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已晚，日食也快结束了。同车的韩权华说：“怎么已经完啦？”赵元仁的女儿如兰、新那说：“就看这么一点儿啊？”三女儿莱思则说：“太阳真难看，一个黑脸长了些白胡子！”但赵元任依旧高兴地叫：“看Corona，corona！（日冕）”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随清华南下长沙，因终日无事，他便拿架照相到处拍照。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令，凡是可疑的人都当间谍看待，格杀勿论。赵元任当时用的是一部双头的法国照相机，为了省胶卷，他便用一只手捂住镜头的半边，只用半边照，这样每张底片就可以照两次。当时警察看了他的奇怪举动后，以为他是奸细，便问赵元任话，赵没有理会，他们便以为赵元任是日本人，不懂中文。但因警察常看见赵元任进出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家中，又住在警察厅长的楼上，不敢轻举妄动，便报到省里，幸好当时正在开省务会议，时任财政厅长的尹任先是赵元任的老朋友，便对何建说，动不得，是某某学者，等我们查清了再说。朱经农也赶紧到赵元任的住处询问，赵元任告之理由后，误会才解除。
随着抗战深入，史语所再次南迁。途径广西桂林时，他们一时很难找到旅馆，只能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旅馆内。第二天，章元善让赵元任和他一起去拜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赵元任颇为反感，说：“我不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赵元任只好与章同去。见到黄旭初后，黄开口便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和你谈谈天才去公事房。”赵、章二人莫名其妙。黄接着又请二人去他休息室内，二人更觉莫名其妙，以为黄有什么秘密要和二人谈，便跟着他进去。进去后一看，二人不觉大笑起来。原来黄的床前放了一套赵元任录制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在唱机上转动呢。黄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去办公。”对于赵等人所请，黄一口答应照办。
赵元任赞同汉字简化，但他觉得简化不能太过，如“関”字简化为“关”，结果是“无门可关”，实在不成体统。
【爱侣】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拥有离经叛道的性格，性格迥异的二人却携手走过了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宣称：“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兰仙，小名传弟，学名韵卿，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出生便有两双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最小。养父是他的二叔，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叔，出生前由父母指腹为婚，许配给姑姑家的表弟。
杨步伟一周岁时，家里让她“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便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责骂，骂她对圣人不恭。
杨步伟调皮，捉弄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杨步伟自小便有许多浑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从这些绰号就能看出她自小的性格。杨步伟小名“传弟”，是想她能给养父带个弟弟。叫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就敢干。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曾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当时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担任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小杨步伟便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捉弄黎。黎元洪并不气恼，只是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算是她弄湿了他的被子责罚。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打了五下，理直气壮地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自小任性、野气，她曾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
杨步伟进入南京旅宁学堂学习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杨步伟16岁时，家里定下婚期，让她和指腹为婚的二表弟完婚。她坚决要退婚，并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由于杨步伟的坚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取消婚约，但让她立誓终生不嫁。生父则被气得半死，扬言要将她抓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平息此事。退婚后，杨步伟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步伟”这个名字，是杨步伟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便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杨步伟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林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杨步伟的同学林贯虹病逝后，为将她的遗体送回福建老家安葬，杨步伟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支助死者亲属。由此，她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1919年，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崇实学校，请当时只有20岁的杨步伟担任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并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后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们二人及去世同学林贯虹，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但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森仁医院”名称便由此而来。
婚后，杨步伟专心做相夫教子的贤妻，不再经营医院，但她却闲不住。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的夫人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也不介意，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但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最后赔本关门，杨步伟投资的400银圆全赔个干净，于是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小饭馆经营的不成功，杨步伟又开始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并开办了“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后，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被指控为“窝匪罪”，最后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解决教职员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开办“成志小学”，请杨步伟当董事长。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又想办汽车公司，最后不了了之。
杨步伟性格直爽，平常话很多，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置酒席宴请清华大学的同仁，杨步伟坚持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数十年来，赵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留学生们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烹饪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到美国多年，英文却一直学不好。傅斯年在美国时，听见杨和美国人说话，说得那么流利那么错，他说赵太太真胆大，杨回他，我哪样事不胆大？
在美国时，杨步伟做全职太太，平常无事可干，赵元任就让她翻译书。杨步伟就开始翻译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的《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译名曰《女子应有的知识》。杨步伟一遇到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就问赵元任，问的多了，赵元任便说你去查字典以后就记得了。杨不愿意，说要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做，摆着一个活字典在这儿一问就是了。有一天翻译到一个妇女一生大约有两千个卵子（ova），杨步伟译成了鸡蛋。赵元任见后，乐不可支，以后常常拿这事开杨步伟的玩笑——一个女人有两千个鸡蛋。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杂记赵家》。胡适看了，称赞她说：“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婚礼】
赵元任和杨步伟结识后，便常常到森仁医院做客。一次，他对杨说，最近恐怕太忙，如果不能再来，希望她们不要介意；可是当晚他又去了。他们听到外面有人出了车祸要找医生，赵元任便随着杨步伟跑到大门外，匆忙中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以后，每年杨步伟生日，他便买一盆菊花送杨。
1921年6月2日，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新式结婚，他们除了租一间房屋外，一概从简。
婚礼这天，二人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了张照片，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结婚通知书，通知书附照片一张，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二人打电话将胡适和朱徵请到家中，由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制的结婚证书，请胡、朱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通知书一共寄出四百份左右，通知书这样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士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个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民国十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告诉诸位，他们结婚的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徵女医士。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赵、杨的结婚通知书所附照片上写有格言：“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
胡适这样回忆赵元任的婚礼：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
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二人的婚礼。后来赵元任问罗素：“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罗素答：“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后，将该通知书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就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杨结婚时，赵元任正赶着录制第一套国语留声片，所以他们并没有去度蜜月。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早，胡适上门拜访。佣人对胡说：“先生太太都不在家，出去度蜜月了。”胡适说：“不会的，你去报告他们，我知道他们有一大些事要急了办，不会出去的。”果然，杨步伟在楼上听见了，就开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