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第20部分

这一点使哥伦布声名鹊起，曾经给他冷板凳坐的那些贵族和亲王们，立刻对他毕恭毕敬，并打算任命给他一个总督的职位，并想要热情地和他握手。而哥伦布越是保持克制，这些人就越发失去原有的尊严，甚至连国王的兄弟们也邀请他参加私人晚宴。

然而在他第三次西行之后，人们的态度却急转直下了，原因是哥伦布的航行，以及美洲的发现，一时之间并没有给当时的贵族们带来大量黄金和其他财富，人们对待他也就越发冷淡了。1506年的一个深夜，这位贫病交加的老水手，终于在自己的阁楼中抑郁而死。

雷赛布先生的命运也是一样。很明显，他最清楚地知道凯旋的狂喜与挫折的创痛，当雷赛布成功地贯通了两个海洋时，国王和人民向他致敬；如今，当他败在巴拿马运河的事业面前时，群众又把它看作是个毫无教养的骗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缺少成功的名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消失。这是保持名望的关键。

除此之外，名望也可以在探讨中受到磨蚀，只是时间要更长一些。

不管怎么说，探讨的力量是极为可靠的。当名望成为问题时，便不再是名望。我们可以看到，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为了让群众敬仰，必须同它保持距离。

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一个一千年开始，每当有不同的异端教派出现时，罗马教廷总是不惜余力地将他们打压下去，其手段之血腥足以令成吉思汗也感到惊恐。如果说果真有地狱存在的话，那就是遍布欧洲大陆的一个个异端裁判所。

尽管教廷对教义探讨如此不留情，但是这种探讨仍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许多信徒不再对罗马教廷顶礼膜拜，而是转向了加尔文教、胡斯派、再洗礼派等派别，使得罗马教廷几乎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信徒。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无论是保持名望也好，博取名望也罢，都需要不断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来作为支持。而在这个过程中，务必要以种种手段来维护名望，假如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则需要强势的舆论、弹压，甚至不惜用最残酷的手段，把它扼杀在苗头阶段。

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与意见的变化范围

两类信念与意见

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心理特征往往存在着密切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在生物学研究上，我们经常需要对不同时代的同一种生物进行比较。在那些解剖学特征中，会看到一些不易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它们的改变甚至需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

除了这些稳定的、不可摧毁的特征之外，也可以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比如利用畜牧和园艺技术很容易就能加以改变的特征。有的时候，这些特殊特征是那样鲜明，它们甚至会使观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了有不可变的心理特征外，也能看到它有一些可变因素。

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意见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总是可以观察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见，其多变一如岩石上的流沙。

于是我们知道，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非常不同的两类。

第一类，我们有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们能够数百年保持不变，整个文明也许就是以它为基础。例如过去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和当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

第二类，是一些短暂而易变的意见。它们通常是每个时代生生灭灭的一些普遍学说的产物，这方面的例子有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例如那些产生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这些意见通常都是表面的，就像时尚一样多变。它们类似于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

现在，就让我们来展开探讨，研究一下这两类不同的信念和意见。究竟是如何在群体之间发生变化的。

（2）信仰的变化范围

伟大的普遍信仰数量十分有限。它们的兴衰在每一个文明种族的历史上，都绝对是令人瞩目的事件。这也就是说，这些信仰构成了文明的真正基础。

通过前面的探讨我们得知，群体有着极为偏执而保守的本能。因此，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不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易。不过，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

即使是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几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

可以说，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我们在前面说过，一切普遍信念都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与讨论。

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开始衰亡。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

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各种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每个民族都清楚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它们本能地知道，这种信念的消失是它们衰败的信号。

比如说使罗马人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当这种信念寿终正寝时，罗马也注定衰亡。至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具备某种共同接受的信念，使他们取得了一定的团结，摆脱了无政府状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的意见时，总是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这显然事出有因。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

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寻求或坚持普遍信仰，才有那么多发明创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或他们逃脱了殉道，也难免死于绝望。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经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站稳了脚跟，它便会长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它都会进入最清醒的头脑。

在长达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都坚持认为，那些野蛮的宗教神话都是真实而不可争辩的。那位伟大的上帝，居然因为他创造的生物不听话，便进行了残酷的自我报复，让他的子民们承受洪水的惩罚。

这种故事是这样的背离逻辑，然而在十多个世纪里，居然一直没人认识到这种神话荒谬至极。即使是那些有着过人天赋的学者，比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也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种说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实更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理智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3）如何用信仰抓住群众

新的教条一旦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

在这种环境之下，它对人们实行着绝对的控制。正因为如此，实干家才一心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无他想。

从基本信仰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然而它们总是具有那些信仰赋予它们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不过是寥寥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在这些文明中，即使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信仰的存在，才使得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文明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

我们知道，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即使是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

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

比如说，古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的时候，其杀戮行径令人侧目，成吉思汗为欧洲带来了比黑死病更大的灾难，拿破仑让三百万法国儿郎命丧疆场，这些人的确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他们只要死去，这些暴行也就得到了终止。而那些躺在坟墓深处的人，诸如摩西、释迦牟尼、耶稣和穆罕默德，却在他们死后，还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

我们可以利用政变来推翻一个暴君，也可以利用战争来打倒一个独裁者，但是对待那些坚定的信仰，以及那些牢固的信念，我们却没什么手段可资利用。

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最终屈服的是法国大革命。尽管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尽管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但最终的结果是，无形的信仰打败了实实在在的杀人放火。上帝的概念深植于人的内心中，无论是刀还是火，都没办法把它斩断或是烧毁。

所以说，人类世界中的唯一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

我们可以看到，从哲学角度分析，这些普通的信念往往十分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因为群体在智力上有所欠缺，又习惯沉迷于幻想，它们只会相信最偏激的东西。而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不可能获胜。

正因为如此，抓住群众的关键，就是让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些新颖的结论。

就今天来看，社会主义信念虽有明显的破绽，这并没有阻止它们赢得群众。这是因为它成功地抓住了群众，让它们开始信仰社会主义。

然而，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实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因此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

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也只能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新宗教虽然像过去所有的宗教一样，也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但是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4）形形色色的意见

我们已经知道了牢固信念的力量，然而在这个基础的表面，有时还会派生出一些生灭不定的意见，观念和思想。

其中一些也许朝生暮死，较重要的也不会比一代人的寿命更长，但是它们同样会对群众产生影响。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群众意见的变化有时不过是些表面现象，它们总是受到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

比如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几乎在一夜之间，形形色色的派别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里面有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甚至还有社会主义者。从表面上看，这些政党是绝不相同的，但实际上，它们却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专制法国。

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因为凡是那个革命时代的人，无一不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从心底里崇拜古老的罗马共和国，幻想着采用它的法律、它的权标、它的制度。然而法国最终没有成为罗马，因为后者是处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历史意义的帝国的统治之下。

在另一些民族中，在相同的名称下会看到一些完全相反的理想。

比如说，在南美洲的许多民族中，都存在着大量名目不一的政党，这里面有农工党、小农党、天主教民主党、人民解放阵线，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打出了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旗号，然而在这旗号下面，却有着种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了，无论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用法，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变化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