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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庄时，为了防止有人偷书，傅斯年将“善本书库”的牌子换成“别存书库”。当地治安不好，傅斯年便在会上建议每个人床头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情况，便敲锣示警。这时有位傅斯年的得意弟子用地道山东口音大声说道：“俺不干！”傅问为什么？他答道：“俺们看平剧，平剧里面常常表演一个更夫正在敲锣巡夜，后面来了一个‘英雄’不声不响地请他吃板刀面的故事，所以俺不干。”傅接着问道：“那么，事情如果发生，你怎样办？”答：“那我只好‘献地图’！”众人哄笑。
傅斯年曾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有客来访，传达人员总是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客人听得一头雾水，弄清后便哈哈大笑。任继愈也忆及，当时罗常培的研究生周法高曾为此戏编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虽不大工整，但在同学中流传甚广。罗常培听说后，将周法高叫来，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
董作宾调侃中研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道：“朱家骅先生是代理院长，傅斯年先生是代理总干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长，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三代以下的人民啊！”
李庄的李婆婆在接受岱峻采访时说起傅斯年的一件趣事：“他懂得雀鸟说话。有一回，他说学乐殿有两块田的早谷子黄了，是他听麻雀说的。第二天，我们去学乐殿，果然看见有两块谷田，麻雀多得很。”
“史语所”有一部珍贵的北宋刊行、南宋增补的《史记》，由那廉君保管。傅斯年喜欢这部书，常常借阅，傅阅读时，那廉君便守在旁边，生怕傅的烟斗碰到书上。一次，傅又阅读此书，正值酷暑，傅便开着吊扇降温。风吹的书页哗哗作响，书页间夹着的用于防潮的烟叶也被吹了起来，那廉君见状，慌忙关上电扇。傅斯年体胖，热得汗流浃背，但也无可奈何，有时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傅斯年常自己到书库看书，书库禁止吸烟，傅有时忘了，进去时还吸着雪茄，但只要那廉君向他的雪茄一指，他便做出一个天真的姿势，连说：“糟糕，糟糕！”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代表当局处理学潮，要求学生尽快复课，否则，国民政府将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指傅曾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傅斯年抵达台湾时，台湾有轻微地震，傅笑道：“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
俞大綵回忆，傅斯年不讲究穿着，裤子被烟头烧出了破洞，补上再穿；上衣胸前染上墨水污渍，染成深色再穿。彭孟缉常开玩笑说要检举台大校长服装不整，因为他一次接傅斯年赴一个正式宴会，发现傅穿的鞋子一只黄色，另一只为黑色。
傅斯年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买书。那廉君回忆，傅每到一地，不多日便与当地的书店老板成了朋友，每次买到好书，总要对众人炫耀一番。到台湾后，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他便写道：“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1950年，在台湾举行的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会上，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蒋梦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后笑言：“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身形】
傅斯年体胖。那廉君回忆：“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经逼死坡（南明时代的一个遗迹），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傅斯年、李济还和裘善元三人同去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后，主人为他们三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等在门前。第一个走出门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前一个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出来时，剩下的两个工人看见傅比刚才两人胖得多，吓得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主人甚是尴尬。
罗家伦常笑问傅斯年：“你这个大胖子怎样和人打架？”傅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由于体胖，傅斯年睡觉爱打鼾。一次，他与李济从宜宾乘船到重庆，与船员同住一室。第二天，两人相互抱怨，都说对方鼾声太响，吵了自己睡觉。同住的船员告诉他们：“两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吵得我们一夜未能睡好。”
抗战时期，陶孟和曾嘲讽傅斯年：“傅孟真若是唱平剧，扮曹阿瞒，不必穿厚底靴子，也不需要穿棉坎肩，更不必在脸上搽白粉。”
1947年，傅斯年患高血压，到美国进行治疗。俞大綵回忆：“他病愈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院后，不曾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台大，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
学生温梓川说，傅斯年食量极豪，一次竟能尽馒头二十枚，这与他的患高血压病不无关系。
俞大綵回忆：“孟真因病忌食，只能吃米饭、无盐的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引起他的食欲。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谁能有食欲呢？他每日处理校务，劳累不堪，回家饿极进餐，看他以菠萝汁拌饭，聊以充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我好难过。”
傅斯年患高血压，夫人总不让他吃肉。但傅好吃，经常忍不住背着夫人开荤，在上下班途中，他常到小吃店吃碗北方面食，并不忘嘱咐秘书那廉君道：“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
夫人怕傅斯年贪吃，只给些小钱，仅够买几颗糖几片面包。所以他在台大时，学生常发现他饭后会再进餐厅，或上福利社买面包，边走边吃。
某次，那廉君和另一位秘书李绪吃饭时，傅斯年走过来，抓起那廉君的面包和李秘书饭盒的卤肉，边吃边笑说：“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那廉君禁不住感叹：“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一次，傅斯年观看运动会回来，对那廉君说：“糟了，刚才我在体育场鱿鱼摊子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丢在那里了。”那廉君要替他去取，他不肯，说还是自己去。后来有人告诉那廉君，傅去取烟斗时，又喝了一碗鱿鱼羹。
苏乡雨回忆，傅斯年是北方人，爱吃面食，特别是包子、锅贴、馅饼之类。一次，胡適到台湾，台大的北大人在苏家聚餐欢迎胡，苏的夫人为他们准备了北方风味的饭食，结果傅斯年吃了太多的馅饼，躺在藤椅上动不了，回家后又吐又泻，折腾了一个晚上。
那廉君回忆，傅斯年去世之前两三天，很想到萤桥去吃一顿烤肉，曾向夫人提及，由于口袋羞涩，未能如愿。俞大綵对此，始终引为憾事。
【孝道】
傅斯年事母至孝。他九岁丧父，此时其弟傅斯严才七八个月。因家境贫寒，只能靠亲友的捐赠度日。傅母抚养两个儿子甚为艰辛，一到雨天，屋里漏雨，傅母便怀抱幼子，执伞避雨。傅母平日节衣缩食，供两个儿子读书，对二人亦督导甚严。故日后傅虽霸气十足，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对其母却极为恭顺，遇母亲发脾气，便长跪不起。
俞大綵回忆：“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血压高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抗战爆发后，傅斯年委托一位下属送两个侄儿和母亲到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后，傅到长沙不久，这位同事护送其两个侄儿也来到长沙，傅见到侄儿们很是高兴，当听闻母亲没能逃出来时，傅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们几个耳光。随后，他千方百计将已过古稀之年的母亲从安徽接到重庆。每言及母亲逃难之事，傅斯年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
“史语所”由长沙迁至昆明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其弟傅斯严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1941年10月，傅母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傅斯年极为悲痛，非要让医院告知母亲的病情，医院得不出确切的结论，只好提出解剖。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才知道母亲死于胆结石。
傅母去世时，傅斯年还在病中，且国难当头，所以丧事从简，未发讣告，未公开吊唁，由内兄俞大维帮助料理安葬事宜。傅斯年将母亲安葬在歌乐山附近的一个小山顶上，墓穴建得十分坚固，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再盖上用水泥制成的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傅斯年致信胡適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
【姻缘】
傅斯年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傅斯年父亲早逝，16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与同乡山东聊城县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成亲。
丁蘸萃略通文墨，长相秀美，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傅斯年婚后一直在外求学，二人长期分居，没有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随着年龄增长和西学的影响，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不满意，他极为苦恼：“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不可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
傅斯年曾抱怨对旧式婚姻的不满：“胡適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咳！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什么埋没不了的。”
留学归国后，傅斯年决心与丁蘸萃离婚。1934年，二人在济南协议离婚。
同年8月5日，在同学俞大维的撮合下，傅斯年与俞大维幼妹、陈寅恪的表妹、比自己年轻10岁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傅斯年与俞大綵谈恋爱时，胡適曾在日记中记载：“孟真在恋爱中已近两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作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俞大綵出身名门，幼年即受新式教育，思想开通，兴趣广泛，会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是典型的新女性。她曾在上海沪江大学学习，长于文学，尤擅英文，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
傅斯年曾多次对好友罗家伦谈及俞大綵，说起妻子的才情，神采飞扬。罗无限欣慰：“这几年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但他嘴上却开玩笑地对傅斯年说：“大綵赏识你，如九方皋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