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84部分

40年代，冯友兰回唐河祁仪镇探亲，马车行至镇北十三里大树李地界时，冯便下了马车，步行回到家中。冯友兰是祁仪的骄傲，乡邻听说博士回来，几百号人自发迎接，一直接到镇北三里多远的天台号村。可是，马车到跟前，却不见冯友兰。车夫告诉大家说：“友兰早从东小门进街了。”乡亲们大感失望，友兰二十多年没有回来，回来后连个面也不能见。事实上，冯友兰并未让大家失望，他回来后，礼贤下士，逐家挨户地登门拜访，乡亲们非常感动，觉得那天怪罪了他。

1945年，冯母去世，冯友兰回乡奔丧。县长听闻冯回乡的消息后，前来拜望，县长走时，冯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冯都送至大门外。乡里一时传为美谈。

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内定为中央委员。有人劝冯：“中央委员对于别人是一种资本，对于你却是一种负担。”冯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此后，蒋介石请冯吃饭时说：“大会要选举你为中委。”冯婉言谢绝，称：“我要当了中委，再对青年们讲话就不方便了。”

1948年，国内局势动荡，朋友劝时在美国讲学的冯友兰定居美国，他拒绝了：“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自美归国，冯友兰过海关时，海关人员见他的护照上是“永久居留”的签证，便对他说：“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冯答：“不用了。”随手把签证交给他就上船了。

新中国成立前，冯友兰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到来：“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文革”中，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隔离审查。到1968年秋，他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友兰觉得奇怪，怎么会对他宽大处理呢？后来有人告知，原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后来工宣队让冯写信感谢毛，并告诉他，当时被毛点名的翦伯赞也写了。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格外紧张，他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都转载了这两篇文章。冯对此颇为糊涂，直到1974年1月他才听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听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当场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

【自省】

冯友兰晚年撰写自传《三松堂自序》，对自己一生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进行了总结和反省。有人认为，冯的自我批判并不深刻，对自己的性格弊端缺乏更深揭露，但同时肯定他的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冯友兰与高足冯契（西南联大1940级）一次谈话中，曾谈到应当怎么写的问题，冯契答得很坦白，他说：“你怎么想就怎么写吧。”学生反而给了老师以巨大的勇气，于是有了《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谈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时，认为该书有两个大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虽一一排列，却缺乏内部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不能讲透。佛学资料浩如烟海，不是几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像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只是稍带而过。”

“文革”中，冯友兰主动写了两篇批林批孔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晚年他反思自己的这一行为，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周易》“修辞立其诚”一语，写道：“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逸事】

冯友兰儿时，母亲对冯家兄妹读书学习严格要求。当时没有钟表，母亲为了严格作息时间，便在地上画线，当日影移至某线时，方可休息，又移至某线时，立须读书写字。

冯友兰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其余三人皆成才：冯友兰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弟弟冯景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著名的“唐河三冯”。这与冯友兰母亲的培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冯友兰追忆，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冯母的良好品性对冯友兰影响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母坦然对待生死的生活态度也影响了冯友兰，她曾对冯友兰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

1911年秋，辛亥革命暴发，冯友兰就读的开封中州中学停课。16岁的冯友兰自开封乘马车返乡，行至汝坟桥，投宿一家客店，墙上题满了诗。冯想起其父在汝坟桥一家店内的墙上曾写有几首诗，传咏一时，他便在投宿的店内墙上寻找。事有凑巧，其父果然就在这家客店里投宿，没费多大的周折冯就找到了父亲所题的壁诗，中有一首云：“苦教夫婿觅封侯，柳色青青怕上楼；谁料天涯仍落拓，相逢莫问黑貂裘。”（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于清光绪己丑年中举人，到戊戌年考中进士，诗句是己丑年至戊戌年间会试落第回家途中，经汝坟桥投宿时，在客店里写的）

冯父曾任清县令，冯友兰和母亲弟妹刚到城外，城里便派出大轿子，请冯母上轿。进城门时，鸣礼炮三响，到公馆时，又鸣炮三声。等到一个多月后，衙门腾出来，将冯母接进衙门时，又是全副仪仗，到衙门口，鸣炮三声。后来父亲告诉冯友兰，一个官员的仪仗，太太可以用，老太太（官员的母亲）可以用，老太爷（父亲）不能用。老太爷到儿子的衙门，只可以如普通人一样悄悄进去，老太太到了，却可以用全副仪仗，大张旗鼓地进去，太太也是一样。这就叫“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冯友兰认为，这是对贤妻良母的补偿，也是女子“三从”的表现。

冯友兰回忆，清华当时流传一种说法，说清华有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1938年，长沙临大迁至昆明的途中，冯友兰撞伤了胳膊，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胡子一直没有刮，从此，他便开始蓄须，直到十年动乱时期才剃去。

长沙临大时期，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潘光旦与冯友兰、陈岱孙、施嘉炀（时任清华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前去参观。校舍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临大准备将此地用作土木工程系教员宿舍。潘笑问施：“公等何日可下蚕室？”冯友兰喟然曰：“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蚕室”是一个典故，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说受过宫刑后的人怕风，喜暖，在地下室生火养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养蚕的暖室一样，后来就以“蚕室”来指代宫刑牢狱。潘是以典故来引起联想，造成戏谑的效果。冯巧对“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出自《琵琶记》唱词，既是对潘光旦的回应，也巧妙地点出战争期间，妻离子散、流离颠沛的悲剧。）

印度学者罗德到西南联大演讲，冯友兰对他说：“印度佛学是消极的。”罗德并不辩白，只是说：“你不懂吗？请你去请教你们的佛学大家汤用彤教授。”

宗璞回忆，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联大教师们的生活极为困难。一个月工资几百万，但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冯友兰在地安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十二瓶黄酒，一夕大醉。

冯友兰的须发皆长，西南联大哲学系有一位学生曾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如果人人都学冯先生，那昆明的理发店就要失业了。中文系教授罗常培也开玩笑说：“冯友兰先生要讲《论风流》，不知道是他的胡子比闻一多先生的风流呢，还是他说话结结巴巴的风流呢？”

抗战爆发后，吴宓南下时曾赋诗一首，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此句极不得体。当时冯友兰和闻一多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蜡梅，正值蜡梅盛放时节，站在楼上的栏杆旁，恰与蜡梅相齐。一日，冯、闻二人又谈起吴宓的“红袖”诗，闻一多随口道：“每饭不忘‘红袖’句”，冯友兰接口道：“凭栏惟见蜡梅花。”

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一台冰箱，当时是整个清华唯一的一台，当时全北京城也不多见。后冯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出来。

冯友兰的子女无一人从事哲学研究，他常在家中讲一个笑话：有人问他，家中子女为何无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

冯友兰回忆，“文革”中，北大四门大开，随便进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北大，晚上就在校园里的空地上睡觉。冯住的园内晚上也睡着很多人，时已入秋，夜间很冷，但没有一个人要求进屋。一天，冯家只有任载坤一人在家，来了几百人要求进屋里看看，任不敢开门，于是有人隔着窗户说：“你大概是怕我们人多，进去秩序不好维持，我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进去绕一圈就出来。我保证维持秩序。”任这才敢开了门，他们果然按次序进来走一圈便出去了。看完后，组织者对任说：“你现在相信群众了吧？”任载坤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群众，像这样的群众我相信。”

【嗜好】

冯友兰喜欢收集旧兵器。冯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冯友兰爱逛古董店，但他“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冯在东四牌楼附近的弓箭大院（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觅得上百支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

在昆明时，冯友兰常去文明街的夜市淘旧兵器。冯钟辽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一文中记载：“有一次（父亲）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后来，冯友兰将各式兵器共有六百一十九件捐献给国家，他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

冯钟辽回忆：“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