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是不是？”徐说话虽刻薄，但他却真正把金岳霖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十分热切要把我的朋友金岳霖博士介绍给你认识……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在中国知识界不在任何人之下。”
冯友兰晚年记载：“金先生这个人，随随便便，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说应酬话，不知道的人以为高傲，其实不是，就是那个样子。他从欧洲回来，在中国社会里看到人不知道说什么话，把中国传统礼节都忘了，见一个人，到客厅里，别人一介绍是谁……就只是嘿嘿，并说：‘后来我发现，大家都是那个样子，不需要说什么话，只是嘿嘿就行了。’”
金岳霖对学问极为专注，时常“忘我”，他曾对冰心说：“我这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某日，金岳霖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哪儿？”金忘了，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我忘了”，便对服务员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那位服务员说不行，金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问道：“你没听见人说过？”王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这才提醒了金岳霖。
后来金岳霖将他忘记名字之事作为笑话讲给朋友听，朋友跟他说了潘梓年的事：潘在重庆时，一次需要签名，但他却想不起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他还是想不起来，只好再问：“阿里个潘哪？”意思是说“潘什么”呀，一个“潘”字还不够。金岳霖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性更严重的潘梓年。
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路易斯也是一“忘我”之人，金岳霖在清华授课时，曾讲述过一个他的笑话：路易斯有一次去邮局取包裹，签名时，他忘了自己的名字，未拿到包裹。回家路上，有人喊了一声：“Professor Royce！”他才想起自己的姓名，又折回邮局。
金岳霖在清华任教时，一次，校长梅贻琦外出，委托陈岱孙代理校务。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有手纸，他便给陈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内容如下：“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金岳霖习惯上午全心全意研究学问，拒绝会客，雷打不动。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西南联大时期，有时太投入，甚至忘记日本飞机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机突袭云南，空袭警报响起，金却沉浸在学问之中，对警报充耳未闻。日机炸毁了周围的几座楼，幸运的是，他住的那幢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时，发现四周一片狼藉，木然不知所措。敌机离开后，陈岱孙、李继侗、陈福田急忙跑回来，只见金岳霖正呆立楼门口，手中还拿着一直没有放下的笔。
金岳霖怕光，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他自己对学生打趣道：“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某日，梁思成看见金岳霖的厨师外出采购，拿了一张面额5000元的活期存折，惊讶不已。他找到金问其缘由，金回答：“这样方便。”梁说：“若不慎丢失，岂不枉哉？”金依旧答：“这样方便。”梁建议道：“这样吧，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高于‘活期’。”金听罢连连摆手道：“使不得的，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的便宜？”梁无奈，只能详细叙述储蓄的规则，金听罢，停顿片刻，欣然道：“你真聪明！”决定改存后，金又犹豫起来，因为他准备在自己去世后留1000元酬谢他的厨师，他对梁说：“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日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来了？”梁闻此语，大笑不止，笑毕，详细告诉金如何将1000元另为厨师开一个户头，金听罢，露出孩童般的喜悦道：“你真聪明！”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的时候订了许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甚是烦恼。一次友人上门，他愁容满面地请大家喝牛奶，并拱手对大家说：“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大家只好应诺，接着，厨师便端上滚沸的牛奶，大热的天，友人们碍于已经应允，只好硬着头皮一饮而尽。几日后，友人们再登门，又受此等礼遇，而且金口气坚定，友人实在不堪其苦。如此几次后，一位友人得知情由，对金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听后大赞道：“你真聪明！”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坐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一次，哲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党委书记去看望金岳霖，问他有什么要求。金不假思索地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也不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所长替他解释说：“是要稿费。”但金觉得稿费只是好听些，仍旧傻傻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宽和】
在一场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马上说要买来看，他的学生沈有鼎马上对老师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王浩从美国回来，金岳霖每次见王浩必叫上沈有鼎作陪。金对人说：“沈先生有学问，其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
金岳霖性情温和敦厚，与人谈话总是说“如果这样，那会怎样”，或说“或者……”“可能……”，甚少盛气凌人地与人争辩。
30年代，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毗邻而居，分住一套房屋的前后院。他曾赠梁氏夫妇一联云：“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后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听到林的话后，连连鼓掌赞成。
周礼全回忆：“我的毕业论文提出了一个知识论系统。我的观点是属于金先生所反对的‘代表论’一派的。我在论文中也几次批评了金先生的朴素实在论。我颇为得意地把论文交给金先生。他约我大约一星期后去他住处面谈。后来，我按时到金先生的住处（当时他住在昆明园通公园中梁思成先生家里）。金先生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批评。我就一个一个问题做出答辩。金先生又对我的答辩进行批评。我又为我的答辩辩护。这样一来一往，辩论越来越激烈，声调也越来越高，使得梁先生家里的人推开门来看，是否我同金先生吵架了！这次辩论从下午两点多一直延续到快六点。我告辞时，金先生把论文还给我。我在回联大的路上翻阅了我的论文，看见金先生在论文上多处写了批语。我现在还记得的批语有：‘无的放矢’，‘这是自相矛盾’，‘你现在不也承认了外物吗’？我当时感到很失望，而且还担心金先生会给我一个‘不及格’的评分。但是，后来评分公布，出乎意料，我不但及格，而且评一分还是相当高的。”
又一次，金岳霖与周礼全就一个哲学理论进行讨论，周说金的理论不够清楚，金就进一步做出阐明和解释。但周还是表示不能理解，金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的思想怎么这样顽固！”周也生气地回应：“不是我思想顽固，是你思想糊涂！”金气得脸都涨红了，从坐椅上站起来，两只手撑在面前的书桌上，身体前倾，两眼紧盯着周。周此时感到自己太失礼了，只得低着头，静候老师的训斥。金盯了一阵后，一边口中喃喃地说：“我思想糊涂，我思想糊涂。”一边慢慢地坐回椅子上。又过了一会儿，他冷静地说：“今天的课在此打住。下次上课时，我们继续讨论。”一星期后又上课时，周礼全紧张地走进金岳霖的房间，金比平日更亲切地叫周坐下，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旧按规定的程序上课。
金岳霖极喜欢孩子，抗战期间，他常到钱端升家串门。钱端升和夫人陈公蕙平常很忙，没有时间陪孩子玩耍，但金一来，孩子们就有了“头儿”。钱的两个孩子一个乳名“都都”，一个叫“弟弟”，金一到钱家，就用他们的乳名哼出《马赛曲》“都都……”“弟弟……”，或者用口哨吹出《马赛曲》。他常抱着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或带着他们去散步。孩子们一看见他，就高兴地叫“金爸，金爸！”
金岳霖在昆明时，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家的孩子比赛，看谁的水果个头大。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孩子们，他再去买。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艾的演讲主题是批判形式逻辑。艾讲完后，金岳霖对其发言评价道：“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张奚若在旁边扯金岳霖的衣服，让他不要说了，但金没有打住。
5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课程照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执行了一段时间后，金岳霖发现学生的体质下降，于是他和其他老师一起压缩学时，减轻学生负担，并让他们增加体育锻炼。某日聚会时，他发现许多学生近视，便向学生介绍保护视力的方法，并拿自己视力差的事情打趣，告诫大家务必要保护好视力。
每逢过年，金岳霖就邀请学生们到他家中聚会。在金家，学生们从不觉得拘束，有说有笑。每次金岳霖都让厨师老汪做西餐和烤肉招待学生。后来，金的学生王雨田到北大哲学系工作，一次偶尔对金说起怀念老汪的手艺，几天后，金让王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王到后，金岳霖打开抽屉拿出老汪做的一盒点心送给王，王心中无限温暖。
金岳霖家常是青年教师聚会交谈的场所，每到春节，他便组织青年教师到家中聚餐联欢，大家戏称金岳霖为“我们的光棍司令”。
一次，欧阳中石在临湖轩前的草地上和几个同学一起闲聊，他模仿老师们的样子让大家猜，前面几位都猜中了，模仿到金岳霖的时候，大家却都没说话，他很是纳闷儿，觉得自己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怎么猜不出来呢，于是又夸大了金的特点再模仿了一次，但大家只是诡谲地冲他笑笑，仍不说话。无意中回头一看，金岳霖正站在他身后，他大为尴尬。一个多月后，欧阳中石在办公室的过道碰到金岳霖，他掉头便跑，金将他叫住，欧阳中石心中惶恐不已，心说还不一定要受到什么样的呵斥呢！结果金只是和善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好调皮呀！”后来有一次，欧阳中石在贝公楼演京剧《将相和》，金岳霖坐在前排的正中间的座位上观看，谢幕的时候，金站起来靠近舞台冲他问道：“你真是欧阳中石？”欧阳答是，金笑着点头道：“你是真调皮，好，好。”欧阳中石这才明白金岳霖说“调皮”并不是生他的气。
1977年底到1978年初，金岳霖因肺炎住进医院，连续多天夜里神志不清，不停说胡话，早晨醒来后，才能认出人来。每次醒来，他总是大声叫道：“啊，×××啊！你辛苦了！”他躺在床上，或扬手致意，或将右手放到耳边致敬。他还将自己收藏的好酒、好茶送给大家以示感谢。
1982年，金岳霖从事教学研究工作56周年庆祝大会上，欧阳中石走到金岳霖的轮椅前向金致敬，谁知金问旁边的人说：“他是谁？”旁边的人答道：“他是欧阳中石，您不认识他了？”金很严肃地说：“我从来不认识他。”欧阳听了此话心中内疚，因为这几年他很少去看望老师。几日后，金让人捎信给欧阳，问为什么不去看他。欧阳中石便和刘培育等人一起去看望金。进门前，欧阳对其他几个人说，不要介绍，看他到底认不认识我。结果一进门，金岳霖就叫道：“欧阳中石你过来！”欧阳忙走过去，金岳霖拉着他的手说：“开玩笑！你，我会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