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允许搞第二职业了。可是八十年代以前，即便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个人翻译，也是批判会上的头等靶子。然而我垮了之后，为了支撑这个家，让孩子们的营养和学习尽量少受到影响，直到七十年代末，她都经常（除了整个乱了套的文革）下班后继续埋头译书，直到午夜。为此，多年来她的床铺是办公室的几把椅子搭成的。挤车要费时间，而当时家里一张小学生用的双屉桌得尽量让给孩子用，连我也只能钻钻空子，根本没有容她翻译的地方。
我有时同她开玩笑，说她到这世间就是来搞翻译的。她不服气，所以这些年来，她一篇篇文章在发表，一本本书在出。然而她在翻译上的根基确实打得厚。由于她那位严父的督促，小学刚毕业她就在课余把近二十卷约一百万字的《世界小说读本》译出来了。早年她随父去日本，所以先学的是日文。但是那个读本载的却都是欧美古典名著。回国后，她在天主教圣方济会创办的圣心专攻两年英文之后，又以同等学历考上辅仁高中，大学进的是清华外国语文系，所以她的英文学得也很扎实。作为责任编辑，无论经手的是日文还是英文书稿，她都认真得一丝不苟。她经手编过三千万字书稿，自己又从英日文著作中译了三十五本书。八十年代后期，她又向创作进军了。文家五女二男，论聪明洁若自认不如四个姐姐，可是她从小就记住那个龟与兔竞走的故事，一步步地凭坚韧和勤奋，有了今天。
应当补上一句的是，她的这股劲头不但感染了我，也改造了我。合译《尤利西斯》正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
这个集子里我的几篇不需要说什么了，都是我的年轻好友傅光明帮我选的。我深感人老了，身边能有几位年轻人是大有必要的，我很庆幸新时期以来，就一直有几位。有的不定期见面，如李辉和丁亚平，光明则每星期必来两次。他们除了在具体事情上帮我的忙，更重要的是能减慢我的老化过程，让我不断从他们那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
关于洁若那部分，我倒有几句话要交代。她本来想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只选她那些描写西欧、美国和东南亚的游记。那当然是正统意义的散文。但是我觉得她写的一些有关三十年代老作家的文章，更有特点，有嚼头。例如有关周作人的晚景，外间知者甚少，而洁若由于从事出版业务的关系，从五十年代起就几乎是外间唯一同这位苦而斋主人保持联系的人。她了解他的晚景。关于他的死，则是得自周家儿媳之口，也是难得的史料。此外，她还当钱稻孙的女弟子，又同冰心和凌叔华大姐有过接触。这些以及关于林徽因的那篇短文，都对研究者有一定的用处。她接受了我的建议。
以上就算是关于我们这家夫妻店的一点说明吧。
一九九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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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房史
作者：萧乾
自从写了《搬家史》之后，我发现几乎任何事物只要用“一生”这根线一串，就能串出一部历史来。我的《在歌声中回忆》就是这么写的。书房也是这样。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
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三五年我进天津《大公报》，同另外三位大学生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楼下就是印大报的机器房，对面是成天冒烟的法租界电力厂。那时我就锻炼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睡觉的本事。当年去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也是先住宿舍，后来先后当了王芸生和杨朔的二房客。“小树叶”去日本之后，我就一个人住一间了。我在编副刊之余，还为巴金、靳以的刊物写文章。我的长篇《梦之谷》就是那时候写的。“小树叶”是从刊物（好像是《文丛》，要不就是《作家》或《文季》上的连载读到的，她气得哭了通鼻子，我只好连口道歉说早应向她坦白。
“八·一三”失业了，后开始逃难了。不要说书房，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成问题了。我们从上海而港粤——武汉——长沙——沉陵——昆明的流徙中，经常是她同女难友，我同男难友搭地铺。最后，多亏了杨振声老师和沈从文先生的照顾，我们总算在昆明北门街分到一间小屋。
三八年在香港《大公报》还是住集体宿舍，三九年出国，在伦敦住公寓同在上海住亭子间差不多，只是白俄女房东换成英国的老大娘。我第一次有间书房是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在剑桥的二十来所学院中，王家学院是很难进的。即便收了，也很难成为住宿生。我由于是由两位最杰出的王家学院毕业生福斯特和魏礼介绍的，所以王家学院让我住了进去。除了卧室还给我一间书房，北面窗户濒临剑河，东面则对着著名的王家学院教堂和大草坪。那幢楼建于十四世纪，但设备完全现代化了，长沙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七八位来客。书房门楣上照例漆着我的姓名。
我虽只占用过那间书房两年（没写完论文却写了两本书和连载重庆《大公报》的《话谈当今英格兰》），我却时常怀念那间书房。八五年重访剑桥时，承母校邀我和洁若在客房住了一晚，我们还特意去重访了一下不知易过多少个主人的那间书房。
四六年在复旦教书，大学在徐汇村给了我一幢日本式平房。地方不大，但卧室、客厅一应俱全，还有间小书房，在那里，我写了几十篇国际社评和《红毛长谈》，也编了《人生采访》和《创作四试》。
在漫长的四九至八三年期间，我不但再也没有了书房，其间有七年是处于流放中。那些年，书房对我就成为非非想了。有些年，我只盼不再去公厕，能再用上抽水马桶我就很知足了。我时常害怕头一晕会跌进那爬满了蛆虫的粪坑里。
现在来谈谈如今我在木樨地住所的这间书房。
许多朋友一进门就说“啊，可真乱！”《读书》月刊甚至还特意派人来为我这其乱无比的书房拍了照，登在刊物上。其实我也十分羡慕朋友们那窗明几净的书房，但我对书房的第一要求是：它得出活儿。我在这间书房里已写了并编了足够百万字的书，近四年又同洁若合译了上百万字的《尤利西斯》。我爱我这间书房，因为它出活儿。
我是编副刊出身的，我一向是乱中有序。当编者的倘若给人家的稿子弄丢了，那可拿什么也赔不起。我从没丢过。三十年代，一个下午我得看上一二十篇稿子——不止看，还得先分类（即用、待用、再酌和不合用）。然后挑出需要写封信的。最近台湾女作家张秀亚的女儿从美国寄给我一个复印件，是三五年我在她妈妈文章后面写的一段话，谈文章宜少用“的”字。
现在谈谈我这书房的乱中有序。我的书桌周围有不少盒子——大都是用中间糊有玻璃纸的咖啡盒子改装的。首先是我的“意识流”——也就是我偶然想起可写的题目或一句话。像“北京城杂忆”这类系列短文的胚胎都来自这“意识流”箱。另外有“备考箱”。信则仍分作“即复、缓复、不复”三类。复完的信就放入书桌底下“已复”盒——满了就包起来，标上日子。书桌的抽屉有放纸的，有放各种尺寸的信封的。还有个小筐筐，内装七个住址本，有二三本国外的，四本国内的。国外按国家分，国内的则有的按类别（如文化，影视，出版等），有的（个人）就按姓氏字母排列。所以任何住址，我随手都能查到。
长沙发是我的休憩处，一头架子上放的是药品和营养品，另一头是我心爱的激光唱机。书架上放着分类的激光唱盘。沿墙是我从几十盆花中精选的花，经常换，我特别钟爱我自己插技长大的。朋友知道我喜养龟，就送了我五只金钱大的绿毛小龟。我把它们养在鱼缸里。不幸，其中一只死了，我深怕由于自己忙于《尤利西斯》，疏忽了宠物，所以赶紧送回给原主了。大乌龟则养在阳台上。
近几年领导曾经三次建议我换个更大的地方，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晓得在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上，我已算是中上等了。我不能忘记自己以前过的日子，更不能忘记今天还有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呢。
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圈。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
能够这么善终，这是我在六六年夏天所不敢想的。我很知足。
一九九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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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两辈子
作者：萧乾
您听了准会一怔。我这一辈子还没活完（也不知道我还剩多大一截儿！），哪儿又冒出个两辈子来？是不是瞎起哄，要么就是人还没活到八十六，就糊涂啦？
您别急，我的好读者。虽说我记性兴许差啦，常丢三落四，转身就忘，所以常站在屋子里抓瞎转磨；可谢天谢地，我一点儿也还不糊涂。不信，我吃着饭您硬把碗抢走，我准不答应；走道儿要是碰个坑儿岗儿的，我准老远就躲开；要是跟我话里有话，我还准听得出来。要是有架机器能考验人还清不清醒，我准及格，兴许还来个满分儿。您说，要是没这么点儿本事，我还能活到今天吗？那么哪儿来的这两辈子呢？
您听我说。倒退二十九个年头儿——您就甭算啦，反正就是到咽气的那会儿，我也忘不了的六六年。我连日子也没忘：八月二十三日的晚上。那时候北京城（大概全中国吧）可天昏地暗啦！太阳没影儿啦，世界变成了冰害儿啦。平常老实人忽然也龇起牙来——因为要是不，别人就朝你呲。满市街抡着大刀，甩着屎棒。向来最惜命的我，最后也顶不住啦。我把偷偷攒下的一瓶安眠药全从嗓子眼儿倒下去。得！那么一来，我就没气儿啦，随你们折腾我那尸首去吧，反正只要我还有口气儿，就不能让戴红箍儿的这么随便儿折腾下去。
后来听说我倒在地上足有十几个钟头才有人用排子车把我拉到隆福医院。那阵子人命可真不值钱。尸首就往卡车上一扔（我岳母就是这么走的！）。可我命硬，居然给大夫救活啦。
所以我就拿那回事儿为界，把我这一生分为上下两辈子。上辈子活到五十六岁，下半辈子眼看就又三十啦。我老提醒己个儿：上半辈子死里逃生，命算是白捡的。虽说是白捡的可也不作兴瞎糟蹋啊。打那以后，我就老跟己个儿说：可得活得像个样儿！
这说倒容易，可做起来不易呀。
下一半辈子的头十四年，那顶帽子还戴在我脑袋上哪。您没戴过，不会懂得那滋味儿。您逛百货公司到过处理品部吗？那儿，货品都不分类，也不上架，全堆在一只大箩筐里，上边儿还插个牌子：处理品，要不就是“廉价处理”。上架的货品在架子上单摆浮搁，名贵的还加个玻璃罩儿。处理品可就一捆捆地往筐里一扔。价码儿么，就插个牌子，上头写着一折八扣，反正总比扔在垃圾堆强。
多亏我还学过点儿蝌蚪文。那阵子，我这处理品还居然有人要——甚至抢，所以日子混得也还凑合。那十几年我就把己个儿埋在英国十八世纪里，天天同一个叫斐尔丁的倔老头子打交道。他当年也是个冒失鬼，难怪后来就成了倒霉鬼。他本来是搞戏的，可他偏偏在戏里挖苦了当朝宰相，这下子，好倒过一阵子霉，发了好不少牢骚。我就是拿他那牢骚过过瘾，出出气，浇浇愁。那十四年我学会了一套脱身术——就是人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可精神和脑子都开小差儿溜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借翻译洋古人的牢骚来舒泄己个儿的苦闷。这么一来就舒坦多啦。
下一半辈子的头十四年过得还算平静。反正头上顶着“处理品”的牌子，所以尽管那十年那么闹腾，也没人答理我这号儿的。
十四年之后，也就是从打1979年2月，我头上“处理品”的牌子忽然给摘啦。其实，我还是我，可是就打筐里取出，又上了架啦。从那以后，我觉得己个儿身上别的价码儿在涨，有时候也罩上块塑料什么的。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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