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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工夫，验尸官来了。席头一揭开，我怔住了。这不正是我在东直门大街上常碰见的那个“大鼻子”吗：枯瘦的脸，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挂根链子，下面垂着个十字架。那件绛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个大窟窿，露着肉，腰间缠着根破绳子。
验尸官边填单子边念叨着：“姓名——无，国籍——无；亲属——无。”接着，两个汉子就把尸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门脸抬去。
那时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对他的来由却一无所知。
后来才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的那些王公贵族挟着细软纷纷逃到巴黎或维也纳去当寓公了，他们的司阍、园丁、厨子和仆奴糊里糊涂地也逃了出来。有些穷白俄就徒步穿过白茫茫的西伯利亚流落到中国，到了北京。由于东直门城根那时有一座蒜头式的东正教堂，有一簇举着蜡烛诵经的洋和尚，它就成了这些穷白俄的麦加。刚来时，肩上还搭着块挂毡什么的向路人兜售；渐渐地坐吃山空，就乞讨起来。这个“大鼻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鼻子”是在那两天之前的黎明，在羊管胡同的粥厂前面。像往日一样，天还漆黑我就给从热被窝里硬拽出来。屋子冷得像北极，被窝就像支在冰川上的一顶帐篷，难怪越是往外拽，我越往里钻。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终于还得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裳。那时候胡同里没路灯。于是，就摸着黑，嚓嚓嚓地朝粥厂走去。那一带靠打粥来贴补的人家有的是。黑咕隆咚的，脚底下又滑。一路上只听见盆碗磕碰的响声。
粥厂在羊管胡同一块敞地的左端。我同家人一道各挟着个盆子站在队伍里。队伍已经很长了，可粥厂两扇大门还紧闭着，要等天亮才开。
1921年冬天的北京，寒风冷得能把鼻涕眼泪都冻成冰。衣不蔽体的人们一个个踩着脚，搓着手，嘴里嘶嘶着；老的不住声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来。
最担心的是队伍长了。因为粥反正只那么多，放粥的一见人多，就一个劲儿往里兑水。随着天色由漆黑变成暗灰，不断有人回过头来看看后尾儿有多长。
就在两天前的拂晓，我听到后边吵嚷起来了。“‘大鼻子’混进来啦！中国人还不够打的，你滚出去！”接着又听到一个声音：“让老头子排着吧，我宁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种取暖的办法。
天亮了，粥厂的大门打开了。人们热切地朝前移动。这时，我回过头来，看到“大鼻子”垂着头，挟了个食盒，依依不舍地从队伍里退出来，朝东正教堂的方向踱去。他边走边用袖子擦着鼻涕眼泪，时而朝我们望望，眼神里有妒忌，有怨忿，说不定也有悔恨——
1939年9月初。
法国邮轮“让·拉博德”号在新加坡停泊两个小时加完水之后，就开始了它横渡印度洋6000海里的漫长航程。离赤道那么近，阳光是烫人的。海面像一匹无边无际的蓝绸子，闪着银色的光亮。时而飞鱼成群，绕着船头展翅嬉戏。
船是在欧战爆发的前一天从九龙启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欧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号开到西贡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这条船从新埠开出后，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国餐馆当厨师的山东人和一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餐厅为了省事，就让我们也到头等舱去用饭。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华邮轮的餐厅理应充满欢乐的气氛。侍者砰砰开着香槟酒，桌面上摆满佳肴和各色果品。随着悦耳的乐声，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间如有位女高音，说不定还会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这是一条阴沉的船，船上载的净是些愁眉苦脸的人。在餐桌上，他们有时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猪肝还是牛排，因为他们全神几乎都贯注在扩音器上，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母亲法兰西的战争部署：巴黎实行灯火管制了，征兵的条例公布了——是的，这是对大部分男乘客切肤的事，因为船一靠码头，他们就得分头去报到，然后，换上军装，进入马奇诺阵线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恼：得忍受空袭，物资的短缺，守着空峙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说：“亲爱的，那是胡椒面！”他正要把小瓶瓶当作糖往咖啡杯里倒。
正因为大家这么优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抱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9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的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说：“他们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我天天盼！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吗？（他猴子般地耸了耸肩头，然后摊开双手。）不知道。他也许是个美国水兵，也许是个挪威商人。反正我是无国籍。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
“怎么变法？”他肯于这么推心置腹，使我感动了。于是，对他也同情起来。
“平常时期？没门儿。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男人。他们得召雇佣兵。所以，（他用一条腿作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我的运气就来了。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印度洋上的万顷波涛，摹想着他——一个无国籍的青年，戴着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守候着。要是征求敢死队，他准头一个去报名，争取立个功。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
1949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
其实，头一年这个选择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后，正当我急于离开上海之际，剑桥给我来了一封信：大学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当时我已参加了作为报纸起义前奏的学习会，政治上从一团漆黑开始瞥见了一线曙光。同时，在国外漂泊了七年，实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杨刚的鼓励下，就写信回绝了。
194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龙花墟道寓所里改着《中国文摘》的稿子，忽然听到一阵叩门声。哎呀，剑桥的何伦教授气喘吁吁地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释说，是报馆给的地址。然后坐下来，呷了一口茶，才告诉我这次到香港他负有两项使命，一个是替大学采购一批中文书籍——他是位连鲁迅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的《诗经》专家，另一项是“亲自把你同你们一家接到剑桥”。口气里像是很有把握。他认为我那封回绝的信不能算数，因为那时“中国”（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国）还没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战役后国民党败溃的局面）。他估计我会重新考虑整个问题。
在剑桥那几年，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汉学家对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还同他度过一个圣诞夜。他一边切着二十磅重的火鸡，一边谈着《诗经》里“之”字的用法。饭后，他那位曾经是柏林歌剧院名演员的夫人自己弹着钢琴就唱了起来。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乐。
可是当时他所说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所渴望着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在重生，我不能在这样时刻走开。
两天后，这位最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一坐下他就声明这回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以一个对共产党有些“了解”的老朋友来对我进行一些规劝。他讲的大都是战后中欧的一些事情：玛萨里克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国案啦。总之，他认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的人，在共产党政权下没有好下场。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自指声音颤抖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随说随戏剧性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腕上的表说：“我后天飞伦敦。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话。”对于我说的“我不会改变主意”的声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个毛茸茸的指头逗了一个摇篮里的娃娃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西方只有一位何伦，东方的何伦却不止一位。有的给我送来杜勒斯乃兄写的一部《斯大林传》，还特别向我推荐谈三五年肃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荐当起“参谋”：“你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等斗你的时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来上几句。别看香港这些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等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了下属的时候再瞧吧。受了委曲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那么慷慨激昂地当众讲一通的，碰上了德莱季雷福斯那样的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
于是，参谋出起主意了：“上策嘛，接下剑桥的聘书，将来尽可以回去作客。当共产党的客人可比当干部舒服。中策？当个半客人——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你还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又可以受到一定的礼遇，同时静观一下再说。反正凭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外国又呆过七年的，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顿‘洋奴’！”
那一宿，我服过三次安眠药也不管事。上半夜是那一句句的“忠告”像几十条蛇在我心里乱钻。后半夜我只要一阖上眼，就闪出一幅图画，时而黑白，时而带朦胧彩色，反正是块破席头，下面伸出两只脚。摇篮里的娃娃似乎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忽然抽噎起来，从他那委屈的哭声里，我仿佛听到“我要国籍”。
天亮了，青山在窗外露出一片赭色。我坐起来，头脑清醒了一些。
两小时后，我去马宝道了。临走留下个短札给何伦教授：“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十分抱歉。更抱歉的是害你自跑三趟。我仍不改变主意。”
八月底的一天，我把行李集中到预先指定的地点，一家人就登上“华安轮”，随地下党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京。
三十个寒暑过去了。这的确是不平静也是不平凡的三十年。在最绝望的时刻，我从没后悔过自己在生命那个大十字路口上所迈的方向。今天，只觉得感情的基础比那时深厚了，想的积极了——不止是不当白华，而是要把自己投人祖国重生这一伟大事业中。
一九七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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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记忆
作者：萧乾
山雨欲来
仿佛刚开完春风烂漫的神仙会，远处又雷声滚滚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敌人可真猖狂，竟然在团中央机关刊物的封底一幅水彩画上玩起花样！孩子说，那水纹清清楚楚地写着“反动派万岁”。其实，我翻过来掉过去，始终也没看出什么字样。而且，反动派咋会叫起自己“反动派”来呢！可孩子说，这是警惕性特高的“中央首长”发现的。认不认出来，就看自己对中央首长的感情了。这么一来，我只好说，看见了，看见了。
接着，孩子回家又传出：火柴盒上也出现了反动标语。还有，那个挺好听的《红旗颂》唱不得了，原来它的主旋律是“满洲国国歌”，唱了就等于颂扬王道乐土！
接着，五八年印行的几部长篇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本接一本地倒了下来。有反党的，有反社会主义的，有反人民的。罪名乍看起来并不雷同，但都够进毒草行列的。
早晨一上班，就接到通知：不办公了，全体去看电影《早春二月》，而且说明有人在影院门口点名，不准请假！看完了立刻回单位分组开会，支书主持，人事科小徐作记录。每人都必须发言，要作为反修坚不坚决的一次考验。
江南小桥流水，本来挺开心的一部片子。这么一来，看电影真是活受罪！
院子里，西屋老太太跟闺女吵起来了。照理，闺女应该好打扮。如今，掉过来了！老太太给闺女做了件连衣裙，要她把那件打了三块补钉的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