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评价胡適：“胡適之先生的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丢开了‘开来’不谈，专就‘继往’来说，胡先生倒真是个归真返璞、文艺复兴、‘为往圣继绝学’的‘孔孟之徒’！”
蒋介石挽胡適：“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適晚年回忆，蔡元培看到他19岁时所作《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决定聘其到北大任教，当时他还在美国留学。
胡適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但他的诗作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大多遵循律诗的韵部。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完全不押韵。
胡適是第一个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的研究者。他的依据之一就是书中“咱们”和“我们”用词上的区别。在北京方言中，“咱们”是指与说话人在一起的所有的人，“我们”是指与说话人在一起的一部分人。前八十回，这两个词用法极为严格，因为曹在北京长大；而后四十回高鹗的用法就不严格了，因为他是杭州人。
胡適原本提倡疑古，1929年，他对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顾闻言，“除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
抗战爆发后，北平图书馆将数百部善本运往美国，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美国方面为慎重起见，请大使胡適同往书库查看。谁知胡一进书库，便如获至宝，径自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是一个多小时，将同行的外交人员与图书馆馆长晾在一边。爱看书的胡大使此举虽有失外交礼仪，却一时传为佳话。
季羡林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適曾对傅斯年说：“有一次到行政院去看翁咏霓（文灏），秦景阳也来了，他们坚留我坐，这是他们聊天的聚会，无一事可办。我坐了一点钟，听他们聊天，心里想：‘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
李济回忆：“有一次我研究殷墟出土的一个石头人像，是跪坐的姿态，就像现在日本人在家跪坐的姿态一样。我看了吃了一惊，商朝时代的人跪坐的姿态怎么会跟现在日本人在榻榻米上跪坐的姿态一样呢？我们到现在还无法知道商朝时代的‘日本人’是个什么样子？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胡先生那时正做院长，他对殷墟的古物向来很有兴趣，时常去看。他就对我说，你最好去看看《朱文公集》。朱子集内曾说，在南宋朱子的时代，成都尚保有汉时的文翁像仍是席地跪坐的。我去查确是如此。”
胡適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水经注》，梁实秋曾问道：“先生青年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还另印成一个小册，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適说：“不然。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
胡適对庐山的耶舍塔做了几千字的考证，有人认为他小题大做，他说：“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小说下载
胡適对王安石极为推崇，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胡適常将王安石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题赠他人。
国外汉学家的成就如大山般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陈垣曾对胡適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
1960年，胡適发表英文演讲“Chinese Tradition and Future”（“中国传统及其未来”），其中不但强调中国文化在与西方充分接触融合后，它原有的根柢（bedrock）不致丧失，而且还断言：“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传统”绝不会为外来的极权体制所摧毁。
【新风】
儿时，胡適也拜孔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他还在家里用纸盒做了一个“孔庙”每天拜祭。留美以后，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不再盲目崇敬，并且嘲笑袁世凯尊孔祭圣的丑剧。但胡適对于一切著作中的孔子、孟子、朱熹仍十分崇敬，他甚至说他心中有三个偶像，第一位就是孔子。但胡適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终一战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就是一句空话。
胡適打倒孔家店的本意，并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垄断人们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唐德刚讲道：“孔二先生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適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
李济回忆，1948年胡適私下对朋友说：“今年是孔夫子两千五百岁的生日，我们应该给他过过寿，他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但日后到台湾，胡適拒绝出任孔孟学会的会长，他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体认孔子的伟大之处。但孔子既不是耶稣，也不是穆罕默德，我们不必像宗教的信仰去崇拜。
少年时代，胡適在梅溪学堂读书时，从二哥为他挑选的书中，读到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毕业前夕，同学王言借来一本邹容的《革命书》，与胡適等人轮流传看，大受鼓舞。晚上他们更是躲过舍监，挑灯夜读，轮流抄写。
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黄浦滩上有一个宁波木匠周生被俄国水兵无故砍杀，但判决结果令民众大失所望。案件判决后，胡適与同学王言、郑璋一起写匿名长信，痛斥上海道袁海观。因对政府极为失望，胡適等人极不情愿到上海官厅去参加毕业考试，提前离开了梅溪学堂。
胡適在给朱经农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语；
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六、不作无病呻吟；
七、不模仿古人；
八、须言之有物；
（以上为精神的方面）
1916年10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再次列出此八条（八条次序有变化）作为“文学革命”的条件。
1917年，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胡適，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引起巨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在《胡適杂忆》中说，胡適当时写那篇文章，原为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新青年》，不想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胡適留学归国后，发现离开中国的七年间，国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他在上海找了一整天，只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的见解也不过是：“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適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胡適的考证方法对顾颉刚后来治学影响极大，顾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胡適用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评价《红楼梦》：“《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他认为《水浒传》像英国的《罗宾汉》，“水浒传”应解作“湖畔强人”或“水边盗贼”。
胡適自称其思想在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赫氏的思想教人怎样怀疑，教人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人把一切思想都看成是待证的假设。
对于历史，胡適有名言云：“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適最爱写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胡適说：“‘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適就改造社会与改造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与周作人发生争论，他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为了配合蒋介石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上海大学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既反对复古，也反对模仿英美及苏俄，主张建设中国的本位文化。此文发表后，引发“五四”以来的文化大论战。胡適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他们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而“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所以不必为“中国本位”担忧。他说：“政府无论如何声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
胡適坦言：“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例如中国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欧洲的基督教不同，他自成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又如陈独秀先生接受共产主义，我总觉得他只是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不同。现在的人说折中，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胡適曾赞成全盘西化，但很快又撰文否认“全盘西化”，他说自己的主张是“充分世界化”。
胡適提出的诸多理论，至今被世人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江冬秀带儿子胡祖望出门，碰上蒙古王公出殡，造成拥堵。胡祖望见此情形，对江冬秀说：“妈，你死了就埋掉，绝不摆仪仗阻碍交通。”江听罢极为气愤，回家将此事告诉了胡適。胡適听罢，认为儿子言之有理，但又不好直接说明，只是说道：“我要写个遗嘱，到我死后，把身体送给协和医院做解剖用。”江听罢，大为生气。
罗尔纲回忆，胡適在中国公学时，兼容并包，有蔡元培的作风。当时中国文学系，有王辏г说难碜诨艚滔惹毓盼模凶笈勺骷野邹苯滔肪纾兄挥行⊙П弦档那嗄曜骷疑虼游慕绦∷凳宰鳎劫┤绾头脬渚坦诺涫士贾ぃＵ耦旖涛餮笪难贰Ｂ健⒎搿⑸虻哪炅浔纫恍┭剐 ５笔被褂幸晃�60岁左右的学生，因仰慕胡適而来求学。
50年代初期，唐德刚问胡適：“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改革？”胡答：“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当时大陆正在大肆批胡，但胡却对大陆的汉字简化颇为关注，“简字表”一出，胡立即让唐给他送去，每张都细细阅读，称赞不止，心平气和，言出由衷，令唐万般心折。后来，唐再问：“汉字要不要拉丁化？”胡答：“兹事体大！兹事体大！”
【向学】
儿时，胡適几乎不知嬉戏，而只知看书，与小伙伴玩耍时，也总是扮演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他常用竹纸蒙在小说的石印绘像上，临摹书上的英雄美人。一次，先生发现他的临摹后，将其大骂一顿，并撕毁了他抽屉里所有的图画，从此胡適再不绘画。
当时儿童的发蒙教育就是教念书，先生不做讲解。母亲为了让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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