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上闹的错误。其余的几篇他都是在报刊上看了后才写信给我的。他大概看出我久不拿笔，乍写起来有些拘谨。我也确实总感到有位梁效先生叉着腰瞪着眼就站在我背后。读了我最早给《新文学史料》写的那两篇回忆录，他立即写信告诉我“写得不精彩”，“你的文章应当写得更好一点”，要我“拿出才华和文采来”。然而像往常一样，他在信中总是以鼓励为主，要我“写吧，把你自己心灵中美的东西贡献出来”。
巴金在恢复了艺术生命之后，就公开宣布了他对余生做出的安排，提出了他的写作计划。他是毅力极强、善于集中精力工作的人，我相信他能完成。他不但自己做计划，他在信中也不断帮我计划，说：
我们大家都老了。虽然前面的日子不太多，但还是应当向前看。我希
望你：（一）保重身体。（二）译两部世界名著。（三）写一部作品，小
说或回忆录。我们都得走到火化场，不要紧。
1979年夏，在我赴美之前，他又来信说：
你出去一趟很好。要记住，不要多表现自己，谦虚点有好处。对你，
我的要求是：八十岁以前得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散文都行。应该发挥你
的特长。你已经浪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我也一样，我只好抓紧最后的
五年。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为后世留下一点东西。名利、地位等等，应
当看穿了吧。
每逢我一疏懒，我就想到这位老友对我的督促和殷切的期望。友情，像巴金这样真挚的友情，有如宇航的火箭，几十年来它推动着我，也推动着一切接近他的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进。
五
看到巴金的文集长达14卷，有人称他为“多产”。可是倘若他没从1935年的夏天就办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50年代初期的平明出版社），倘若他没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20年献给进步的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40卷。
尽管我最初的三本书（包括《篱下集》）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在文艺上，我自认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下简称“文生”）拉扯起来的。在我刚刚迈步学走的时候，它对我不仅是一个出版社，而是个精神上的“家”，是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谈巴金而不谈他惨淡经营的文学出版事业，那是极不完整的。如果编巴金的《言行录》，那么那14卷以及他以后写的作品，是他的“言”，他主持的文学出版工作则是他主要的“行”。因为巴金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不仅自己写，自己译，也要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他不是拿着个装了五号电池小手电筒只顾为自己照路的人，他是双手高举着一盏大马灯，为周围所有的人们照路的人。
1957年7月，我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谈出版工作的文章，有些话说得偏颇，惹了祸。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就经营管理方面称许过旧日的商务印书馆两句，因而犯了“今不如昔”的大忌。然而“商务”同我的关系，仅仅是商务而已。书稿和酬金（我生平第一次拿那么多钱！）都是郑振铎经手的。我不认识“商务”一个人，它也丝毫不管我正在写什么，应写什么，以及我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对我来说，它只是个大店铺而已，公平交易，童望无欺。我卖稿，它买稿。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1936年刚到上海，巴金读了我的《矮檐》之后，就启发我走出童年回忆那个狭窄的主题，写点更有时代感的东西。我不是东北人，对抗日题材没有切身体验；对农村以及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生活，我也是个阿木林。记得当我给开明书店《十年》写了《鹏程》之后，巴金曾鼓励我抓住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个我既熟又多少有点战斗性的题材，写个长篇。
从那以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内地，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写了什么都先交给巴金。有的东西，如我还在国外时出版的《见闻》和《南德的暮秋》，还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编成的。如果不是巴金不辞辛苦，我在国外写的东西早已大都散失了。
为什么我的《落日》是“良友”出的呢？《珍珠米》和《英国版画选》是“晨光”出的呢？我提起这个，是为了说明巴金不是在开书店，而是在办出版事业。那时书商之间的竞争可凶了，然而巴金却反其生意经而行之。当巴金看到赵家壁从“良友”被排挤出来，为了生存只好另起炉灶时，他马上伸出慷慨仗义之手。作为支援，把自己掌握的书稿转让给还没站住脚的“晨光”。这种做法即使对今天有些本位主义思想的出版家，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他为总共出了10集、160种作品的《文学丛刊》所写的广告里，巴金声明他主编的这套书“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这话实际上是对当时上海滩上书商恶劣作风的一种讽刺和挑战。事实上，丛书从第一集起就得到了鲁迅（《故事新编》）和茅盾（《路》）两位的通力支持。丛刊的第一特点是以新人为主，以老带新。每一集都是把鲁迅、茅盾诸前辈同像我那样刚刚学步的青年的作品编在一起。不少人的处女作都是在这套丛刊里问世的。我自己就曾经手转给过巴金几种。另一个特点是每集品种的多样性：长短篇、诗歌、散文、戏剧、评论以至书简、报告。这两个特点都是从一个非商业性观点出发的，就是只求繁荣创作，不考虑赔赚。这是与当时的书商做法背道而驰的。也正是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文生”出过朱洗的科普读物多种，翻译方面出过弱小民族的作品集。此外，“文生”还出了丁西林、李健吾、曹禺、袁俊等人的专集。
像“五·四”以来许多先辈一样，巴金本人也是既创作又从事外国文学介绍的；在他主持下的“文生”，也是二者并重的。它翻译出版了果戈里、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河夫等俄罗斯以及其它国家的名著。以“文生”那样小规模的出版社，这么有系统有重点地介绍外国文学，是很不容易的。
同当年的商务、中华以及今天的国家出版社相比，“文生”的规模可以说是小得可怜。如今的总编辑下面大多有分门把守的副总编，副总编也不一定看一切书稿，更未必会下印刷厂。巴金作“文生”总编辑时，从组稿、审稿到校对都要干。像《人生采访》那样五六百页或更大部头的书，都是他逐字校过的。翻译书，他还得对照原文仔细校订，像许天虹译的《大卫·科柏菲尔》和孟十还译的果戈里、普希金作品的译稿，他都改得密密麻麻。有时他还设计封面，下印刷厂是经常的事。更要提一笔的是，这位包揽全过程的总编辑是不拿分文薪水的。巴金一生都是靠笔耕为生的。
仅仅是辛苦倒也罢了，20年来大部分时光他都是在帝国主义鼻子底下或国民党检查官以至警察宪兵的刀把子下面从事这项工作的。“文生”的编辑、作家陆台不就是为出版社的事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的吗！巴金自己的《萌芽》也曾被党部一禁再禁，最后还是印上了“旧金山出版”后，才委托生活书店偷偷代售的。
这不是一篇巴金论。这里我非但完全没涉及他的作品，对他的为人也只写了一鳞半爪，有些事我只能略而不谈。
我本来为这篇东西另外写了一段结束语，临了又把它拿掉了。因为考虑到巴金在世一天，他是不会允许朋友们写颂扬他的话的，不管那是多么符合事实，他一向是那么平凡朴素。他的人格和作品的光芒也正是从平凡朴素中放出来的。
写到这里，我刚好收到巴金寄来的《创作回忆录》，重读了他于1980年4月在日本东京发表的讲话：文学生活五十年》。作为讲话的结束语，他引用了他在四次文代会上讲的一段话：
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
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
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
同大家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
史负责。我现在更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日寸
光、胆小怕事的人。
从巴金身上可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我觉得首先应学习他对祖国和人民的那份炽热的爱，他对历史、对人民的负责精神。一个为了表现自我，或者为了谋求什么私己利益而写作的人，是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也不会有这种精神的。
（选自《生命从80岁开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落日
鲍霁编文洁若增订
1910年
1月27日，萧乾出生于北京东北城根一个汉化了的蒙族贫民家庭里。其父是个管开关东直门的差役，穷得直到中年才娶上老婆，而在自己的唯一儿子出生前月余就死去了。其母吴氏，汉族，也出身寒微，无力独撑门户，只得带着幼子寄居在叔舅家。
1916年6岁
进入设在新太仓一座姑子庵里的私塾，取学名曾路。因无钱给塾师送礼常遭笞打，不到半年就呆不下去了。后又进入九道湾一家私立新式学堂，不料需钱更多，挨打也更多……
1921年11岁
进崇实小学半工半读，改名萧秉乾。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进一家地毯房去干活，下午才得以去上课。就在他从地毯房领到第一次工钱的时候，他苦命的母亲死去了。
萧乾的大堂姐，在其母出去给人佣工乃至死了以后，对他多方照料和保护，并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为他讲述《济公传》、《小五义》或者《东周列国志》的故事和唱儿歌、民间曲调。
1923年13岁
小学毕业，入崇实中学，继续半工半读。
1925年15岁
“五卅”惨案发生后，积极投身到北京学生沪案后援会组织的宣传活动。
1926年16岁
暑假，初中毕业后谋求职业，一度充任北新书局练习生。工作之余，读了鲁迅的《呐喊》《仿徨》和《语丝》上的文章，也读了不少其它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译作。华林的《新英雄主义》曾对他有很大影响。对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中一句台词“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特别喜爱，曾抄录作为座右铭。
在北新两个来月里，因同两个小学徒一起为改善待遇而“罢工”——“把工作放下，像是玩捉迷藏似地，偷偷跑出去了”，结果丢了工作，“又溜回了崇实”。
回崇实中学后即升入高中一年级，不久秘密加入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校内组织了一个互助团，把一些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传给家境贫寒的学生们。冬，被统治北京的张作霖的侦缉队逮捕，受到拷问，没有屈服。后由其四堂嫂的疏通并经校方保释出狱，但仍被学校继续软禁，不许出校门。
1927年17岁
冬，北伐军到达北京（这时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已分裂），他误以为“这下革命成功了”，就不等软禁取消又活跃起来，不久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兼校刊主编。
1928年18岁
冬，修完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被崇实校方以“闹学潮”的罪名开除，并得到消息说，他的名字已上了国民党市党部的黑名单。遂应一个潮州籍华侨同学之邀，去汕头。改名萧若萍，在*！光中学谋得一个教国语的职位。
1929年19岁
春，同一个小学女教师相爱，但为她的学校校董（同时又是国民党要员）所破坏。初恋以悲剧结束。其长篇小说《梦之谷》就是本于这个真实故事而写成的。
暑假，从汕头回到北京，改名萧乾，暂时进入不要文凭的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不久，同杨刚相识，得到杨在思想上的帮助。
这期间，还因听杨振声讲现代文学课，而与杨建立师生之谊。
1930年20岁
暑假，借假文凭考进辅仁大学英文系本科。仍靠“半工”以维持大学的生活，除了曾从事为人推草坪等杂务外，还帮一个美国人编过英文的《中国简报》（ChinainBrief），负责其中文学部分，以“专号”形式介绍过鲁迅、郁达夫、茅盾及沈从文，并译载了鲁迅的《野草》、闻一多的《洗衣歌》、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等作品。
由于为《中国简报》写访问记而结识了沈从文，还根据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讲义提供的线索，先后将郭沫若的《王昭君》和田汉的《湖上的悲剧》等译成英文，登载在《辅仁学报》上。
1931年21岁
继续在辅仁英文系学习并向《晨报》投稿。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给了他很大刺激。
1932年22岁
因与辅仁大学英文系系主任争吵，也为了挣点学费，自8月起休学一年，到福州英华中学教国语，其短篇小说《蚕》里所描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