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大敌。吓得那归侨面红耳赤，一再检讨自己由于完全没有经过改造，所以才会在运动中唱反调。有人甚至说这是有意削弱小组的斗志。
当时，积极分子还抢着发言，不肯善罢甘休。认为散布这种麻痹思想必然别有用心，是在替老虎打掩护，也许他本人就是只老虎。但是，身为小组掌舵人的老干部很巧妙地把方向还是转到“三五反”本身来，要大家解放思想，大胆怀疑，擦亮眼睛，一个老虎也不得放过。
当各战斗组经过酝酿，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战斗目标之后，严密仔细的查帐工作就开始了。深夜，单位各个办公室仍灯火辉煌，算盘像一阵阵疾雨般地响着。
一进大楼，沿着楼梯的墙壁贴满了红黄绿色标语，上面大部分写的是坚决拥护伟大的三五反运动，也有反对右倾思想的。楼梯正面窗户上是一幅特大标语，上书：“不许放过一条老虎！”
运动从务虚转入务实了。革命群众个个斗志昂扬，各战斗组在上级的指挥和指点下，开始酝酿起斗争对象。以单位每年经手的款额按比例计算，我们至少得揪出四十头老虎。于是，凡经手过钱财的，如财务科、总务处，以及跑器材和经手稿费的人，一时都成了怀疑对象。在一次大会上，一口气就揪出二十五头老虎。
运动的局面就这样打开了。
正当我们组焦急不堪的时候，那位积极分子忽然想起印刷厂那个附属单位，那可是每年经手多少亿的角落，而印刷厂那边的工人也正发动起来，厂里铺天盖地贴满了有关唐厂长的大字报。
一天，组长开完碰头会回来向我们宣布：上边已经决定，把印刷厂的老唐交给我们组来斗了。他说，这是上级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辜负这种信任。
一个战斗组没有战斗的对象，那就像打游击摸不着敌人。如今把老唐交给我们，就有的放矢了。
人一旦成为政治斗争对象，平时再昂首阔步，脑袋也会耷拉下来。身上就好像散发出什么特殊的臭味，人们见了都躲得远远的，惟恐沾上毒素。
至于老唐，他从来也没趾高气扬过，如今成了人所不齿的老虎、一个受到指控的贪污犯，就更加缩成一团。他剃光头，身上穿的是件残旧的灰制服，说不定还是延安时候发的，脚上的布鞋上还打着补钉。他身上唯一的奢侈品是插在制服口袋里的烟袋锅，还有那拴在烟袋杆儿上的烟荷包。
他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可一旦成为审查对象，只要开口想说明点什么，那就会被看作是抗拒了。
他贴墙站着，愣愣地但是坦然地望着我们。
这时，我们就七嘴八舌地盘问起他来，并且一声声地嚷着：“老实交代！”可老唐要么不吭声，要么就说：“俺没贪过污。”
两军对峙，倘若势均力敌，还能斗上几个回合。然而我们是七个人，我们后头还有整个单位，以及全党全国作为后盾，而他只孤身一人，并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已经扣上了“贪污犯”的帽子。对比起来，那是一百比零。更何况团员们还一路带头喊着：“老唐不交代，就叫他灭亡！”
口号喊完，让他交待。老唐还是那句话：“俺没贪过污。”
他的重复引起了小组里的愤慨。这时，有人提出，把他交给全单位的大会去批斗。而且，从今天起，他得“隔离反省”，也就是说，关在机关里，不许回家。
这些，见过革命世面的老唐都并不在意。有一种惩罚可使他愣了一下：没收他的烟杆儿和那个烟荷包，理由是怕他放火。
其实，并不是由于老唐死不交代才把他隔离反省的。开会之前就已经由那位积极分子通知老唐家属，把他的铺盖送来，并且告诉他爱人：“老唐今天不会回来住啦。”那女人问：“啥时回来？”答复是：“要看老唐坦不坦白啦。”
从那晚上，老唐就同旁的老虎一起被关在机关后院一排仓库里，那里有专人家守。那也许就是“文革”造反派关“牛鬼蛇神”的“牛棚”之前身，这只不过是我的猜想，说不定它的来历还要更早。
老唐当时对这一措施仿佛并不惊讶，他更在乎的还是那根由他手里夺去的烟袋。开头，我心里倒曾有些嘀咕：我们并没掌握老唐的任何把柄，这么做合适吗？
这念头一起，我就使劲默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样，就又坚定了将“三反”进行到底的决心，不再动摇了。只希望全体大会后，斗争能有所突破。
全体大会主要是为了造成声势。老虎出场前，先由一位年轻的同志领唱一首革命歌曲，喊一通口号，然后，主席才宣布：“把老虎带上来！”
那真是一幕轰轰烈烈的场面：礼堂周围贴满了红绿标语，老店和其他老虎入场时，群众一声声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有的人还从坐位上站起来，追到个别老虎跟前去喊，仿佛在示威说：这一只是我的老虎。
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惊的，一是一下子揪出这么多老虎！二是，咦，某某某怎么也成了老虎！
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个老虎被揪出来，他不甘寂寞，就会供出自己平时看着不大顺眼的人。赃款的核实是后期的工作。当时当了老虎想找个伴儿，并不怎么困难。
虎群中我们最注意的当然是老唐。他依旧安详地揣着手，低着头，走在那群被诅咒的虎群中。然而看样子，他并没因这浩荡声势而受到震动。
大会的第二天，我们趁热打铁，赶紧为他开会，指望他目睹那浩大的革命声势，会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可是，他就是死不开口，顽抗到底。别看他土头土脑，问到一些具体数字、什么款子的下文，他都一五一十地答得出，总也没抓到破绽。
可是大会之后，旁的组可迭出捷报。楼梯沿墙贴出某某老虎昨天招认出贪污多少款——要上百万才算是“大老虎”。而我们这只老虎就是一元钱也没承认下来！组里由于焦急，有人就哄老唐说，你交代吧，交代了就放你回家。可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事后，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组长提醒大家，这种空头支票可开不得！无产阶级最讲究实事求是。诓出来的坦白一时交了卷，如果将来落实不了，就会丧失组织的威信。
我们听了，打心里折服。
正当我们为这僵局而一筹莫展之际，印刷厂那边的战斗小组跑来向我们“借”老店去斗他一个晚上。组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放手交全组讨论。有本位思想的就认为，老唐这只老虎只能由咱们组打，不能把他借出去。更多的人提醒说，可别忘了老店原是那里的厂长。厂里人要求拉他回去斗一个晚上，咱们总不能给人家钉子碰。况且工人去斗一下，说不定会打破僵局，他就开腔了呢！
这可是组织对我的一次考验。右倾就会站到老虎方面了，立场不稳，既对自己不利，也会有害于斗争。既然组里大家都赞成，我不能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那样对运动、对自己，都是不利的。况且这是印刷厂工人提出的要求，工人是领导阶级，人民政权是以工农兵为基础，而在这三者之间，工人更是领导阶级。
所以我也点了头。作为副组长，我这个头点的分量可要大一些。这也就是我之所以负疚至今的缘由。当时，我上意识说是为了运动，但下意识则是为了保全自己。
于是，当晚就由我们全组把老唐押送到印刷厂。
还没走到厂门口，就见两边墙上已经糊满了红黄绿色大字报。当时，“唐”字上头还没打红×子，那是到“文革”时才发明出来的。据说，是受到旧社会刑场告示的启发。
进厂门之后，那里的“三反”运动负责同志立即跟我们亲切握了手，然后绷起脸来吩咐说：“把他押下去！”
顿时，厂里的工人们震天动地喊起了口号。
我看到院里已经用草席搭起一座小台，两边挂着水月汽灯，一片轰轰烈烈的景象，直像是在办什么喜庆事儿。
这时，负责人过来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你们合作。”并且叮嘱说：“明天早晨八点半来接他吧。”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塌实，我一点也猜不出在那水月灯的照耀下，老唐是怎样挨斗法。只感到革命锻炼说来容易，实地经受起来实在并不简单。
这里应当补上一笔：
就在工人斗老唐的头一天，我们组还抄过老唐的家。叫门时，老唐那位缠足的爱人走慢了一些，组里那位积极分子当地一脚就把门踹开了。
说老唐的家“朴素”，那可很不够。竟然就朴素到连一件装饰性的陈设——例如一只花瓶也不见。一进屋，都是些破破烂烂。他们一家虽然住在城里，而且是首都，却连张床也没有。全家就睡一铺大炕，靠窗户角有个被褥垛。把被子一件件抖开，以为会有点金银财宝，可只抖出点烂棉絮。
屋子是两间，可空空荡荡。我们翻箱倒柜，只在角落里见到一个并没上锁的破皮箱。打开一看，几件换季的衣裳底下压着个浅蓝色的人民银行小存折，我们一时如获至宝。可是打开一看，每月存进去的合不到现在的五元钱。整个折子存的也不到今天的一百元。唐的那位面黄肌瘦的老伴儿，一看就是个老实人，她还非要烧水给我们沏茶。于是她就一边捅开煤球炉子，一边问我们：老唐究竟犯了啥法啦？我们并没听她唠叨，只是四下里东翻西找，希望能找到老唐贪污的蛛丝马迹。
但是，我们完全扑了空。每当我想起那回抄他家的情景，以及紧接着工人提出要“借”去斗他的事，我的自责心情就更沉重了。我是昧着良心点的头啊！
把老唐交给工人的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几位组员去印刷厂领他回来。跟我们接头的工人一见面就告诉我们，斗争会开到大半夜。他把我们领到后院一间堆房，房门上了锁。打开门之后，只见老唐瑟缩在墙角一领破席上。头肿得像是个大西瓜，简直大了一倍。他眼神迟钝，脸色苍白，脖子上血迹斑斑。显然，他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当时心里想：革命可真不是请客吃饭！
领我们去的工人厉声喊：“站起来！”
老店哪站得起来呢！他用一只胳膊撑着破席，蛮想咬牙直起身子，可那身子早已不听他使唤了。我只好过去扶了他一把。然后，他一拐一瘸地跟着我们走回来。
我们组一致同意应当让老唐养养伤。收了押之后，当天没再为他开会。老虎挨了这么一顿揍，也真该让他将息一下。
过了几天老唐开腔了。他似乎忽然想通了，主动提出要交代。
他先交代的几笔都是与出版科同志有关的。可是一让他交代时间、地点，他就又张口结舌了。
后来他学了乖。每逢交代什么款子，都有年月日以及地点——老唐对北京地理不熟，所以不是西单什么饭馆，就是中山公园。数目也都不算大。
我们组把战果报上去，也开始受到了表扬。同时，上边还提醒我们：同兄弟组相比，我们还很落后；要乘胜直追，不可麻痹大意，放松斗志。
每当我们走过张贴出来的战果统计表的时候，看到上面居然也有了我们组，就觉得口号没白喊，心机没白费，总算打出了老虎。
不用说，由于老唐这么坦白，这么合作，我们对他也不再吹胡子瞪眼睛了。他开了窍，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起来。
只是这数字和特号老虎还有很大距离。照印刷厂的年收支情况，他也还得努把力。
因此，每回从楼后押他到小组来“过堂”，总要经过前厅和两道楼梯，一路墙上都贴着大字标语和斗争的喜报。他很可能已经摸索出我们需要的最起码的数字了。
也许是为了减少或缩短他自己的痛苦，他就也竭力帮我们凑。这样，每次会结束前，他从不“关门”，总说：“让我好好再想想。”
他大概也渴望早些凑足数目，早些结束他这段痛苦的日子。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有同感的。
有一回，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个老战友……”我们立即追问起：“老战友怎样啦？”“他是搞装订的。”我们意识到新的战果就要到手，就来个趁热打铁，追问下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给了他……”负责记录的组员赶忙打开了笔记本，并且追问：“多少？”
他说了个不小的数目。
于是，我们要了两辆吉普，就押着老唐来到西直门大街一条小死胡同口上。路太窄，车开不进去，就在胡同口外边下来。组员们押着老唐，我们两个组长就去拍那家的门，门上红地黑字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那可是草木皆兵的年月。老唐的这位老战友一看后边还跟着在押的老唐，大概就猜出是怎么回事了。他愣了一响，悟出这是来跟自己对质的，就咕咚一声朝老唐下了跪，边作揖叩头边哀求说：“我的老哥，俺们一家八口，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