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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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乡-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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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本:哎,和服啦,腰带啦,头饰啦,什么都给——

山崎:插簪也是其一吧——你们穿和服到店头拉客还是穿西装去呢?

川本:和服。

山崎:穿单和服还是穿绉纱绸的?

川本:什么都有。

山崎:那么化妆白粉是怎么搞来的呢?

川本:抹的白粉是老板给的,口红、冷霜全是。老板总说我们化妆不够,什么都给。

山崎:那么老板给的又都变成欠他的债罗!

川本:……

山崎:吃的怎么样,吃什么响?

川本:吃的什么都有,想吃什么买什么。

山崎:那么,你们手头也有些活钱罗?

川本:钱嘛,肯跟老板借就有。

山崎:你头一次接客是马来人还是英国人?

川本:什么?……记不得啦……

山崎:您去过医院吗?

川本:医院?没去过。

山崎:您往一町田寄过钱吗?没寄过?

川本:寄是寄了,可是……

山崎:您来到这里过了多少年啦?

川本:我四十二岁的时候回过一次日本。

山崎:是回去探亲吧!那时是不是带了很多钱回去的呀?

川本:我真倒霉,那时我已结婚了,我跟丈夫说给我一千元,丈夫说一千元没有,给八百吧!就给了我八百,我又攒了一百私房钱,回过一次一町田。——可真倒霉啊,和朋友一起住旅馆一天要五元,一天要五元呐!船来了,行李又放不下,走不了,那么贵的旅馆住了好几天!

山崎:您和什么人结婚了?是国籍不同的人吧!

川本:对,是印度人,专做洋人长袍的。

山崎:那印度裁缝的名字叫什么?

川本:格拉曼·哈次。

山崎:您多大结的婚?

川本:我回乡的时候已经结婚十年了,我四十二岁时回的日本。

山崎:结婚十年回的日本,那么您三十二的时候结的婚对吗?回日本时没带老伴去,一个人回去的对吧?

川本:哎,哎,一个人回去的。……你说我有多倒霉!那时我们乘的船非得牵引一艘货船去神户,那货船据说是发生故障了,我们的船不能在门司停,就牵引货船去神户了。

山崎:哎呀,这可是大事,后来怎么了?

川本:你说说,这船在神户停了一晚,好容易到了长崎,一下子又花了不少钱。

山崎:那您从长崎又坐小汽轮到口之津罗?

川本:长崎那儿我既有兄弟又有姐妹。

山崎:那就没回一町田罗?

川本:不,在长崎住二三日才回到一町田的。

山崎:大伙儿都很高兴吧!

川本:哎,大伙儿都高兴。

山崎:带回来的钱全给人了?

川本:哎,我这个人倒霉透了,妹夫刚刚胸骨骨折,在我探家期间做了两次手术。他家有三、四个孩子,付不起医疗费,我出了二百元。还给弟媳妇一个戒指。

山崎:戒指,是金的还是银的?是金的吧!老奶奶当时您是戴着几个金戒指回国的呢?

川本:路上遇到贼,只剩一个了。

山崎:在一町田住了多久呢?

川本:五个月。

山崎:后来又回到吉隆坡是吗?

川本:是啊又回来了。

山崎:那您的印度丈夫在吉隆坡有商店吧?

川本:是啊!

山崎:他是年纪轻还是岁数大啊?

川本:还是岁数大啊!我回日本的时候,他向他的老板借一千元,偿还德里那边的老板债务二百元,给了我八百元。那时我们也有些家当,向老板借钱是有条件的。

山崎:什么条件?

川本:不是当东西,而是答应给老板白干活儿。

山崎:啊,那老板是什么人?

川本:也是印度人,开着一个大商店。

山崎:那个店在哪儿?

川本:帕德洛德。

山崎:老奶奶您住在哪里呢?

川本:我们住在靠上边的干蓬。

山崎:你们的店在哪里呢?是在帕德洛德吗?

川本:在老板的店的二楼。

山崎:您丈夫的月工资多少啊?

川本:月工资?没有,自己挣。

山崎:那么就在二楼自己开业了——

川本:还带来些缝纫工,一共六、七人吧!

山崎:缝纫工是女的吗?

川本:全是男的。

山崎:生活怎么样?还满不错的吧?

川本:不知道,我脑子不好……

山崎:不,是我的问题提得不对。——那么家里好像没多少钱是吧?老奶奶,没领养个孩子吗?

川本:养大了一个孩子。

山崎:从哪儿领养的?

川本:也是从印度人那里……

山崎:叫什么名字?

川本:麦德。

山崎:女孩子吗?

川本:男孩子。

山崎:那么您一结婚就领养了一个孩子?

川本:不是。结婚、回日本探亲之后才领养的。

山崎:领了一个多大的孩子啊?

川本:很小,才二岁。

山崎:那么给他喂奶,换尿布,抱大的吧?像自己生的一样。那孩子现在怎样了?

川本:已经死了吧。那孩子小时候真可爱,大了以后变坏了,没法子。日本军来吉隆坡之后,他去了日本人那里,干坏事。他不回我这里来,有时偶尔回来也要偷走些东西。

山崎:麦德干的?

川本:哎。那时已是日本占领时期,他已经到找工作的年龄了。可穿的用的全由我供着他,即使找到工作第二天就不干了,逃跑了。

山崎:您的命运真不好。

川本:打小时候就不是好东西。

山崎:麦德没上过学吗?

川本:上到三、四年级。

山崎:后来就在裁缝铺帮忙是吗?

川本:哎!

山崎:是您丈夫教他手艺吗?

川本:不,是别人。

山崎:为什么不是您丈夫教呢?您的印度丈夫什么时候死的,多少年以前?

川本:已经三十多年了。日本人来了,打仗了,那时我丈夫就病了,接着就死了。

山崎:什么病?胸部的病,还是肚子的病?

川本:怎么说呢,脚不能走路,站不起来,也躺不下,只能坐在椅子上。

山崎:只能坐在椅子上啊?那么,多大岁数去世的,您的丈夫?岁数很大吧?

川本:像我现在这个岁数吧!

山崎:和您差多少岁啊?

川本:我搞不清楚。

山崎:不知道吗?——您丈夫去世时麦德在您身边吗?

川本:那时候,他还在上学。

山崎:噢,麦德上小学时他父亲就死了,那老奶奶,家里挣钱的人去世了,您家的生活会很苦的,怎么养活麦德呢?

川本:有四、五年的工夫我当佣人来养他。

山崎:在哪儿干活?在印度人家还是在马来人家?

川本:马来人家里。

山崎:当女佣吧?

川本:当佣人有月工资,麦德也没受太多的苦,日本人来了以后,麦德也给军队干活儿有月薪,他媳妇也有月工资。

山崎:嗬,媳妇也娶了?他媳妇是干什么的?

川本:儿媳妇先是跟我在一起的。我挣得少,她总给我钱,她总问邻居,“我婆婆在哪家干活儿呐?”别人告诉她我在哪儿,她找到我总和我呆上一段时间,然后才回她工作的地方去。后来,战争到处都打起来了,我这儿子也让人用枪打死了。

山崎:那么,儿媳妇是好人,虽然麦德让您头痛。

川本:不,还是我命不好……也还是我那孩子不好,他在吉隆坡的死圭布希洛地方给军队做饭。

山崎:进了炊事班是吗,老奶奶?

川本:是啊,麦德进了炊事班,他叫我也去,我要是去了就好了,我说是要去,正在犹豫呢,他就打人了。我儿子麦德打了人。你看,他被逮捕了,关进牢里……

山崎:哎呀!

川本:后来,我也一直想去看看,有人说:“麦德从牢里出来了。”我就没去。他出来那当儿说:“有个人跟我过不去,这人在苏尔加地方,等明儿我把他杀了。”儿媳妇怎么劝也没有用。这时又遇见军队的头儿叫他回去做饭,他回去了,又在那儿打了人。这次关在较远的监狱,自从那次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山崎:那以后再没见着?那远方的城市叫什么?

川本:叫海本,那以后再也没见着了。

山崎:也没来过信?

川本:是的,什么消息也没有。已经三十年了。可能已经死了。儿媳妇也不知下落了。

山崎:老奶奶,您的命确实不好,那么,您的老伴对您好吗?

川本:他可是个好人啊,从来没跟我打过架。

山崎:他跟您说印度话吗?

川本:不,我只说马来话。

山崎:那您丈夫也说马来话,英语怎么样?

川本:他也只说马来话。

山崎:老奶奶,您的日语记得真清楚啊!老奶奶,您还干过什么活儿?到马来人那里当佣人以外,还……

川本:告诉你吧,我一直给人家当佣人,攒了些钱,用那钱盖了房。

山崎:您一个人过活罗?

川本:我住上面一层的那间屋,楼下出租,一个月十元。

山崎:您就靠十元钱过活吗?

川本:我去旅馆,管吃,还给十元工资。

山崎:啊,出租房屋挣十元,然后您到旅馆干活儿,得十元薪金,您一个月二十元收入罗!

川本:我盖的房子尽叫我操心,雨水多一点儿泥水就上来了,去厕所也担心,冲凉也担心。在家呆不了。我年龄大了嘛!一下雨我就担心。——于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去养老院就好了,养老院只有华侨和印度人去,马来人是不去的。可我在家呆着总担心,所以我就到这养老院来了。

山崎:到这儿几年了?

川本:告诉你,六年了!

山崎:这儿挺好的。

川本:那倒是真的,这里比家里比哪儿都好!

山崎:真不错,还有医生呢!

川本:有医生。

山崎:在哪儿吃饭呀?

川本:人家给端来吃。

山崎:人家不要你钱吗?你一分钱不出?

川布:不要钱。

山崎:总也得有个零花钱吧?

川本:哎……

山崎:零花钱怎么办?

川本:没有零花钱。

山崎:麦德也不在了。

川本:可我的邻居倒常常来看我,给我带些水果。

山崎:啊,他们真不错呀,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

川本:哎,哎,马来人。

山崎:您的房子盖在哪儿啦,是吉隆坡,还是别处?

川本:吉隆坡。

山崎:常来看您的马来人是干什么的?

川本:是当库库达马的,他老婆也工作。

山崎:库库达马?

川本:我脑子不好使,日语怎么说来着,忘了。

山崎:老奶奶,给您零用钱。

川本:什么?

山崎:零用钱。

川本:什么呀!

山崎:这是一些钱,很少,当零花钱用吧!

川本:哎哟,太太您干什么给我这个,对不起那我少拿一点儿吧!谢谢您……

山崎:还有,老奶奶,您知道天草岛有个军浦吗?就在那崎津到大江的路上,那里有个大法师——

川本:过去可能知道,现在已经忘了。几十年前的事儿啦……

山崎:这就是大法师的米,也就是天草岛收获的米!

川本:是天草的呀!

山崎:我的干妈也是被骗到马来的人,现在已经回到日本了,她信仰军浦大法师,给了我这米,说是天草大法师的米,吃了它不会生病。

川本:谢谢啦!

山崎:对不起,从刚才起,外边的汽车就鸣笛催我走了!我下午要去雅加达,时间不够了,汽车催我呢!

川本:是吗?

山崎:只想问您一句话,老奶奶,您想回日本吗?

川本:嘿……

山崎:您不想回日本吗?

川本:……

由于大门外出租车司机频频鸣笛,虽然十分遗憾也不得不跟她告别了。我把十元马来西亚纸币用纸包了送给她当零用钱,还把阿崎婆信仰的军浦大法师的米也送给了她。这些在录音中已有记录了。当我把录音键关了以后,她频频地向我道谢,然后吞吞吐吐地说:“这样跟你要太不礼貌了,你如果有日本钱的话,给我二、三元作为纪念。”放马来西亚钱的钱包在我身上,日本的钱当地用不上,都放在出租车的包里了,我又顺着长长的走廊到出租车里取来,放在春的满是皱纹的掌心里——几枚一元硬币,一枚五元硬币,数枚十元硬币、一枚五十元硬币和几枚一百元硬币。

春在我放一元硬币时仔细地注视着,像是说:“这就是现在日本的一元钱呀。”当硬币的枚数增加时,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嘟囔说:“这么多钱,我可不能要!”然后她说:“那么,我拿马来钱换给你。”从她枕着的旧皮箱里拿出一个空罐,又从罐里拿出一迭整整齐齐折叠的马来西亚纸币,这可能是说没有零花钱的春的最后的一点钱了。

我拼命地解释说:“老奶奶,在今天的日本这点钱绝不是大数目,别担心,拿着吧!”春反复说:“不会,没那事儿。”这样成了僵局。春离开日本的时候才二十岁,那是一九○七年,天皇纪年为明治四十年,她对十元、一百元硬币表示惊愕,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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