。”我破口骂。
已经过的一群小伙子哗啦转身围上来：“你骂谁？骂谁？”“干什么干什么，想打架？”我往后退，身上已经挨了几下。方方跑过来：“谁想打架？”气势汹汹揪住一个小伙子。
“你们干什么？”吴迪也冲进圈，猛推逼住我的两个小伙子。我怕吴迪吃亏，正要拉开她，一眼看见了韩劲，立刻明白了，这帮寻衅的年轻人都是他的同学，忙拽住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要动手的方方。我知道方方是经常带刀的，这些大学生尽管人多，可能也打过群架，但他们决不是方方的对手。由于吴迪横在中间，他们也停了下来。
“我不是怕你们，”我说，“但我不想打架，有什么话好说。”
“少废话。”一个小伙子说，“人这么挤，碰了你一下，你小子就出口伤人。”“甭跟他们废话，”方方手插着裤兜说，“打了再说，居然还有找茬跟咱们打架的，不知道我是谁。”他没看见韩劲。
“别打，方方。”我按住方方的手说，“这是打架的地方吗？打了咱们谁也跑不了。”我又走到韩劲面前说：“有什么话咱们改天再说，我随叫随到。这地方不合适，你们是学生，在公共场合闹事的影响也不好。”“学生怎么啦！”旁边有人说，“学生急了也不吝秧子。你得对人先道歉。”“可以，我刚才骂了谁啦？对不起呵。”韩劲阴郁地盯着我，我笑着对池说，“没事，我不在意，我理解你，我并非有意触犯你。我跟陈伟玲讲了，如果你乐意，我可以完壁归赵。”
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韩劲本来没有参加同学们气不忿采取的突发行动，刚才斗殴将要酿成时，还是他拉住了为首分子（这是后来我听说的）。但在此刻，我道了歉，说了那些“入情入理”的话后，其他人冷静下来，他却忽然挥拳打了我。人群忽拉散开，一队警察包围了我们。
“我看到的，是这帮流氓无故打了人家。他们撞了人家，人家还跟他们道了歉。”“真不象话！一大帮人欺负一个人。”
围观人群中有正义感的人激动地向警官竞相述说。
“是这样吗？”我们全体被带到派出所，一个警官问我，“他们先挑衅打的你？”“不是，”我说，“我们刚才在球场里就吵了架。”
“为什么吵？”“因为我们说中国队被进的第二球是守门员犯了臭，不该跑出禁区。他们说是后卫笨蛋，没有及时回防。争着争着就吵起来了。”“那你挨打是活该。”警官说，“看球你进就好好看吧，瞎起什么哄？往台下扔瓶子了吗？”
“扔了一个。”我说。“你们扔了吗？”他问那些大学生。
“扔了一个。”“都扔了一个？好，罚款。一个瓶子十块钱。”
我们纷纷掏钱交罚款。这时，一个老警官从门外进来，看到我，象是想起什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张明。”我慢腾腾地说。
“家住哪？”“过去进来过没有？”“没有，我一向规矩。”
“规矩？”老警官哼了一声，背着手往门外走。走到门口，他一下停住了，看见了正嘟嘟囔囔交罚款的方方。他冷不丁转身又看了一遍我，眼睛亮了一下，旋即眯缝起，我知道他认出了我，他就是在“燕都”抓走亚红的那个警官。
第六节
第二大早晨，我们从派出所放出来。我做的姿态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吴迪当着她的同学们面，公然挽着我一起走了。那个警官的问话使我知道亚红没有暴露我们。由于我把真实地址告诉了他，为了在可能接踵而来的调查中不至引起怀疑，我回了家。吴迪对我很温存，做了点吃的，安排我睡下，用“麝香风湿油”为我涂抹身上的几处瘀肿。我对她也很好，一方面是感激她在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一边，另一方面是受到粗暴对待后砺受到了屈辱而产生的悲天悯人以及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并短暂地愿以身作则。那些天，我们相处得很友爱，很和睦，很亲密。我认识到了我对韩劲那种殷勤的愚蠢，他对我失去冷静的一击，也使吴迪彻底和他离心离德。暑期考试临近了，吴迪天天带着功课到我这儿来温习，很多时候就住在我家。我也开始看“函大”寄来的法律教材，认真完成作业。从派出所回来的第二天，管片民警就由居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领着来了一趟我家。名义是办理居民身份证事宜，实际是来明察暗访，我心里明白，外表不动声色。我这套房子是父母去世后，父亲机关给调的一套较小的房子，虽然在公共住宅区，但属于机关宿舍。而且这一带是新建住宅小区，派出所和居委会不完善，加上居民年龄平均较轻，老人又多有工作，“小脚侦缉队员”数量不够，尽管也勤勤恳恳地工作、巡逻，终不及老城区街道严密、可怕。我又一贯小心谨慎，自然居委会的老太大们反映不出什么情况，派出所的那位年轻民警我更是连见也没见过。房间已由吴迪整理过了。方方那天也在，整套公寓俭朴、雅洁，摆了很多法律、文艺书籍。我和吴迪眉目清秀，良民打扮，彬彬有礼，这一切都无法不给民警以好印象。他和和气气同我们聊了会儿，喝了吴迪沏的绿茶，得知我是个身患疾病，仍不断进取的“有志青年”（我正在函授学习法律课程给了他尤其深刻的印象）。吴迪是我的女朋友，一个前途无量，忠于爱清的大学生。我们靠微薄的收入和父母的一点遗产生活、相亲相爱，默默无闻。民警很有些感动、钦佩了。这简直是新时代的一曲凯歌，够上小报的了。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当然他们还要去我的单位调查，去吧，我在那个单位就没上过几天班，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我。领导也只知道我有慢性肝炎。长期休养，再过一个月，就该吃劳保了。一切都无懈可击。只是他们临走时，居委会的老太突然问：“老停在街角的那小轿车是你的吗？”
“不……噢，是我的。”我很快镇静下来，否认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可以很快查到车牌照的主人。一辆汽车倒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小心翼翼地补充回答：“那是我前年从大红门旧车场买的。”“多少钱？”民警仅仅是对一辆私车卖多少钱感兴趣。
“四千。”“不贵呀。”“是啊，现在可没这么便宜了，大摩托都三千多，我捡了个便宜，但也把我爸爸留下的那点钱折腾得差不多了。”
民警笑笑，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我很热情地邀他“有空来玩。”“会出事吗？”管片民警走后，吴迪忧虑地问我。
“出什么事？没事。”我坐下来继续看法国人勒内、弗洛里奥著的《错案》。“别干了，好吗？”吴迪请求我。
“不干什么？”我抬头看着吴迪，装糊涂。
“我收拾房间，看见了那些军装、警服和证件。”
“打算告发我吗？”“不，只是希望你今后别干了。你要缺钱，我给你。”
“我不缺钱。”“那为什么？”吴迪嚷起来。
“逗逗闷子呗，要不干吗？”
“可这太危险了，早晚有一天了会被人抓住，犯法的人干到最后没有逃脱的。”“那是你的错觉。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