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文集- 第50部分

我并不讨厌教书，但我认为自己还应上学。同时，赵澄也建议我回北京进他所上的国文专修班，那是燕京大学一个附属机构。当时，燕京国文系（系主任马鉴）拥有许多国学界名教授如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冰心等位。他们的课，专修班的学生同样都可以听，只是两年就毕业，发专修班的文凭而不发本科的（那要上四年）。赵澄建议我去，因为不要高中文凭就能入学，而且可以混个教书的资格，他有意两年后带我去南洋。年轻人走进社会之前，先得混上个资格。

在国文专修班的那一年里，我最受益的是旁听了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课。他当时本是清华的教授，在燕京是客座。但他的那门课非常叫座，我只是许多旁听生中间的一个。他讲中外文学都是一个个作家的讲，先介绍生平，然后谈作品。每次上课他都夹了一大叠书，随讲随顺手朗读作品的段落。国内的，从鲁迅、茅盾讲到蒋光慈和沈从文，国外的从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罗曼·罗兰讲到乔伊斯——那也是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乔伊斯的名字。他讲得生动、有条理，而且分析得细致入微。

那时候，我对《创造月刊》上登的有关南国的描绘，十分向往。我想飘泊，我要流浪。南洋更远，想必更加新奇，成为我向往的去处。可是我这织地毯挤羊奶起家的，由于学无根底，对音韵学，对金石，对古代批评史等课实在钻不进去。很快我就决定干脆还是进个本科，学点钻得进去的。

我升学的一大障碍是文凭。刚好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在招第一期新生。尽管辅大的校长陈垣在学术界还是鼎鼎有名的，但那时候，在北平五家大学（北大、清华、燕京、师大和辅仁）中间，这家是最次的。我考进辅仁要感谢杨刚的四哥。他当时是那里的注册课主任。就是他向我透露，我的生物考卷得三十分，数学是零分，但中英文各接近一百——主考英语的系主任雷德曼神父不但坚持收下我，并且要预定我做他的助理。

估计当时一是由于肯投考辅仁的就不多，我在数学答卷上又大诉一通失学之苦，而在收谁的问题上，洋神父的发言权也更大，我就这样被录取了。

混进了辅仁之后不久，教育部搞了场甄别考试（因为假文凭太多了），我这下子又拿到了一张正式的证书。

我小时候一直读新教的长老会学校，这是我头一遭同天主教（旧教）打交道。新教吸引我的只是那彩色玻璃和圣诞歌曲。天主教堂，不但内部更加华丽，而且举行弥撒时还焚香点蜡烛，神父口诵拉丁文，真是一派中古气氛。对于非教徒，他们并不要求去望弥撒。我偶尔进堂纯粹是出于好奇，同时也想在焚香诵经声中，感受一下那种神秘气氛。

辅仁的校舍完全仿照欧洲中古僧院，四四方方，只走一个大门、别无旁门。如遇火警，一个也别想跑掉！前楼和两厢是教室，后楼是宿舍。课程大致同旁的大学一样，只是拉丁文为英语系必修课，由一位胡须垂到胸间的老神父教。至于文学史则讲得明显的带有偏见。遇到文学史上的天主教徒作家（如十九世纪的纽曼）就大捧特捧，对反天主教的作家（如爱尔兰的乔伊斯）则骂个狗血喷头。

当时，辅仁发的讲义和指定阅读的书目大多带有天主教成见，充满了偏袒歪曲。可是为了混学分，同学们在口头及书面上也只能盲从。但这种低估学生判断能力不实事求是的教材，有的当场就被学生识破，有的事后醒悟了，所以也绝不能持久，那只会误人子弟，并不能为天主教增添什么无彩。尤其是历史，可歪曲不得，很容易查对出来。

总结我对辅仁那种中古僧侣式的教育：我认为，教育只能启发，不可硬性灌输；课本教材只能依照客观真理或事实，不可歪曲虚构。学生不是木头，是有头脑而巨头脑随着岁月还会发展的高级动物，切不可为了骗取他们一时的笃信（其实，如果没有分数作诱饵，他们也不会真信），使他们日后走向另一极端——反教。

给雷德曼当了两年的助理，使我对天主教有了些了解。雷德曼这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神父是因失恋而出家的，他曾几次在夜晚向我朗诵他的情诗。我留意他感情一激动，头上的青筋就鼓了起来。他有时一边朗诵一边哭泣，弄得坐在一旁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在课程中，歪曲更严重的还有哲学课。他们不但绝对排斥唯物主义，并且时常讲得不像哲学，更像神学。宇宙的主宰当然是天主，它是一切善的势力之代表。

也许由于他失过恋，更由于他性格异常激动，雷德曼有时会歇斯底里发作，暴跳如雷。过后，他又向我道歉。一九三二年夏，原燕京时的好友林观得应母校英华中学之邀，回福州去出任教务长。行前他邀我去那里教书，我谢绝了。

一天，雷德曼的歇斯底里又发作了。这回，他双手拽住我的脖领大声咆哮。我转身甩门跑出去，就给林观得拍一电报：“愿来闽。”第二天雷德曼又来向我道歉。我告诉他：晚了，我已决定去福州。

于是，又一次渡黄河过长江，然后坐海轮南下。海对我早已不生疏了。这是我第二遭穿梭南北。船过马屿，开进闽江，两岸山崖上还留着上个世纪中法战争的遗迹：炮弹在岩石上炸出骷髅般的炮眼。我记起了当年的民族英雄刘永福。

英华中学位于福州对面的仓前山半腰，中间是一座横跨闽江的大桥。从我住的那间屋里，可以眺望远山和秀丽的闽江。江上经常泊着火轮，并时有快艇穿梭。我特别喜看闽江边上停泊的大帆船，有的据说能远航到美洲。

在福州，我再一次感到中国语言不统一的问题。其实，今天看来，交通便利了，全国的经济脉络通了，这个问题并不带根本性。但在1932年的福州，我这个北方伦就像两年前在汕头一样，在街上买点东西都非常不便。首先连数目都不会说，事事都得靠笔谈。

在那里教书，我最怵的一件事是第一次上课时点名这一关。当地有些学生的家长给孩子起名字，专喜欢选用一些生僻字眼。用字母拼写的英文，音好读，却不一定都知其意。中文是象形或表意文字，则有时知其意而不一定能读准其音；再加上汉语方言读音的巨大差异，就更难掌握。我在那儿上头一堂课点名时，就为念错了一位学生的名字，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搞得我挺尴尬。闹过那次笑话以后，我就干脆让班长代为点名，我一边听他念，一边在点名册上加以注音。

我曾听说北平孔德学校采用过一种新式的设计教学法，就是不由老师“讲”，而是老师只带着学生“做”。比如，教英语，就带领学生编字典，从而扩大语汇。教地理，就指导学生画地图。学历史，则绘制“年表”。

我教的是国语，怎样通过这种“设计教学法”来增加学生对学国语的兴趣呢？在福州，正如三年前在汕头，低年级我都是用教唱歌（例如黎锦晖的那些轻歌剧如《月明之夜》和《葡萄仙子》），教高年级就排戏。这样，学生们就对国语产生了兴趣。高年级教作文最好的设计是编刊物，那肯定能激起学生们对写作的兴致。

跟学生交朋友对为人师表是极其重要的。在汕头，由于课余时间大都花在“梦之谷”里了，没怎么同学生们打交道。福州时期，我交了些朋友：有的是泛交，也有深交的，如八四年故去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曹维廉副社长以及曾任台湾《中央日报》主笔的叶明勋。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几十年。

回忆我在崇实时期，同学中间颇有些好友，但没跟一位老师交过朋友。一方面由于我那时跟学校当局大多处于对立状态；另一方面，那时没有年龄上同我相近的老师。在汕头和福州，我同学生几乎都一般大，很快就忘记师生之间的界限了。

但是，崇实有两位老师我至今仍常怀念。一位是兼中医的老先生李茂清，他所批阅的我的作文本我一直保存到1966年。洁若还记得有一篇写的是：“人骑在驴上，驴累得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人还嫌驴走得慢，不断地用鞭子来抽打。”为了鼓励我，李老师常在我的作文本后面一批就是几百个字，谆谆地写出他对我的期望。当然，这些作文本也没能逃过那场浩劫。

还有一位姓贾，是教地理的。

当时，教代数的是一位专靠板子教书的既凶又狠的老师。那时，我们用的课本是一个姓温德华的美国人所著的——中文书名为《温德华氏代数学》。最初，我对代数蛮有兴趣，在班上并不是最次的。那时我上学要由东直门南小街走到北新桥。马路是用土铺的，汽车轻易不过一辆，只有人力车和脚踏车，另外还常过驼群马帮。马路两旁是砖砌的水沟。

一次过马群时，中间一匹马惊了，吓得我赶快跳过水沟逃开。慌乱间书包散了。等马跑远了，我赶回去捡。糟糕！我的《温德华氏代数学》给刮没影儿啦！这就意味着要挨不止一顿板子！

那正是月头上。我想了个办法：交饭费时只交早晚饭的，中午饿它一顿。那样，就够重新买一本温德华的书，也就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

于是，同学们吃午饭时，我就一个人在篮球场上练投篮。后来被人发现了，大多怪我平素太淘气，才落到这个下场。可是教地理的贾老师一听说，就立刻掏腰包为我补交了那顿饭费，并且亲自把我从篮球场上领回食堂。

可惜那位贾老师后来离开了崇实。多年来我曾多方托人打听他的下落，也没打听到。他那次对我真是雪中送炭。

大概由于赵澄和贾老师这样的情谊，在人间我一向最重友情。后来又遇到杨振声、沈从文和巴金三位，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真是幸运。早年虽伶仃孤苦，可我从不觉得人间冷寞，就是落难到柏各庄那三年，还交了一位贫农朋友郑希文。可惜唐山大地震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当时他正在开滦煤矿。

在福州教了一年书之后，1933年我又回到北平，并且转学进了燕京，成为那里新闻系三年级学生。

燕京是家贵族大学，我是怎么进去的呢？

1930年我在燕京读书时，曾给东大地的洋教授推过草坪，看过娃娃，还为新闻系叠过一份份的《燕京新闻》。

1933年重回燕京，就开始靠为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写小说来维持了。毕业前的一年，要写论文《书评研究》，我就随写随一章章地发表。我的大学就是这么混过来的。当时，燕京有由马鉴先生主持的学生辅导委员会，它对我就是职业介绍所。

我的转学并且从英文系改到新闻系，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人过二十岁，总会不断思考此生要干些什么。我在十六岁上就已决定走文学的道路了。然而这只是个大方向，我还在考虑干什么职业，我不想靠投稿为生，那太不稳定。英文系毕业，只有去教中学英语。我虽然教过几次书，但我并不想再去教。因为年年教一套课本；太单调。自然更由于我那时对到处跑跑发生了兴趣，什么职业最能为我提供旅行的机会呢？只有干新闻这个行当，既可以为走南闯北提供条件，还有供我发表作品的园地。我心里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新闻这个职业只是为我广泛接触人生的手段，文艺创作才是我的鹄的。

我早年尝尽了贫穷之苦，也目睹三堂兄失业后靠典当为生的狼狈。我不想再重复那种遭遇。然而我更不想为了三斗米去干我所不愿干之事——譬如做官儿。那阵子，傅作义就曾通过先师吴文藻要在内蒙（绥远）给我个小官儿做做，我倒也很想深入一下我的老家，写写牧民，然而一听说非得当官儿，并且还得人国民党，就坚决谢绝了。

其实，我并不认为新闻学有多少可学的。课程表上我只希罕埃德加·斯诺所教的“特写”，其他如广告学、采访术，我都时常旷课去旁听英文系的“小说”（包贵思）和“文学批评”（谢迪克）。

我这辈子早年寒苦孤单，中年（1957年起）屡遭厄运，但青年和晚年却都十分幸运。1933年同斯诺由师生成为挚友，对我一生也是一大关键。我从他在课堂上所讲的得到莫大启发，使我坚定了当一名旅行记者，并且用文艺笔法写新闻特写的决心。同时，由于当了他的助手学到许多工作方法。斯诺在燕京只教了两年，而那也正赶上我在国内最后上的两年大学。我们不仅在课堂上见面（他第一天上课就宣布“我不是来教而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他不是故作谦逊，而是真正反映了他虚怀若谷的为人），更多的时间我都泡在海淀军机处八号他的家里。我（后来又拉上杨刚）帮他编译了英语世界第一（？）部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有一阵子我们三人（还有斯诺那位喜欢抢话的海伦）凑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