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我觉得我们今天只得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威尔。他只露出了一点点马脚，你不觉得吗？你看我们吓唬了这个老家伙，可他也只说出了这么一点可怜的东西。现在我们得针对新掌握的情况做些什么。”
“要是巷子里的那个人就是我们想找的，刚才的信息将是到现在为止最好的消息了。”格雷厄姆说。他对自己充满了厌恶。“是啊。这说明他不是跳下公共汽车然后漫无目的地靠他的睾丸指引目标，他有犯罪计划。他在城里待了一夜。他在作案前几天就知道要去哪里了。他对自己要做的构思过：查看地形，杀死宠物，屠杀全家。这是他妈的什么样的思维啊？”斯普林菲尔德停顿了一下，接着问：“这是你研究的领域，是不是？”
“是的。如果它是任何一个人的，我想也应该是我的领域。”
“我知道你以前见过这类畜生。我那天问你莱克特的情况时你不大愿意讲，可是我需要和你谈谈他。”
“你说吧。”
“他杀死了九个人，是不是？都算上。”
“我们知道的是九个，还有两个人没有死。”
“那他们怎么样了？”
“一个在巴尔的摩一家医院里戴着人工呼吸罩，另一个在丹佛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里。”
“他作案是什么动机，他怎么疯的？”
格雷厄姆看着车窗外人行道上的人流。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冷淡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仿佛他在口授一封信：
“他杀人因为他喜欢那么干。他现在仍然喜欢。莱克特博士一点也不疯，至少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疯的含义。他干那些骇人听闻的勾当是因为他觉得有趣，但是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让自己表现得非常正常。”
“心理学家把他们叫什么——他们在哪出问题了？”
“他们把他叫做反社会的精神变态者，因为他们想不出还能用别的什么名称。他有一些特征符合反社会的精神变态者的定义。比如他没有一点儿悔改或内疚，而且他有反社会的精神变态者的首要的也是最糟糕的一个特点——在儿童时代就对动物有虐待狂。”
斯普林菲尔德咕哝了一句。
“但是他不具备其他的特点。”格雷厄姆说。“他不是个流浪汉，他没有犯罪历史。他不像大部分反社会的精神变态者那样，在小事情上有琐细或者滥用的倾向。他的感觉也并不迟钝。所以心理学家不知道叫他什么好。他的脑电图显示出一些异常的图像，但是他们从中并不能破译出太多的信息。”
“你把他叫什么？”斯普林菲尔德问。
格雷厄姆犹豫了。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你自己管他叫什么？”
“他是个怪物。我觉得他是那种不时在医院里非正常出生的可怜的东西。他们喂养他，给他保暖，却不把他放在机器上，结果他就死了。莱克特的大脑和他们同样是不正常的，可是他外表看起来很正常，但没有任何人能识别出他与常人的不同。”
“我在探长这个领域有一些朋友在巴尔的摩工作。我问他们你是怎样发现莱克特的，他们说不知道。你是怎么干的？那个最初的暗示，那个让你感觉就是莱克特干的第一个证据是什么？”
“是个巧合。”格雷厄姆说道。“第六个受害者是在自己的工作间遇害的。工作间里有木工用的工具以及他保存的打猎用的器具。受害者被绑在了一个悬挂了工具的木板上。尸体完全被分解、砍断和刺破，而且身体里还被塞进了箭。那些伤让我想起了什么，但我当时想不出是什么。”
“然后你又开始研究下面的几个受害人。”
“是的。莱克特当时特别凶狠——他在九天内杀死了三个人，而这第六个人的大腿上有两处旧伤。病理学家与当地医院联系得知，那是五年前他在用弓箭进行的狩猎过程中从一棵树上重重地摔下来时留下的，他摔落的时候有枝箭扎穿了大腿。
“记录上显示的是一位当地的外科医生，不过莱克特是最先为他治疗的大夫——他那天在急诊室值班。病人的名字在接诊记录上。虽然距离这个旧伤已经很长时间了，可我想莱克特也许还能记起箭伤可能有些可疑的地方。所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我们就天南海北地随便聊了一会儿。
“他当时已经转向精神分析的研究了。他有一间很豪华的办公室，很古典。他说他对那个人的箭伤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是那个人的打猎的伙伴把他抬进医院的，只有这些。
“可是有一些东西还是让我觉得有点怪。我想可能是莱克特说的某句话或者他办公室里的什么东西。克劳福德和我来了个彻底检查。我们查了记录，莱克特没有案底。我想在他的办公室里独自待一会儿，可是我们得不到许可。因为我们拿不出任何可疑的证据来。所以我又一次去找他。
“那是个星期天，他在星期天有门诊。整个门诊楼很空，只有在候诊室的几位患者。我刚到他就看见了我，我们就聊了几句，他表现得很有礼貌，并愿意来帮我这个忙。当我抬头看见他头顶上一个书架上的一些很老的医疗方面的书时，我知道他就是杀人的凶手。
“当我再一次看他时，也许我脸上的表情变了，我不知道。我知道他就是凶犯，而他也知道我了解到了真相。可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而确定的，所以我并没有相信我的直觉，可我必须搞清楚。所以我搭讪了几句就离开了那里，走到大厅。那里有个公用电话。在我没得到任何帮助之前我不想惊动他。我正在和警察局总机说话的时候他从一个办公室钻出来，没穿鞋走到我的身后。我一点也没听到他在靠近。我能感到他的呼吸，然后……后来的情况你就已经知道了。”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他是凶手的呢？”
“我想那可能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我在医院里时才搞明白的。是一张叫‘受伤的人’的插图——在很多早期的医疗书籍里都有的一张图，莱克特的书里也有。这幅图展示了战争中可能受的各种各样的伤。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堂病理学概述的课上看到过它。那第六个受害者伤口的部位与手法都和那幅插图里的受伤的人很相似。”
“受伤的人，一幅画？这就是你破案的全部？”
“就是这样。凑巧我事先看到过那张图，不过是有点运气罢了。”
“这运气可够大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你他妈的干吗要问我？”
“我没听见你刚才的话。”
“太好了，我也没想那么说。不过事情就是那个样子。”
“好吧，”斯普林菲尔德，“谢谢你告诉我。我的确需要知道这样的信息。”
帕森对出现在巷子里的陌生人的描述以及关于猫与狗的信息都有可能关乎凶犯作案的方式：他似乎先会化装成一个读表员，察看地形，发觉不得不先杀死受害者的宠物，最后再向主人下手。
警方迎头遇到的难题就是是否应该公布他们的假设。
有了公众对危险信号的认知和警惕，警方可能能得到有关罪犯下一个进攻目标的预警——可是罪犯也可能在注意警方的动态，他有可能因此而改变他的作案习惯。
警察局内部对保留这个微弱的线索有很强的倾向。他们认为应该继续保密，并向东南部各州的兽医诊所和动物收养所发布特别命令，要求他们对残害宠物的事件迅速通报。
这意味着不向公众透露最有价值的警告。这是个道义上的问题，而警方对此左右为难。
他们为此向芝加哥的亚兰·布隆博士请教。布隆博士说如果凶犯在报纸上读到一个警报，他很可能改变袭击一个家庭的策略。布隆博士同时也怀疑无论有没有这个风险，罪犯都有可能改变首先袭击宠物的策略。他还告诉警方千万不要轻信离下一次作案还有二十五天的时间——下一个满月日是8月25日。
7月31日的上午，在帕森给出嫌疑人描述的三个小时以后，伯明翰、亚特兰大警方和华盛顿的克劳福德在电话会议后做出了决定：警方将向兽医诊所发布秘密通告，在案发附近地区张贴三天嫌疑人的素描画像，三天后向媒体公布线索。
这三天中格雷厄姆与警方在人行道上向利兹家附近的住户展示画像。在草图上对脸部只是一个建议性的勾画，但他们希望找到一个能改善图片的人。
格雷厄姆的草图的边沿这几天在他的手中被汗渍浸得很软了。很多时候很难取得市民的信任而让他们开门接待。晚上格雷厄姆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往痱子上抹粉，他的大脑则围着问题转个不停，仿佛它是个全息图。他想营造灵感来临之前的那种感觉，可是它却迟迟不到。
这期间，亚特兰大地区发生了五起枪击误伤，其中一人丧命，都是因为市民过于紧张，把回来晚的亲属当成了罪犯而开枪误伤。恐吓电话成倍增多，而没有用的举报塞满了警察总部的信箱。无助与恐慌像流感一样蔓延。
克劳福德在第三天的晚上从华盛顿赶回来，然后到宾馆去看了格雷厄姆，正好看见他把汗湿了的袜子脱下来。
“是不是很热？”
“明天早晨你拿张草图体验体验就知道了。”
“用不着喽，今天晚上新闻里会公布所有线索的。你走了一整天吗？”
“我总不能开车进出人家的小院吧。”
“我不觉得这张画能有什么结果。”克劳福德说。
“除此之外你还指望我做什么呢？”
“尽你的所能，是我所有对你的指望。”克劳福德站起来准备走了。“紧张的工作有时是我的麻醉剂，尤其是在我戒酒以后。对你来说也是一样，我觉得。”
格雷厄姆很恼火，可是克劳福德是对的。
格雷厄姆天生爱拖延，他自己知道。以前上学的时候他可以用速度弥补耽误的时间，可现在他不在学校了。
还有一件事他可以做。他已经考虑好几天了。可以继续等待，直到下一个满月前几天，绝望把他逼到这个选择上。或者他可以现在就做，趁着他还可能派上些用场。
他想找一个观点。一个很奇怪的逻辑需要和人分享，一种思维方式他需要在暖和舒适的群岛生活之后重新发现。
理智像游乐场滑车上的嵌齿轮一个个劈里啪啦地上升。格雷厄姆抓住那个最上面的念头大声说：
“我得去找莱克特。”他说话时在抓自己的肚子，却丝毫没有察觉。
07
弗雷德里克·奇尔顿博士，巴尔的摩精神病犯罪医院院长，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和格雷厄姆握了握手。
“布隆博士昨天给我打了电话，格雷厄姆先生——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格雷厄姆博士？”
“我不是博士。”
“我很高兴又听到布隆博士的消息，我们认识很多年了。请坐那把椅子吧。”
“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奇尔顿博士。”
“说句心里话，我有时觉得自己更像莱克特的秘书，而不是他的看管员，”奇尔顿说，“单凭他大量的邮件就够让人头疼的。我想在研究界能和他有书信往来是被当做时髦的——我曾经见到他的信被镶在框子里展示在某个大学心理学系的橱窗里——而且曾有一段时间似乎每个心理学系的博士研究生都希望能和他面谈一次。噢，很高兴和你合作，当然，还有布隆博士。”
“我需要私下里和莱克特博士见面，外人越少越好。”格雷厄姆说。“今天会谈以后我可能需要再次和他见面或者给他打电话。”
奇尔顿点点头。“我得向你重申一下纪律。首先，莱克特博士会一直待在他的屋子里。那是他惟一可以不戴束缚物的地方。他房间有一面是双层栅栏并且朝向外面的走廊。我会在那里给你放一把椅子以及隔板，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必须要求你绝对不要给他任何物品，除了没有装订钉和夹页夹的文件。不许给他装订线圈、铅笔、钢笔或圆珠笔。他有他自己的毡头笔。”
“我有可能要给他看一些能让他兴奋的材料。”格雷厄姆说。
“你可以随便给他看任何东西，只要是柔软的纸张。从滑行的食物托盘里给他资料，不要从围栏里用手递给他任何东西，也不要接受任何他可能从围栏里面递出的任何东西。他可以通过托盘送还文件。我坚持遵守这些纪律。布隆博士和克劳福德先生都向我保证你会遵照办事程序的。”
“我会的。”格雷厄姆站起身。
“我知道你很急切地想开始你的工作，格雷厄姆先生，不过我想先告诉你一些情况，你会感兴趣的。
“也许对你警告莱克特会显得多余，可他的确非常善于消除别人对他的防备。在他被带到这里来以后的一年间，他表现得非常好，而且显示出愿意在测试方面合作的态度。结果——那时还是我的前任在主持工作——对他的防备开始慢慢放松了。
“在1976年7月8日的下午，他说觉得胸口疼。在观察室他身上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