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老舍等人，都曾流连于此。20年代末，来今雨轩办起了舞场，张恨水虽不会跳舞，却常来这里的舞场茶座喝茶。一来是这里的茶点便宜；二来可以喝茶的同时一面看舞，一面聊天。他的本意根本不在跳舞，享受的只是那份闲情而已。
张恨水对陶然亭情有独钟：“在三十年前的京华游记上，十有八九，必会提到陶然亭。没到过北平的人，总以为这里是一所了不起的名胜……及至我到了故都，不满一星期，我就去拜访陶然亭，才大失所望……那里没有人家，只是旷野上，一片苇塘子，有几堆野坟而已……我在北平将近二十年，在南城几乎勾留一半的时间，每当人事烦扰的时候，常是一个人跑去陶然亭，在芦苇丛中，找一个野水浅塘，徘徊一小时，若遇到一棵半落黄叶的柳树，那更好，可以手攀枝条，看水里的青天。这里没有人，没有一切市声，虽无长处，洗涤繁华场中的烦恼，却是可能的。”
张恨水的小说带有很浓的北京味，对北京历史沿革和风俗掌故颇有研究的老北京金寄水说：“恨老不是北平人，反而比我们看北平看得清看得准，对北平语言，也比我们敏锐，所以要想知道旧时的北平，就看《春明外史》。”
张恨水的小说多以北京为背景写就，其小说中提到过的许多北京名胜或地名，成为读者们向往的地方。例如，《啼笑因缘》中的天桥是主人公樊家树结识唱京韵大鼓的沈凤喜、卖艺姑娘关秀姑之处。许多外地的张恨水迷来京一定要到天桥一游，还有人会去寻找沈凤喜住过的水车胡同。
有评论者说，老舍与张恨水是京味文学的双子星座，他们的作品最具有原汤原汁的北京味。但张恨水不同于老舍，“他以一个外来谋生者的身份进入北京，没有老舍那样牵动本源的切肤之痛。他写小说，对好看、吸引读者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更高的文学追求。但与此同时，他无意中刻画了一幅众生相的长卷。他的北京不仅是他自己的，也是樊家树、金燕西、冷清秋们的，是军阀、阔太太和天桥杂耍把式们的。这个回响着京韵大鼓余音的北京于是永远停驻在文本中，成为民国初年的夕阳残照”。
【报人】
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得益于郝耕仁。郝到广东去时，推荐张接任他《皖江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从此，张恨水进入了报界。
1919年，张恨水典当了所有行李，向一个卖烟卷的老大爷借得10元川资，准备到北京圆大学梦。到北京后，经人介绍，他白天到《时事新闻》报社帮助处理新闻稿，晚上到《益世报》兼职做校对，从晚上10点工作到清晨六点。当时张还上英文补习班，由于上班时间不固定，他只能于下夜班后，在住处朗读英文。当时《时事新闻》报社设在老板府上，张每日清晨读英文扰了老板娘的安眠，老板娘怒而要求老板解雇张。但《时事新闻》报社的主编惜才，安排张到天津《益世报》做驻京记者。
1924年，成舍我筹到了一笔资金，找到张恨水，让张帮他创立北京《世界晚报》，负责文艺副刊，张恨水欣然前往。因为是新办，外稿不多，故初期的副刊《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笔记、谈戏等，全是他一人包办。《夜光》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张撰写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得到了各阶层的喜爱，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次年2月，成舍我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是由张恨水主编副刊《明珠》。和《夜光》一样，《明珠》初期仍是“张恨水独角戏”，他撰写了连载小说《新斩鬼传》，刊完后，又撰写了百万言巨构《金粉世家》，《世界日报》得以名声大噪。
由于当时张恨水的工作繁忙，为了《明珠》、《夜光》的稿件质量，他在报上公开招聘特约撰稿人，由他亲自出题考试。除了文字功底，他还拟了几个条件：一、须是学生；二、对新闻事业有兴趣；三、勤苦耐劳。在众多的投考者中，张恨水选中4人，他们是张友渔、马彦祥、朱贻荪、吴秋尘。他们以及后来的胡春冰，被当时的新闻界及读者戏称为“明珠党”。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张恨水与《世界日报》的同人一起，报道了惨案的经过，声援学生运动，指责段祺瑞政府，要求段辞职以谢天下。邵飘萍遇害后，张恨水又以“邵飘萍以身殉职”为题，在《世界日报》头版报道事件真相，为报界同人伸张正义。
张恨水因反对日本在华北的扩张，被迫离开北平，来到南京，与张友鸾等人办了《南京人报》。因张的巨大号召力，《南京人报》一炮打响，在不足100万人的南京市，第一天就销售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
张恨水在《南京人报》不拿薪水，编副刊也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所以当时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大家都成了伙计，没有老板。
张友鸿回忆张恨水：“张恨水先生当时四十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知名报人，时为《世界日报》副刊主编）从北平来，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发表了上千篇诗文，宣传抗日，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犀利泼辣。“最后关头”在创办一年后，由于触怒国民党政府，被勒令停刊。
张恨水的报人生涯长达30年。在他结束报人生涯后，却从付出十载心血的《新民报》上读到别人给他捏造的罪名，说他是国民党特务迫害北平《新民报》的帮凶。接着，家乡土改，将他抗战时期保存在老家白岩寨的12箱手稿付之一炬；他的作品被列为禁书，直到去世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赤胆】
张恨水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唯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张恨水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完了《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为早日与读者见面，《弯弓集》由张恨水自费出版，这也是张一生出版的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次自掏腰包。
东北沦陷后，张恨水痛感国土沦丧，他呼吁开发西北，作为抗日的基地。1934年5月，张恨水带着一名工友前往西北考察。张一共考察了20多个县。在考察中，他目睹了当时西北的生活：深秋里浑身上下只穿羊毛毡背心的孩子；刚泡的茶几分钟后便沉淀出一分厚的细泥；全家找不到一片木头；没有被子只能将沙子烧热了当被子，隆德县的县长告诉他，一些很小的孩子在干沙里被烤死；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只能围着沙草过冬……张亲眼目睹，一个人快要饿死，有人把食物给他，但被其他人阻止，因为这点食物已经救不了他，只能延长他的痛苦。所以，在1934年之后，张恨水更加关注现实，接连写了《燕归来》、《小西天》等爱国作品。
由于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日，上了日寇的黑名单，日寇还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提出抗议。张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陷入恐慌，人们开始逃难，报纸销量骤然下降，张恨水坚持将《南京人报》办下去，报社同人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不要了。那时张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张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下班回家，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响起，张只能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一待警报解除，他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最困难的是筹措报社当天的开支，因为银行提款有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他只有四处告贷。即使如此，在他的坚持下，《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
南京沦陷后，张恨水一家返回安徽潜山。当时有许多潜山青年希望回到大别山，组织抗日游击队。43岁的张亦决定加入，他以自己的名义写下一篇呈文，交给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表明他们不要资金，也不要枪弹，只是希望政府能承认这支队伍是合法组织。呈文递上去，却如石沉大海。张恨水的两名孪生弟弟牧野、朴野等不及，便自行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就在他们士气高涨、四处打击日军之时，却被认定为非法组织，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朴野逃走，牧野被俘，张恨水四处托人，才将弟弟救出。
张恨水对此极为气愤，入川后，他立即写了长篇小说《疯狂》，表达自己的愤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张不便畅所欲言，写完时发现已不是初衷，沦为一部失败之作。之后，张恨水又根据三弟的事迹，写了小说《巷战之夜》。
张恨水住在重庆南温泉的三间茅寮，四壁是竹片糊泥，上盖茅草，用手拍墙壁，全屋颤抖不已；大风一起，茅草随风而去；一下大雨，屋内便下起小雨，这时一家人马上用各种器皿接漏，屋内一片淙淙铮铮。张恨水笑言：“一室之内，雅乐齐鸣。”他为茅寮取名“北望斋”，取自陆游诗句“北望中原泪满襟”。
张恨水的《热血之花》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抗日小说，《大江东去》是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所犯暴行的中国作品，《虎贲万岁》则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向1000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在其列。
【立场】
张恨水创办的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自创办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北平的地下据点。学校的主持者、张恨水的三弟张牧野，任学校董事长的王经三，以及学校的许多教职员，都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1932年，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季方来到北平，就住在美专，张恨水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季用，以掩护其行动。
1935年，人称为“土匪原”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请人带着《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小说去找张恨水，请张“赐予题签，籍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张见信后，留下了土肥原送来的两本书，取来一本宣传抗战的《啼笑因缘续集》，在扉页上写下：“土肥原先生嘱赠，作者时旅燕京。”张写“嘱赠”，指自己并不情愿赠书，是土肥原索要，落款不写名字，说明自己不愿与之为伍。来人大惊，劝说张不要触怒土肥原，免得家人遭殃，张笑道：“土肥原有来恳我题签之雅量，即有任我题何签、赠何书之雅量。否则，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土肥原拿到书后，极为恼火，但又不得不表示出大度状，向张致谢，赞其书“描写生动如画，真神笔也”！
日本人矢原谦吉热爱中国。一次，张恨水邀其出游，请他到海甸（今北京海淀）吃“凯旋餐”。张向矢原解释，二十九军演习期间，海甸人多，北平某饭庄于是搭起席棚，大卖“凯旋餐”。这“凯旋餐”以韭黄、韭菜、肉丝，加少许花生米炒在一起，然后盛在放有荷包蛋的盘中。韭黄、韭菜为二韭（九），花生米为长生果，长生与常胜同音，荷包蛋意味着日本国旗，蛋在二韭与花生米之下，表示二十九军必胜，日本必败。矢原听罢，哈哈大笑。
张恨水常在《立报》发表杂谈，创刊第二天，他在《人·旗》一文中说：“九月十八日，国耻纪念下半旗；九月二十一日，朱执信先生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