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的小木屋。地方不大，但书房、客厅、卧室俱全，还有个大浴缸。在那里，我欢快过，可也煎苦过。
提起在复旦的那两年，我感到十分负疚。我一直反对教师兼职。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里名教授如周作人、刘半农、沈兼士，都一身兼着两个以上大学的教职。有的向各校轮流请假，即便课课都上，也多是敷衍了事。学生们一是慕名，二是为了混学分。不认真的教授更好对付。从教授来讲，兼职就不可能同学生交朋友，下班夹皮包就走。不了解学生，不知己知彼，还谈得上什么教学！
四六年我回上海，报馆没管我的住房，可又在工作上一点也没考虑我在身兼二职。一下把我派去台湾采访，一下去海南，折回又赴北平。幸好我教的都是英文课，有我那位洋太太格温代课。我只为她出出主意，亲自教的课不多，和同学接触自然也更少。离国七载，本来大可以向他们讨教一下国内的现实，会少犯许多错误。那时我刚入中年，好逞强，独断独行。在一位朋友的促使下，竟写了一篇开罪当时文艺界一位泰斗的文章，以致酿成祸端。不过人生自有它本身的逻辑和规律。从五十到七十年代被打入冷宫，未尝不是我难得的福分！免于被迫写多少批判人家的文章！
总之，从复旦这段日子我首先总结出的是：教者应当专任，兼任是不可取的。惭愧呀！一提起复旦那两年，我就感到惭愧，因为当时我连半心半意都够不上。
四八年夏，我就辞职走上香港《大公报》的新岗位了。从那里，我又回到我出生的故土北京。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但我认为，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教育应是我首先关注的焦点。纵观维新的日本、新兴的新加坡，以及我们自己的台湾，教育莫不是它们复兴的起点。十九世纪末，日本曾把由我国榨取的上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扫数投入教育。新加坡开国后，也首先抓国民教育。八十年代初我访新时，去那里的外交部看望在伦敦时的老友拉贾拉南（当时任外长兼副总理）时，看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富国新加坡的外交部却是一幢矮小陈旧的灰色楼房，可是新加坡大学的校舍却富丽堂皇。在德国法兰克福，我遇见一批来自台湾的旅游者。一问，原来是台北一家中学的教员。他们的薪金足以供他们每年外出旅游一趟；而我们这里，为了解决教师们的温饱，前几年却让教师们同其他行业一样寻求第二职业。我对面一家小学假期间曾改开旅店，白天还兼着什么行业！
每当节日看到巍峨辉煌的布置，或走过正在修盖华丽的政府大厦，我心里就核计：这该够多少份希望工程啊！我是政协常务委员。每年都有许多位委员提出这个教育经费的问题，大会主席在报告中，也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我有时觉得中国早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了，我们不但在同第二世界比排场，在有些事上仿佛也要同第一世界一比高低。然而一想到教育，想到靠国内外捐献来弥补基础教育经费，就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确不折不扣的是属于第三世界。
我一生在同教育打的交道中，深深感到中学教员往往比大学教授更辛苦。中小学教师既无辉煌的学历，在社会上名气往往也不大。他们别无倚靠，必须扎扎实实地不辞辛苦地工作。西方大学对教授年年都有考核，要报告他每年度发表了些什么论文，出过什么书，作过多少次学术演讲。至少在我当教授时，大学当局从没考核过我；而且倘若考核，我也准不及格。
关于中小学，我还希望教育当局明文规定：严禁体罚。从我个人的经历，体罚往往出自教师的烦躁、坏脾气、缺乏耐性。体罚标志着教学的失败。体罚不但打击甚至消灭学生的读书热情，也是对其自尊心的摧残，我建议：对实行体罚摧残弱小心灵的教员应给以处分。重者，应送法院。
小学教育相当于打地基，至关紧要，我希望现在的小学校不再要学生们朗声“唱”书了。“唱”书是为了死背，也就是读书不求甚解，那是误人子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始自智力的萌芽期，并应贯彻整个教育过程。希特勒绝不会允许这种教育，他要的是盲目服从。这是民主国家教育与法西斯教育最根本的分野。教育出只知服从不会思考的学生，是彻底的失败；就国家前途而言，简直不堪设想。
因此，我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不仅是往学生脑袋瓜里塞多少知识，而更应让他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猫狗训练好了，也会服从。独立思考既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也是国家真正的希望。不管是东条、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他们向教育索要的肯定不是这个。
如今大学收费了。我赞成为那些不是万元户的贫寒子弟，设置几项不至于影响学业的工读机会。学新闻学的，课余为当地报纸跑跑新闻，有何不可？这不能光靠学生自己张罗，关心学生福利的校方应设立专门机构，主动与社会有关单位联系、张罗，开辟途径，然后由学生自选参与。
几年前我去沈阳访问，见到那里一位也曾当过“右派”的市长。他告诉我，在沈阳当教员，工资一律加提三级。这数目虽不大，且纯属物质刺激，但却表明该市对教育的重视。
可是写到这里，一位刚去延安地区访问归来的朋友来看我。他举那里一家以打腰鼓而出名的小学校为例，说开学那天，每个学生得交二十元“校门费”才准进去办入学手续。学费是二百五十元，学外语则上千元。然而这以外，农民每年还得交一笔教育附加费。“交不出，就加倍处罚。再交不出，官家就闯进家门随便拿”。
我听了不禁唏嘘良久，感叹不已。
一九九六年——
/
老唐，我对不住你
作者：萧乾
我曾把斗争者与被斗争者之间的关系比作猫与鼠。并且说过，这位置并不固定，时而也会相互掉换。比如我吧，从1949年至1979年间当的基本上是鼠，可没人会相信1951至1952年间，我居然也当过一阵子猫——一只二号猫。在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中，我被委任为一个打虎队的副组长。那时，贪污——不一定真贪污，只要承认贪污够一百万元（即今天的一百元）的，就是“老虎”。再多，就是“大老虎”啦。
当鼠倒也罢，反正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可为了当那半年多的二号猫（当猫就得张牙舞爪，不然，就是立场有问题），我至今仍懊悔不已。当时，我们遵循的原则是“稳、准、狠”，可难就难在这个“准”字上了。倘若打成若干万元，可定案时只落实到一元或者一角，甚至一分钱，我们也还能勉强心安理得，算是没白打。可最后竟然连一分钱也没能落实！
开总结会那天，当领导念到老唐的名字的时候，我们那个小组七八个人都洗耳静听。而宣读的结论是：“并未发现他有贪污行为。”老唐听了，估计心里必然在颂扬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可我（估计我们小组每个人）都实在狼狈不堪。多年来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深感内疚。也不知老唐今在何方，我现在是怀着忏悔心情，用此秃笔写这篇小文，聊以向他表示歉疚。
自打交了八十，一闲下来心里就常捣腾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有时候是午夜突然翻上来，有时候是闲下来发愣的时候。说说，兴许就痛快一些。
四九年一到北京，我就进了一个专门从事对外宣传的机构。因为四八年在香港，我就已经参加了那项工作。最初我们只有七个半人，因为那位领导身兼多项职务，每星期他只来半天。他主编当时对外唯一的一份英文刊物，我是他的副手。
那时，外文方面俄文独占鳌头，许多学大半辈子西方语言的，都忙着摆脱沾着资产阶级臭味的英法文，有的还把珍藏多年的这类书籍雇辆车拉到东单旧书店，给个三文两文就卖掉，然后赶紧改学当时革命用途更大的俄文。有位资深学者甚至丢掉用了一辈子的西学，积极参加俄文突击。一个月不教课，不见人，甚至不接电话，竟然把俄语攻下，并且用俄文翻译起长达万言的苏联论文了。
他们可绝不是投机，而是为了真诚地否定自己，毫无保留地献身革命。一想到多少革命先烈连头颅都掷了，我们这些回头浪子还有什么舍不得丢掉呢！
相比之下，我们那个单位算是幸运了。所学的西方语言都仍能派上用场，因为我们宣传的对象恰好主要是西方各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那个单位很快就扩大充实起来，成了一个“洋包子”的聚集点。单位里除了少数俄文干部，大多是留学欧美学西方语言的。我们不仅可以保留原来的全部藏书，更重要的是并没由于不会俄语而精神上感到自卑。
然而在我们那片“洋包子”的汪洋大海里，也有个“土包子”的角落，那就是附属于单位的印刷厂。老唐就是那里的领导——厂长。印刷厂坐落在单位十分偏僻的东南角，印件有小鬼取送，用不着厂长亲自出马。所以我同老唐轻易见不到面。我只知道他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在当时，那就足以使我肃然起敬。他不懂外文，印刷可是内行，何况人家已经受过革命的锻炼熏陶，是劳苦功高的。
四九年解放后，古老的中国一开头需要好好地涤荡身上的污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于当时进行的各种运动，所有的爱国者都是拥护的。我自己就参加过妓女改造和土地改革运动。当我在北京西郊看到公审祸害农民的南霸天和在天桥目睹残害幼女的老鸨在挨斗之后被当场枪毙时，我虽并没好奇到挤近刑场跟前去观看，却对那果断的革命行动由衷地拥护。五○年冬，我又去湖南岳阳筻口乡参加了一场土地改革。一个月里，目睹农民摆脱了几千年的剥削压迫，成为农村的主人，也是极为兴奋的。回来并曾为配合对外宣传，日以继夜地赶写了一本后来被译成十一种文字的《土地回老家》。
不记得五一年几月了，我们单位处级以上的干部去中南海听了一次提到许多骇人听闻事实的报告，说贸易部有人把三吨什么写成三百吨，多了两个零，就为国家造成十亿元的损失。还有把米茶砖写成黑茶砖的，造成的亏损也十分惊人。至于奸商的不法行为就更可气了：武汉的西药贩子贩卖假药，一下子害死十六名儿童。上海有个名叫王康年的奸商，向干部行贿，赚了一大笔钱。奸商用烂棉花制成救急包，用坏牛肉制成罐头，还有发霉的饼干，臭蛋压成的蛋粉，坑害当时正在朝鲜前线出生入死、保家卫国的志愿军。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如果不反贪污、不反浪费、不反官僚主义，就要亡党亡国。
于是，“三反”“五反”运动就在全国展开，我们单位紧跟着也动了起来。会要开，对外宣传的业务也不能停顿下来。办公室里时常是一张桌子上噼噼啪啪打着字，另一头就有人在扒拉着算盘。
我们是个新单位，虽然有些党员做骨干，但毕竟政治力量单薄，而且那也是第一次搞这么大的运动。根据上级指示，就跟同一个大院的一家由延安迁来的大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三五反”委员会，并且由领导机构宣布几个打虎小组。没想到我竟被派作一个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来自那个大单位的一位饱经革命风霜的老党员。另外还有几位组员，其中有渴望在斗争中争取入党的青年团员，有正在向党靠拢的积极分子，有一位当时的身份是“留用人员”，还有一位南洋归侨青年。这是个很具代表性的战斗小集体。大家在反复听了报告之后，都摩拳擦掌，准备在这场运动中一表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但是，人们的思想并不是一条直线，有时也会有些曲折。也就是说，在公共场合表白的，并不总与内心一致。其分别就在于：有的善于把这种有差异的思想隐蔽起来，照样随大溜——因而就不会惹出麻烦；有的人私下里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无意中就会有所表露。我承认，我自己心里当时就存在着“走着瞧”的思想，然而自打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之后，我就懂得：对政策是不可多嘴多舌的。何况当时我身为打虎组副组长，更得格外慎重。
可那位初来乍到的归侨青年就还没练出这种涵养。大会上，他也照样跟着喊口号；可私下却流露出点疑窦，并说过：像我们这样的清水衙门，能出老虎吗？
那位老干部组长平时从不疾言厉色，轻易不说三道四。可是一听到这种右倾思想的苗头，立刻警惕起来，马上组织起学习，要求端正思想。他严肃地指出，“清水衙门”是“最危险的想法”。紧跟着，团员和积极分子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这种看法是当前的大敌。吓得那归侨面红耳赤，一再检讨自己由于完全没有经过改造，所以才会在运动中唱反调。有人甚至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