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文集- 第49部分

这家小学的校舍是个窄长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间间的教室。雪白的墙，明亮的大玻璃。在私塾坐的是小圆凳，这里是有靠背的椅子，每人还有一张带抽屉的小书桌，真抖啦！

我读小学那一年还顺当，但毕业那天却干了件蠢事。那天，学校从王府井请了一家照像馆的人来照师生合影：老师们坐在椅子上，我们则盘腿席地而坐。那是我生平头一回照像。事先听老人说，照像会摄魂、伤神、减寿，可当时我又不能不照。那天照像用的是转镜，当镜头转到我时，我把脑袋朝里一歪。洗出之后，足挨了老师一顿臭骂。

我就那样告别了崇实小学。

上初中后我就住了校，并且进了地毯房，当上一名学徒工。我领头一个月工资那天，母亲去世了。当时像所有的教会学校一样，崇实也实行强迫宗教。学校课目上有一门《圣经》，在班上，不管你信不信教，都要整章整章地背诵《新旧约》，还得祈祷。

其实，《圣经》原是一部很美的书。《旧约》从伊甸园那对赤身露体的情侣开始，满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有战争，有家族史，有颂歌和情歌，是以色列民族文学的宝库。

再美好的东西，倘若以强制方式灌输，并且以体罚为手段，就不但读不下去，而且会产生反感。一回，老师要我背诵关于摩西的一段经文，我照庙会里说书的方式绘影绘声地讲述起来。同学们听了挺人神，可我却挨了老师一顿申斥。

第一次排队去二条长老会教堂做礼拜那天，我对教堂两壁的塔形窗户上的彩色玻璃感到浓厚兴趣。台上传道的时候，我却对着两壁那彩色玻璃窗出神。上面嵌的自然都是洋人。长胡子拄了杖在牧羊的大概就是耶稣。但是做礼拜时，总有专职老师来回巡视着，不许交头接耳，祈祷时不许睁开眼睛，我的眼睛总盯着两边窗玻璃，当然也在干涉之列。

讲完道，就该唱《颂主诗歌》了。三百多首，我后来能唱大半本。我尤其喜欢那些圣诞歌曲，真是动听极了，至今我有时还喜欢哼哼《平安夜》。然而最后的祈祷时不许睁眼睛，对我这个闲不住的孩子可太难了！要闭紧眼睛——不然，如果被发现在东张西望，回去准挨剋。我嘴里诵着“我们在天上的父……”，眼睛却总想四下里悄悄张望。倘若当时宗教不是这么强迫硬塞，我倒很可能信上哩！

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声、色和以爱为核心的教义，对于生活如此孤寂单调的我，吸引力太大了。使得我成为反教的，归根结底是由于那些笃信者的行为跟他们所传布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另外，当时那些强迫措施也引起我深切的反感。

1928年北伐后，教会取消了强迫宗教，《圣经》也不再列入课程了。然而我的小学及中学时期，都是在强迫宗教中度过的。

对我来说，真理大厅最值得感谢的是它的工读办法。它使像我那样至多混个小学毕业的穷小子念到了高中，这都亏了它那种特殊安排，使我不但学宿费全兔，还能挣点饭钱和零花。

我起先学织地毯。从学徒（绕线）到织没有花样的杂毛毯，到粗花样的牛毛毯，最后才织上花样复杂的细活。我是在开始织最高级的土耳其毯时离开地毯房的。

开始缠线团的时候，我就曾挨了不少打，学徒也有先后。比我早来的绕线团；我这初来乍到的只能举双臂给他撑着。线一缠乱了，他就会发脾气踢我一脚。至于大板上织活的师兄，就更厉害了。他们个个手里都有三把铁家伙：耙子、剪子和刀。线一供不上，大板上的师兄就发火。我曾挨过几耙子，腿上流了血也没人管，我就偷偷捏点干土面儿糊在上面。

记得地毯房的那位师傅姓裴。他的职责是在开始织活之前，用绿笔在织机的“经”上画出要织的图案，多数是波斯式的。我记得也曾给保定一家医院织过定制的地毯，四角是图案，中间则是那家医院的名字。裴师傅倒不打人，他总坐在门口不停地吧嗒着他那根烟袋，轻易不说什么。

地毯房设在校楼的第五层。我最怵的就是擦玻璃。擦窗户外面的时候，我得踩着玻璃窗户边儿爬出一大截。尽下面就是地窨子的洋灰地。我大概那时自我保护的意识就很强，生怕掉下去会摔成残疾，就总自己把一条腿上绑根绳子，拴在毯房的柱子上。六六年红八月，不少人就曾跳楼来结束自己的性命。我也曾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四楼的窗口往下望过，仍然是由于怕摔成残疾才没跳的。小时候我那么怕死，也是妈妈灌输给我的独子意识使然。妈妈老是说：“我可就你这么一条根！”

我不喜欢地毯房师兄有权打师弟这个恶劣传统。当我织上土耳其毯——也就是取得了打那些小于我的学徒的资格时，我决心离开这个恶性循环的地方。这当儿，刚好羊奶厂缺人，我就跳了槽。

关于工读，我只写过一篇小说：《小蒋》（收入《篱下集》），那就是以崇实的羊奶厂为背景的，那里还有一只我给起名叫鹿儿的瑞士种奶羊（小说中其它情节则是另外组合的）。羊奶厂比毯房要辛苦。冬天天不亮就得赶到，挤奶，喂羊，打扫那永远也干净不了的羊圈，还老得闻那膻味儿。

前后身背了十六瓶羊奶我倒不在乎，可是家家的洋狗真不好对付！那时喝得起羊奶的几乎都住在哈德（崇文）门里路东那几条胡同，而且大都是养着大洋狗的洋人。每回我撂下新奶，取走空瓶子时，那忠于职守的家伙总以为我拿了它家什么，就朝我汪汪地吠叫，有的还想扑过来。这时，我就猫腰作拾砖头还击的姿势。有的狗直到我走远了，还悻悻地吠着。

我特别喜欢喂羊和放羊的活儿。

瑞士山羊的眼珠仿佛蓝中透绿。羊斗起来凶，眼睛却是善良多情的。俊俊的小嘴儿（猪丑，也许首先就是由于它那张大嘴），下面还飘着几撮正宗的山羊胡子。

吃食没撒下之前，羊都挺斯文。尤其那些老羊，温文尔雅，慢条斯理。可是每当我用勺子把食撒下去之后，连老带少那个抢劲儿，真吓人！其实，总会让它们吃个饱——经过消化，然后又都变成豆状的小粪蛋儿。可它们就是想不开，见了食必然就本能地抢，毫不懂得谦让。

我有时赶了羊群（像个小苏武！）出安定门到护城河边儿上牧放。河岸是两排垂杨柳。土坡儿上草挺茂盛。羊可以尽情地吃，我则总揣上一本书，尽情地在另一世界里徘徊。放羊是我最好的阅读时光。

后来，教务处缺人搞蜡板油印，就把我调去了。

“五四运动”时我刚九岁，印象不深。但1925年的“五卅惨案”发生时，我不但已懂事了，并且曾不顾洋校长的禁令积极参加了（见《昙》，收入《篱下集》），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喊口号和参加游行示威。我本来对强迫宗教就一直抱着反感，如今我懂得了什么是帝国主义。

就在这时，四堂兄的齐鲁大学同学李安宅和于道泉（后来成为陈云元老的姻兄）介绍我参加了C．Y．（共青团）。我在崇实组织了一个少年互助团，团员都是校内的一些穷学生。我们曾就一些问题跟学校当局（特别是外号叫“马猴儿”的斋务长）展开过斗争。宿舍北楼共五层，但冬季暖气只烧到三层。秋季上学时，他把阔学生都分在二三层，穷学生则大多分到五楼。那时我的被子又薄，躺下后，常有好心的同学临睡前把大衣盖到我身上。

同“马猴儿”的斗争自然就引起我跟学校几位头头的对立。校长“罗锤子”和教务长“曹麻子”都把我看成眼中钉。他们同那时专抓学生的侦缉队有联系，终于把我抓到东四报房胡同的拘留所。小小年纪坐了将近一个月的牢。他们逼我供的是C．Y．——也就是李安宅、于道泉这个关系。我被抓进去之后绝口不谈政治，只佯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共过了三次堂和多次审讯。那正是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逞威风的时候。只要跟共产党沾上一点儿边就拉去枪毙。我始终咬定了自己是个基督教徒。除了本校的人，谁也不认识。本来那时一抓进去就没救。可是我那位美国堂嫂安娜托了美国校长莱仪庭居然把我救了出来。

那是我生平头一遭坐汽车。在车里，莱牧师问我组织那少年团究竟想要干什么。我说：“我要宣传社会主义。”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笑！我那时虽然已读过《共产党宣言》和于大哥私下里交给我的一些油印的小册子，其实，我并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当时我心目中认为，那就代表再也没有饥饿和压迫，人人都能吃饱饭，并且有话就能自由表达的世界。他把他那毛茸茸的手按在我手背上说：“孩子，先念书，五年之内不要再去过问政治。”

初中毕业后，我曾一度想找个工作。同三堂兄决裂是由于他硬逼我投考邮局去当邮务员——翻译信皮上的英文住址。但不干那个，又干些什么，我心里一点谱儿也没有。那时报纸上常有“征求”的广告。我每天看报首先就翻看那一栏。《世界日报》招练习生，我去应考过。已故成舍我社长主考。最后嫌我“大矮”，落了选。还有一回，北新中局也招练习生。要我们十来名应征的当场各作一篇文，结果，录取了我。虽然只呆了三个月，但那却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除了商务、中华那样的大企业，在小规模的新型出版社中间，北新不但是最早的一家，而且也是在新文学运动中极令人瞩目的一家。它出版了鲁迅早期作品《呐喊》、《野草》等以及他所编的《语丝》，还出版了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刘半农、徐祖正、周作人等作家的书。老板是李小峰和他的太太（CF女士），主持杂务的是李小峰的哥哥。小峰是鲁迅在北大教过的学生，书局有点像是北大的一家同人出版社。它就坐落在红楼附近的翠花胡同，我住的大兴公寓则正在红楼对面。当时，南北河沿还有水，岸边有垂杨柳。后来，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三位就一度住过北河沿尽头的汉园公寓。

我的工作很杂。有体力活儿（如骑车给作家们取送校样和送稿酬），也有初级脑力劳动：看书稿及《语丝》的校样。编辑部只有两间屋。外屋靠墙是一排新书、新刊架，除了北新出的，也陈列着外版（如创造社）的书刊。

李小峰很和善。我问他：每晚可否借一两本架子上的书刊带回公寓看，保证次晨送回，他欣然允诺。那阵子我如饥似渴地见什么就读什么，包括也是北新出的张竟生着的那本《性史》。这样，白天干活儿，晚上还能享受免费阅览。

对阅读的投入必然导致创作欲的勃发。那时起，我时而就胡乱写点东西投给《晨报》或《京报》副刊了，并且每每碰壁。尤其一次被老板派去红楼抄新西兰女作家曼殊斐尔的短篇小说，那部书稿给我的启发最大。我在三十年代所写的反映早年生活的《篱下集》和《栗子》，就受到过她的启发。

那时，我经常蹬车去八道湾两位周先生家和北剪子巷的谢家——我和冰心的小弟为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同班，她那里我早就去过。三五年在上海，鲁迅先生初次见到我时一愣，我说：“我就是李小峰当年的小徒弟。”他叼着香烟朗笑了起来。

我本来就喜欢翻看一些文学作品，在北新的那段日子里，我就确定了自己此生的道路：从事文学。

可我当时并不真懂得文学的含义。待到五七年后，我曾对走此道路大大懊悔。那时，我羡慕起街头卖烤白薯的了。

后来，我在北新搞了一档子三个徒弟的罢工（见《落日》中的《遁》）这桩蠢事，幸而在潮州学友、越南华侨赵澄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崇实。

那年暑假，我被选为崇实的学生会主席和校刊主编。在那以前，教会学校里只有协助校方宣扬宗教（如举办查经班）的青年会，并没有旨在维护学生权利的学生会。这样，我就先天地跟学校当局处于对立地位了。1927年冬天，同校长“罗锤子”冲突后，在差半年就高中毕业之际，被迫请了“长假”。

当时有人告诉我，张作霖的侦缉队归国民政府管了，可是班底没动，我仍旧在他们的黑名单上。这时，那位仗义帮我的赵澄正好要回潮州，就问我：“敢不敢同去广东？”我毫不犹豫地说：“不但敢，而且愿意。”

关于我去汕头角石中学教国语的事，包括我那场悲剧性的初恋，都已经写在我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和文洁若写的《梦之谷奇遇》中，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一次，我不但来回都见到了长江与黄河，见到二十年代末期的上海，并且还体尝了爱情的甜与苦。在角石，我教的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国语。我由自身的体验深深感到一个国家语言不统一的困扰。

我并不讨厌教书，但我认为自己还应上学。同时，赵澄也建议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