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文集- 第47部分

修辞上的比喻，许多可能最早都源自意识流：在事物间，由此及彼做了比较感到相似而产生的。六○年回北京，吃不饱，又在街上见到倒毙者，不知怎么一眼盯住了马路中央的交通警，注意他是怎样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交通。于是，我就自编了一句歇后语：交通警手里的棒棒，不能瞎指挥。

那十年当中，有阵子我们作为黑帮得“早请示，晚汇报”。我站得挺直，其实心里常开小差。可是当戴着红袖箍的头儿掴一位老干部（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耳光时，那凌厉的响声把我的意识流戛然截住了。我站得直了一些，嘴巴咬紧了一些，使劲瞪那位以前司机班的头儿：看你能神气多久！

确实找不到一条禁止意识流的法律，最多是告诫不许怀私心杂念。事实上，只要你光在脑子里流，不溢出来——或者只溢出些鸡毛蒜皮，也未必就大祸临头。八十年代以来，我就时不时地溢出那么一星半点儿，至今不也安然无恙吗？这一半是客观上辫子不那么抓了，棍子不那么抡了；一半是经历了五七年那样的风浪，我多少也有了些尺度感。

说起思想上开小差，我还受过一次教训。六六年六月，突然把上千名“牛鬼蛇神”全集中到北京西郊一个大院子里，开始了一场黑帮斗黑帮的游戏——当然是为了让娘娘开心。我看见一位明星指着培养自己的原领导一口气怒斥了两个小时。我看到作儿子的从四层楼窗口垂下一巨幅打倒他自个儿爸爸的大字报，站在我身旁的那位爸爸摇着扇子仿佛还感到颇为欣慰。大概以为这下儿子就可以过关了。最使我胆战心寒的是一次群声大喊“万岁”的当儿，忽然有人咬定一位老戏剧家（少见的干瘦老头子），硬说他喊的是“打倒”。于是，人立刻就被隔离起来了，并且很快就被拉到工人体育场上像罗马斗狮般的去斗，只不过这是头浑身皮包骨、连半个拳头也经不住的“狮子”。在调查时，大多数人说自己也在喊，没听见他喊什么。在那时，不咬一口就是仁慈。可居然就有人站出来证明“他喊啦”。

我推想，大家在喊那成天喊的口号时，老戏剧家可能正在意识流里同李慧娘对着话哩。那一回我可记住了，有时候就非把意识流这个口子关死不可。不然，万一出点差池，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从那以后，我还学会了一个高招：一齐喊口号时，我光举臂张口而不出声。这既保险，又省力气。反正不缺我这一嗓子。

然而尽管如此，这当儿意识流的口子还是以暂时关闭为妥。

我的意识流同我早年寄人篱下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为了怕我惹是生非，妈妈成天提醒我可别多嘴多舌。所以，我早就学会了把话往肚子里咽的本事。当时，不顺眼的事可多啦，但话还没到嘴边儿，妈妈一使个眼色，我就能收住。后来学织地毯，坐在板上织活的个个手里三把铁家伙，只要朝我身上那么一甩，我肉上就是个口子。这也强化了我憋话的本事。

可后来进了一家“文人论坛”的报社，前后十几年。先管副刊，兼写旅行通讯，后来索性写起国际社评。这就扩大了我的视野。岭东地主把二七年逃到南洋、抗战开始又回到老家的一个农民屈打成招的事，我给端出来了。滇缅路上，八十岁的老翁和七八岁的娃娃被当作“壮丁”抓来筑路的事我也给揭了。当时，记者还真有点“无冕皇帝”的味道。后来去了七年英国，用伦敦的民主刺重庆的独裁，大部分也都登出来了，以至《新华日报》还在以“祝记者节”为题的社论里大加表彰说：

前天《大公报》登载了萧乾先生的伦敦通讯《虎穴的冲击》，一开始就论到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历史意义。他在讨论英美盟军的成功时，提出了这样一段教训：

“此举吾人最应注意的，是五年来的欧战，英美知己知彼，一面保护自身的长处（如言论自由的维系），一面无时或志学习敌人的强点。”

他把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和向敌人学习并提，认为这是战胜的原因。萧乾先生在英国多年，是位记者。他的观察和结论，是应该重视的。他从英国的实际情形，深切地体验到，没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有史以来军事上由惨败而至挺战的大翻身”，由退却转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事例，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丘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热烈地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了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便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能雷敦刻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些材料，不仅说明言论自由在彻底反法西斯主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说明了盟邦新闻界同人怎样重视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看成和新闻事业血肉相连的东西。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分。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是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地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见1944年9月1日的重庆《新华日报》）

我在那家报社工作以来，倒也受过几次褒奖，可是都加起来也比不上《新华日报》这一篇。因为它不仅肯定了我个人的工作的方向，而且还肯定了民主自由是鲜花而不是毒草。四六年回到上海，我就又借“塔塔木林”这个洋名字，或者冒充外国文摘的中译，攻击起国民党的不民主来。我还以为我所干的同《新华日报》那篇社论所指的，并不相悖。那时，国民党的卡车开进了我任教的那家大学，押走了上百名学生。端着枪的丘八也无端闯进我在徐汇村的住所，翻箱倒柜。我一辈子只用过两回假名字：一回就是在白色恐怖下写《红毛长谈》时的塔塔木林；另一回是六三年三月，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我这没摘帽子“右派”所译的加拿大作家里柯克小品选，但不许用真名。我只好用儿子和女儿的名字瞎拼了一个：佟荔。

1949年到北京之后，开头挺顺眼：提倡卫生，改造妓女，我还仆仆风尘去湖南岳阳参加土改。可很快我就感到不那么自在了，借《武训传》抓辫子，我们几个喝过洋墨水的就成天自己掴自己的嘴巴，把改良主义骂成毒蛇猛兽。待到胡风为文艺问题上书给抓进牢里——而且随着又抓了上千名分子之后，我已明白这里讲的是另一种民主了。我呢，由于早时挨过“泰斗”的咒骂，入境后就满怀心腹事，尽在意识流中。幸而最初几年呆的地方都是洋包子，谁也算不上“自己人”。可后来一位好心人要我“归队”，就住进了净是圣者的大酱园子。院里大多头上都有红色光环，只我扣着一顶小白帽。先天的就是个另册人物。

那阵子意识流可流得冲。开会背课文儿，埋头干技术业务。反正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看到人家胸脯上别着红绸条，昂首阔步，汽车出入。自己只记住不多言不多语，有话就都进了意识流，以为那样也可了此一生。

可五六年春天，忽然调我去参加中直党委组织的一次马列主义学习，跟冰心大姐和董秋斯编为一组。那次我大受教育，尤其懂得了唯物与唯心的分别，懂得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认识规律，也明白共产党解放军得天下靠的就是这份不自欺欺人的老实。

然而在生活中，我却看到产量原来可以在脑子里编造，集体照上的人头可以换来换去；海上巨大的钻井台沉落可以不见报，或只报报烈士献身。甚至唐山大地震的震级也可以自作斟酌。至于处理人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任意性就更大了。不管三反打老虎，还是接着五七年抓右派，都预先规定了百分比，不够就凑数。刘少奇头上，忽然帽子几顶，忽然不翼而飞。什么都只实践再实践，不但不“再认识”，连“认识”仿佛也是多余的。

意识流有时表现在脑子乱，而客观世界中的众多现象往往使得脑子更乱。于是，意识流就不再是涓涓细流，而成为的突泉了。

忽然天气变为早春，闷葫芦开了洞。上边号召，底下就七嘴八舌起来。有中听的，但大多不那么顺耳。六次点名要我开口，我都没吭声。可是去听了最高领袖的一次报告：提不提意见成为爱不爱党的标准了。我也有点不甘人后，终于憋不住了。不但说了，而且写了。写的无非是请上边放心。自以为说得没出边儿——特别回想起四四年党报那篇颂扬民主自由的社论。可那是连什么都不说也会惹乱子的日子，我还能不招来大祸！那时，一旦成了被告，就只有闭上嘴巴任听谩骂编造。

当时就懂得了最自由最安全的还是意识流。只要不溢出来，在那里你尽可以言人之所不敢言，难的就是把住意识流这个口子。我原以为自己也会把，可结果充分证明我并不会。

懊悔啊，捶胸顿足：为什么我就没封住、堵住那意识流的口子！为什么我就没抚摸个娃娃说：“啊呀，这孩子啊，您瞧多么……啊唷，哈哈，嘿嘿，嘿嘿……”我为什么偏说“这孩子将来终归要死”那样不中听的话！

那种跟头但愿一个人一辈子只能栽上一回。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话顶少而意识流顶冲的人。身上好像又加了层盔甲，嘴巴只念叨今天天气哈哈哈。每讲完什么，都自我审查一遍：下次运动会不会被人改装成炮弹。其实，反胡风之后，我在给人的信中就已只谈事务，议论早绝迹了。

我顺小孤单，但身边总有个把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可那以后，朋友虽仍有，但已不再是无话不谈了。有些话，说者有罪，听者也有罪。到时一上“绞肉机”，被指为小集团，吃不住，谁也得去坦白。何必给自己找乱子，给人添负担！所以至今，我在交谈中总自设了些禁区，黑问白日我都点着红灯。

不管日子多黑，总有熬出的一天。那一女三男真以为天下就永远属于他们了。以为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可以一直横行下去。但他们并没熬过第十个年头。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可那十年他们多威风啊！一句话就能把个人拉去游街示众，或者打人大牢。而一个人只要把“老三篇”背个烂熟，口号喊得响亮，他就可以随便撒谎，信口咬人。种种残暴的恶行都是披着革命的外衣干的。

我其实还算幸运。早在走进人民共和国之前就先挨了“泰斗”的骂，从一开头就没有吃香过。人家是跳过龙门的大鲤鱼，我不过是条泥鳅。所以，三家村、四家店都不可能有我的份儿。我就蹲在“牛棚”里闻起我的蒙古鼻烟儿。那阵子，我跟绿原。金人和金满成几位“黑帮”难友一道关在原来的办公室里，每个人面前都摆了本小红书（那可是千万不可遗失的护身符）。干完被指派的体力活儿，就囚坐在那里，意识流要怎么流就怎么流。反正戴红袖箍的那时正忙于打派仗，哪顾得上我辈“牛鬼蛇神”！我每天常盯着窗台上蠕动着的小虫虫，它们个个都活得蛮有劲头，个个像煞有介事地朝着某个方向蠕动。这时，要是飞进一只麻苍蝇，那就成了庞然大物，嗡嗡的，气势汹汹。它展开双翅朝四处飞撞，我想起《格里佛游记》里的大人国小人国。

还有五十年代那大酱园子，许多位都是我三十年代的熟人。可那阵子有的见了我下巴就朝上翘；有的由于自己家里的保姆要辞工，半夜里莫名其妙地向我兴师问罪。可也有一位老熟人，一位虽然去了延安大概改造得不够彻底的朋友，常来同我聊聊肖邦或亨德尔。这可恼了上边领导，反右时候，就偏偏指派那位熟人当我的专案组负责人。我体察得出老熟人内心的矛盾——甚至痛苦。在宣布我的处分那次，他故意提高嗓门，装得很凶，很严厉。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他就不会被攻击力丧失立场了。那位熟人使用他的职权为我安排了一个不但可以栖身并且还能译书的小天地。可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我还是丢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