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曰：“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傅斯年去世后，台大仿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为总统杰斐逊在校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为傅斯年在校内植物园建造陵墓。傅的墓室在罗马式纪念亭下，墓前立有无字碑，修有喷水池及兵工署捐赠的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1951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一周年忌日之际，台大为傅斯年举办了安葬仪式。这日，由傅的同窗好友罗家伦前导，台大学生会主席罗锦堂手捧骨灰盒，校长钱思亮主持，将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纪念亭内的大理石墓中。自此，此处被命名为“傅园”，纪念钟被称为“傅钟”。“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傅斯年曾说：“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逝世后，胡適说：“中国失去了他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
在海峡对岸的陈寅恪辗转得知傅斯年的死讯后，悲从中来，于当年的12月赋诗悼念，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这是当时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
【赞誉】
沈尹默曾对朱家骅说：“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何兹全曾这样评价老师傅斯年：“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做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適、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吧。”
考古学家张光直称赞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伟大的学术篇章。
胡適追悼傅斯年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孟真是人间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作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適称赞傅斯年道：“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才干。”“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
罗家伦说，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人，他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来形容傅斯年的才气与风格，他认为傅斯年“所代表的是天地间一种混茫浩瀚的元气。这种淋漓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气！”
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写道：“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尔泰（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尔泰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
李济对罗家伦言道：“你说孟真与伏尔泰有相像之处，在反对愚昧一点，的确相像。最可惜的是伏尔泰活到八十四岁，把他要写的都写完了，但孟真只活到五十四岁就死了。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见解，正在成熟的时候，正在开始写的时候，忽然死去真是最可伤心的事，不可补偿的损失。”罗听罢仰天长叹：“天夫！天夫！何夺我孟真之速也！”
毛子水说，傅斯年“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
杨向奎说，傅斯年是“有才华的学者，才气纵横”，讲课“大气磅礴，上天下地，无所不及”，“是一位渊博而又开创性的学者”。
傅斯年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追忆校长：“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有学者评价：“台大校史上，孟真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袁良骏在《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中，认为傅某些事情做得过了头，他举出了两点：“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但他公允地对傅当时所处的历史氛围做出分析说：“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
蒋廷黻说，傅斯年论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
朱宗震评价傅斯年：“回顾四十年来史学创伤……与一些过眼烟云的流派相比，傅先生脚踏实地的史料学派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李济谈道：“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傅斯年总是像一个建筑的总设计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
赵元任极佩服傅斯年，赵氏夫妇游历欧洲时，赵元任和傅斯年最为投缘。杨步伟说：“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变迁，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则亡矣。”
程沧波评价傅斯年道：“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
程沧波还将胡適与傅斯年做比较道：“胡適之原来不是‘经生’，而偏想钻进‘经生’的圈子，傅孟真有做‘经生’的渊源资格而生平跳出这个圈子。”
蒋梦麟认为傅斯年为世间少有的通才与天才，他说：“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
蒋梦麟还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劳榦断言：“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
四、马寅初
〔马寅初（1882～1982），原名元善，字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关键词：壮怀、激烈、识见、拥戴、论争、执着、昭明、农书、公案、情谊、仁厚、耿直、简朴、风趣、和谐、逸事、兄弟、演讲、百年〕
【壮怀】
马寅初天生聪慧，父亲希望他能学做生意，继承家中酒坊，但他却只想读书。为此，马经常挨父亲责打、罚跪，但他“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马寅初甚至躲到过鸡窝里。十五六岁时，马寅初想到上海求学，遭到父亲拒绝后，他愤而投河，幸亏被一名船工救起。经过此事，父亲终于让步。此后，马寅初拜上海瑞伦丝厂老板张江声为干爹，到上海读书。
到上海后，马寅初进入教会开办的英华书馆读中学，开始学习英文，由于他的家乡口音很重，发音总是不准。为了准确发音，他便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反复朗读。即便如此，第一年英语考试仍是不及格。但他并不气馁，利用早晚时间不断高声反复朗读，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毕业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马寅初告诉钱荣堃，他原本在北洋大学学习采矿专业，但到美国留学时改学经济。因为他相信中国的问题在于贫、弱、愚、私，中国的出路在于富强。
马寅初博士毕业后，导师赛利格曼教授邀请他留校任教，但马拒绝了老师的邀请，毅然回到国内。当时袁世凯正谋划称帝，袁的说客便以马是袁总统任内派出国留学的为说辞拉拢马，马断然拒绝，并公开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以堵说客之口。从此，他决心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著书立说，寻找强国富民之路。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沈松林回忆，老师马寅初在南京工作时，他常送老师坐夜车回杭州，每次总看到马挟着厚厚的一本书。沈问：“马老师，您坐夜车还要看书吗？”马回答道：“我在来去火车中看看书，已成习惯。我是走马看花，把其中重点画上线，以后需要，随即可查。”沈又问：“您早成为著名学者，快成老年人了，还要这样用功吗？”马严肃说道：“正因为如此，更要加紧吸收新知识，如一旦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经济事件，别人问我是怎样的看法，有什么意见，我若答不出，岂不是把我这个所谓‘经济学家’的招牌打碎了吗？”接着又说：“任何人研究学问都要精益求精，一旦自满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叶沛婴回忆，抗战期间，马寅初在防空洞躲警报时，常站在洞口，借着洞口的一线亮光，坚持读书。某年暑假，叶曾在马家住了一个多月，他每每见马寅初翻阅中外资料，撰写文章直至深夜，叶深为感动。
20世纪50年代，已七十高龄的马寅初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经济理论书籍，开始学习俄语。他学习十分认真，出差路上、上下班途中，只要有时间就进行学习。无论天气冷热，晚上他坚持完成俄文作业，早上在院中大声朗读。有学生还曾看到他在景山上朗读俄语。通过三年学习，他不仅能用俄语交流，还能阅读俄文原版书报。朋友们看到他认真学习的态度，都夸他是“七十岁的小学生”。
【激烈】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异常不满，他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来概括这班人的丑行，并将矛头直指孔、宋家族。
傅光培回忆，在一次经济会议上，马寅初拿出一张5万元的钞票，当面质问孔祥熙：“今天这张钞票能买到一刀草纸，到明天买一刀草纸就需要花一车子这样的钞票了。”孔闻言大怒。
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财政部长孔祥熙上台发言，马寅初当众质问孔经济问题，孔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下不了台。有人提议休息十分钟，才替孔解了围。趁休息时，孔溜之大吉，从此恨马寅初入骨。也有说法称，面对马寅初的质问，孔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不会贪污！”
不久，马寅初在中华职工学校进行演讲，大骂孔祥熙“贪污，发国难财”，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他说：“今天我出来讲演，遗嘱已写好了，儿子也带来了，我已无所顾忌，该说的还是要说，我知道特务就在周围，你们有枪就拿出来打吧！就把我抓起来吧！”
1940年春，马寅初受陆军大学邀请给来自前线的将官班学员讲演《抗战财政问题》。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马寅初痛斥四大家族。他说，现在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并非如此，而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指明：“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马的演说引来阵阵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吓得不知所措，演讲结束后连感谢的话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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