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主持的货真价实的“报屁股”。然而上海的作家们个计刊物的大小，一时张天翼、艾芜、丽尼等几位的作品就经常在《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甚至那个《小公园》上出现了。这个渠道主要是巴金和靳以帮我打通的。我也因而可以预先编出二三十期刊物，然后去踏访鲁西、苏北的灾区了。
三
同巴金过从最密切，还要算1936和1937两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道。当时我在《大公报》编《文艺》，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隔几个门就是黄源。巴金那时也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个弄堂里，正在写着他的三部曲。他主要在夜晚写，所以总睡得很迟。有时我推门进去，他还没有起床。那是很热闹的两年：孟十还编著《作家》；靳以先后编著《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人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那时上海小报上，真是文坛花絮满天飞，但我们从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包括不对某些谰言加以反击。对于两个口号，我们都认为是进步方面内部的分歧，没参加过论战。当时我在编著天津和上海两地《大公报》的《文艺》版，我不记得曾发过一篇这方面的论争的文章，虽然我们都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下面签的名。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在外，回来看到郑振铎提倡“手头字”运动的宣言也签上了我的名字。料必是我不在时，朋友们认为不能把我漏掉，就替我签上的，我也因而深深感激。
那时在饭桌上，朋友们有时戏称巴金为我的“家长”。家长不家长，那两年我没大迷失方向，不能不感激他那潜移默化的指引。
巴金平素态度安详，很少激动。但是遇到重大问题，他也会头上青筋凸起，满脸通红，疾言厉色地拍案大叫。这就发生在鲁迅先生逝世的次晨，当时《大公报》在第三版上以“短评”方式向鲁迅先生遗体戳了一刀。①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声音大得把房东太太都吓坏了。也就是那天，当他一听说我已经找报馆老板抗议并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立刻给了我有力而具体的支持，要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
①详《鱼饵·论坛·阵地》，见《一本褪色的相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21…150页。
“八·一三”全面抗战的局面打开后，我很快失了业，决定经海路转赴内地。临行，我去看了他。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败溃，上海早为战火包围，租界上空飞着炸弹，大世界、先施公司一带也挨炸了。人们纷纷离去或准备撤离。巴金像个哨兵似地镇定自若，说你们走吧，到内地一定有许多事可做。我得守在这里，守着出版社，尽我的职责
1939年我出国前，我们又在香港相聚了一阵子。那时，我正陷入一场感情的旋涡中。他和杨刚都曾责备过我，我还狡辩。1978年后，我曾两次在文章中表示过自己的忏悔。1980年在病塌上写《终身大事》，也是希望年轻的朋友不要在这样问题上走入歧途。
太平洋事变前，我们还有书信往来。我也从杨刚按期寄给我的《大公报·文艺》上，知道巴金对她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后来邮路不通了，我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在朝不保夕的英伦三岛。
我患了几年神经衰弱，有半年几乎连记忆力都丧失了。我深切地尝到游子之苦。也许正由于这样，1979年当我在国外遇到入了美籍的故人时，我能理解他们灵魂深处的痛楚，因为我几乎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
1946年回到上海后，巴金住在市内偏西区的霞飞坊，我住在北郊的复旦。他抱了他的国烦（就是今天的小林）来过江湾，我有时也去看他，但那两年我们见面不多。那也是我平生最迷茫的一段日子。同祖国脱节了七年之久，又是在那样重要的七年，真是十分可怕的事。我对一切变为陌生了，而自己又不虚心向人讨教，就提笔乱写。我在给《观察泻的《拟玛萨里克遗书》里，曾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心境。有一天我将重新回忆那段混沌的日子。
家庭发生悲剧后，我就更像匹尾巴绑了火把的野兽，横冲直撞起来。幸而那时杨刚从美国赶了回来。我终于还是冷静下来，摆脱了羁绊，投奔了香港进步文化界。在我痛苦时，巴金给过我慰藉；在我迷茫时，他曾鼓励我重新找到航道。
这些年来，我时常闭上眼睛像逛画廊似的回忆一生所接触过的熟人，真是感触万千。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应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即是说，它时时刻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它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深深的痛。这种痛里，闪着金子般的光辉，把人间（即便是没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
四
解放后，不少朋友由于地位悬殊了，就由疏远而陌生了。这是很自然的，甚至也许是应该的。我自己一向也不知趣。唯独同巴金，我们的往来没间断过。50年代的每次来京——往往是为了开会或出国，总想方设法把他的老朋友们都找到一起，去马神庙或西单背后什么四川人开的小馆子，像30年代在大东茶室那样畅聚一下。巴金一向是眼睛朝下望的，好像他越是受到党的重视，越感到有责任协助党团结其他知识分子。他出国时外汇零用是很紧的，还为我带回《好兵帅克》的各种版本（可惜全都毁于1966年8月的那场大火）。他慷慨地从他的藏书中为我译的书提供插图，有的还是沙俄时代的珍本。书的部头既大且笨，千里迢迢从上海带来。他总依然像30年代那么亲切，热情。记得我们两个在北海举行过一次划船比赛。我们各租了一条小船，从漪澜堂出发，看谁先划到五龙亭。我满以为自己年轻几岁，可以把他这个四川佬远远落在后面，但他一点也不示弱。结果我们划了个平手，两个浑身汗湿的程度也不相上下。
使我永难忘怀的是1957年7月10日那天。当时《人民日报》前不久已经在第一版上点了我的名，旧时的朋友有的见了面赶忙偏过头去，如果会场上碰巧坐在一起，就立刻像躲麻风或鼠疫患者那样远远避开。这原是极自然、也许还是极应该的。如果掉个位置，我自己很可能也会那样。
7月10日那天早晨，我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要我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一个会。我感到惶恐，没有勇气去赴会，就去向作协刘白羽书记请假。他说，这是周总理召集文艺界的会，你怎么能不去。那天我是垂了头，哆哆嗦嗦进的紫光阁，思想上准备坐在一个防疫圈当中。
谁知还没跨进大厅，巴金老远跑过来了。他坚持要同我坐在一起。我举目一望，大厅里是两种人：一种是正在主持斗争的左派，个个挺胸直背，兴致勃勃；另一种是同我一样正在文联受批判的，像雪峰和丁玲。后一种很自然地都垂了头坐在后排。因此，我的前后左右大都是出了问题的。巴金却坐在我旁边。我内心可紧张了，几次悄悄对他说：“你不应该坐在这里，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的话，更没理会周围的情况。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小声对我说：“你不要这么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正说着，大厅里一阵掌声，周总理进来了。他目光炯炯地环视着座位上的大家。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大声问：“巴金呢？”这时，大家的视线都朝这边射来。我赶紧推他：“总理叫你呢，快坐到前排去吧。”这样，他才缓缓地站起来，一面向总理点首致意，一面弯下身来再一次小声对我说：“要虚心，要冷静……”然后，他就坐到前面去了。
那一别，就是20载。接着，我就变成了黑人。不料九年后，他自己也坠入了深渊。
总理逝世时，我也曾记起紫光阁的那个下午。记得总理现身说法，在那次使我永难忘怀的讲话中，曾先后两次问到吴祖光和我来了没有，并且继续称我们为“同志”，然后热情地嘱咐我们要“认真检查，积极投入战斗”。他并没把我们列为敌人。后来洁若听录音时，这些地方自然早已洗掉了。
在柏各庄农场劳动时，每当我感到沮丧绝望，就不禁回忆1957年夏天那个下午的情景。顿时，一股暖流就涓涓淌入心窝。
1961年我调到出版社工作时，巴金还来信要我好好接受教训，恢复工作后，也绝不可以放松改造。1964年摘“帽”后，他又来重复这一叮嘱。那时我已从创作调到翻译岗位上了。他在信中还说等着看我的译品问世呢。我懂得，在任何境遇中，他都要我保持信心——首先是对自己的信心。
在收到他这些信时，我很担心万一检查出来对他将多么不利。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他这些冒了风险写来的信，都被我在1966年以前就含着泪水销毁了。我感到他虽不是党员，却能用行动体现党的精神和政策。难怪张春桥一伙要把他当作“死敌”来整。
1968年夏天，上海作协两次派人来出版社向冯雪峰和我外调巴金。那位“响当当”看完我的交代，态度可凶了，斜叼着烟卷，拍着奥子，瞪圆了眼睛，说我美化了“死敌”。第二次另外一个家伙一脸阴险的表情，威胁我要“后果自负”。夏天当我翻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①时，译到妖宫那一幕，我不禁联想到“四人帮”那段统治。他们也是要用刀在人们的眼睛上划一下，这样好把一切是非都颠倒过来。
①见《外国戏剧》1981年12月号。
在咸宁干校，每当露天放映影片《英雄儿女》时，我心里就暗自抗议：这是什么世道啊！这么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英雄、写出这么撼人心魄的作品的人，凭什么遭到那么残酷的（包括电视批斗）的折磨呢？
这几年，讲起来我们的日子都好了，又都已年过古稀，本应该多通通信，多见见面。他常来北京，但我们仿佛只见过三四次面。第一次去看他时，洁若和我还把三个子女都带上，好让他知道，尽管经过这么猛烈、这么旷日持久的一场风暴，我们一家老少都还安然无恙。这一天，当他从宾馆走出来迎接我们时，我看到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再也不是当年在北海比赛划船的巴金了。那次我注意到他讲话气力很差。近两年两次他来京，我们总是只通个电话。我愿意他多活些年，不忍再增添他的负担。至于托我写信介绍去看他的，我都一概婉言谢绝。今秋他去巴黎前，曾在上海对王辛笛说，要来医院看望我。听到这话，我立即给他往京沪两地都去了信，坚决阻拦。我不愿他为我多跑一步路。至于通信，他向来事必躬亲，不肯让身边人代笔。以前他写信走笔如飞，如今字体越来越小，而且可以看出手在哆嗦。所以我无事不写信，有事也尽量写给他弟弟李济生，这样他就不会感到非亲自动笔不可了。就这样，从1977年到现在，他还给我和洁若写了不下四十封。
这些信，好几封是关心我的住房落实问题的，有几封是看了我发表的文章提出批评的。还有两封是责备我在《开卷》上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过去的事不应再去计较。我虽然由于确实有个客观上的原因才写了那篇东西，从而感到委屈，但我并没像过去那样同他死死纠缠。我还是把那篇东西从正在编著的一个集子里抽掉了。并自认没有他那样不与人争一日之短长的胸襟和气度。
1979年初，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朋友中间他是最早来信向我祝贺的。他的第一封信说：“你和黄源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是我很高兴的事。正义终于伸张了。”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你、黄源和黄裳几位错案得到纠正，是我高兴的事情。连我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才是伸张正义。”
然而他不仅仅祝贺，更重要还是督促，要我“对有限的珍贵的时光，要好好地、合理的使用。不要再浪费。做你最擅长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他告诫我：“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浪费得太多，太多了。”关于《大公报·文艺》那篇东西，由于涉及到他，我是在发表之前先请他通读的，他还纠正了我在《大公报》文艺奖金名单上闹的错误。其余的几篇他都是在报刊上看了后才写信给我的。他大概看出我久不拿笔，乍写起来有些拘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