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二门的大门口，一下汽车就和纠察队站在一起，气呼呼地说：“你们站岗，我也站岗。”站了一会儿，没有人来上课。纠察队的学生有意奚落蒋，让工友搬张椅子给校长坐。蒋梦麟看一直站下去也没有意思，怒冲冲地跑了进去。在红楼的文法学院门口，十二名理学院学生在进门的楼梯下站岗。文学院院长胡適夹着皮包走来，斥责学生道：“这是爱国？简直是胡闹！”学生毫不示弱地说：“这就是爱国，你才是胡闹呢！”胡適回头就上楼去了，一面走，一面说：“真是对牛弹琴。”学生们大声回应道：“你才是牛。”过了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学生夹着一个包走过来，站岗的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连忙迎上去，招呼他快来上课。那名学生笑嘻嘻地回答道：“我是来洗澡的。”大家哈哈大笑，周炳琳十分尴尬。
抗战前夕，胡適发表文章阐述其对日外交的主张，王世杰写信对他说，日本人对他极其注意，要他小心，注意安全。胡適复函道：“万一为自由牺牲，那是最光荣的事，我绝不走开。”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垣致胡適的公开信，陈在信中说：“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并劝胡適“回到新社会”。但胡適看后只是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因为“陈垣不会写白话文”。6月24日，胡適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分了！”他认定陈垣的公开信是“作伪”。为此，他征询蒋廷黻的意见，“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做‘幌子’”。
1952年11月30日，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適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胡適在日记中写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50年代，大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適运动，对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研究等逐一进行批判，称胡適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对此，胡適认为大陆列出这九大罪状，是承认他“做了一些工作”，即这九大罪状是他从20年代到50年代学术上的成就。
胡適门生罗尔纲颇为难，他看到胡思杜写的批判父亲的文章后，豁然开朗，因为胡思杜作为儿子可以与父亲划清界线，那么他作为学生，更可以和老师划清界线了。他说：“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
在一座谈会上，沈尹默说有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写文章，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胡適几乎所有的门生旧谊都写文章清算胡適的思想，与胡適划清界限，都说过一些在日后让他们后悔的话。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形容说：“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1956年，周鲠生动员陈源再次劝胡適回国。陈源致书胡適：“……‘胡適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適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画了线，并批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適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胡適极耐心地看完这8本书。严秀猜测，当时大陆也无人读完这些书，包括这8本书的作者们。一次，唐德刚戏问胡適：“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的到学问？！”
1957年春，曹聚仁写信给胡適，劝他回大陆看看。曹在信中用了激将法：“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胡適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他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胡適到台湾不久，便有人匿名写《胡適与国运》的小册子批驳他，但他夷然处之，不予理会。他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適思想，言外之意《胡適与国运》与大陆的批驳相比太不成比例了。
胡適一直从道义上支持蒋介石，并自称国民党政权的“诤臣”，但是他出殡之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却禁止“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去拍摄台湾人民沿途燃香路祭、送胡適上路的盛况。
【政见】
胡適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適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在《独立评论》引言中，胡適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人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国民党政府规定，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胡適任中国公学校长后，反对党化教育，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胡適认为，中国自古便存在自由主义。1948年10月，他应邀到浙大演讲《自由主义》。据竺可桢日记记载：胡適“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胡適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时说，自由不是舶来品，孔子、老子、孟子都是自由主义者，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他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胡適认为：“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1926年，胡適到苏联考察后，在给张慰慈的信中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实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胡適曾写信给徐志摩解释自己为何“亲苏”：“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如果换汤不换药，如其不肯认真做去，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校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你看，哪一样好东西到了咱们手里不变了样子了？”
20年代，胡適曾对友人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皇宫，胡適表示反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胡適与友人游景山，俯视故宫时，他忽然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
胡適与陈独秀私交甚笃，但有着明显的政治分歧。汪原放回忆，1925年，胡適到上海时，常与陈独秀畅谈。一次，二人争论起来，陈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生气地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说完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转身便走。
胡陈争论的第二天，汪孟邹对胡適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胡適脸沉下来，一把扯着汪的袖子，连扯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说完穿上马褂走了。
胡、适平生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因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適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为之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適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又言：“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適反问：“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1949年2月15日，胡適在上海与竺可桢见面，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议政】
在美国留学时，胡適曾对美国政治进行过研究，他曾经历过两次美国总统大选，这些经历使他一生虽然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对政治始终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他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总统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適，胡適在报刊上登启事道：“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適给予三等嘉禾章’一项，如果这个胡適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1922年，胡適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陶孟和、梁漱溟等十六名学者联名发表胡適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要建立“好政府”。此文引发了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这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而胡適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初认为“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后又认为王宠惠太吝啬，实在算不得“好人”！
胡適主编《独立评论》时，每周一总是工作到深夜，三年来均如是。江冬秀总是责怪他不注意身体，胡適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適始终支持汪精卫。1944年，汪精卫去世后，胡適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胡適曾对他说，“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效仿。”罗尔纲也记得，胡適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让他们去试验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但此文没有刊发。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適居留美国未归时，曾致电毛泽东，劝毛放弃武力斗争，改用和平奋斗方式，学取英美在野党的榜样，耐心等候将来取得政权。毛泽东未予置复。不久进入到解放战争阶段，胡適回国任北大校长，此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他对国是的意见向共产党提出。胡適回答：“我给毛泽东的电报，他到今天还没给我回电，我怎么能再向他提出意见呢？”但胡適从来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对于国民党的报纸把共产党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