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捷民回忆，北大中文系讲师缪金源，面孔削瘦，人很怪。据说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同班只二人。到四年级时，另一学生认为中国前途无望，一天抱电杆触电而死。缪到毕业时，不参加毕业考试，自言不要毕业文凭。但胡適认为他学识甚佳，留他在北大担任讲师，教大一国文。缪金源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適文存一集》；第二，《胡適文存二集》；第三，《胡適文存三集》；第四，《胡適文存四集》”虽然缪讲课不错，但学生们对他开列的参考书极为不满，找到胡適说：“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適闻言大怒，拍着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
柳存仁回忆，胡適上课时，常常提起丁声树、陶元珍、吴晓铃等昔日学生，特别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面前。胡適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
罗尔纲在胡家工作长达五年。1935年，蒋廷黻看过罗的文章后，推荐其代替自己到清华教中国近代史，胡適却替其回绝。罗尔纲的朋友们知道后，极为气愤。每到星期日，罗须上胡家，他们便不让罗去，而是拉着他逛公园，如是两月之久，直到有其他地方聘请罗。罗上胡家辞行，胡適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 ？＇…＇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罗听罢，热泪夺眶而出，最后他听从胡適建议，留在了北大。
吴晗在中国公学就读时，将胡適讲课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编辑成一篇论文，卖得稿费几十元，来到北京。他请胡適让他免试入北大二年级就读，胡適说：“入学考试，是国家抡取人才的大典，不得徇私。你考入北大后，费用我可以帮助。”于是吴晗去考北大，因数学得了0分，未被录取，他便改考清华，清华不考数学，所以考取了。胡適知道后，特让罗尔纲送给他80元交了学膳费，并写信向翁文灏、张子高推荐吴，吴得以入清华史学系半工半读。此后，胡適还去信对吴的学业加以指导。
徐悲鸿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后，大胆提出国画革新，并聘用齐白石为教授，引起顽固守旧者的反对。胡適倾力支持徐，才使得徐的改革得以继续，他对胡適甚为感激。胡適四十大寿时，徐悲鸿画了一匹骏马，亲往贺寿。胡適将此画挂在进门的大照壁上。
30年代，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报考北大，国文试卷得了100分，英文、史地的分数也都及格，但数学试卷却是0分。注册科的工作人员在统计了分数之后，把这一情况向胡汇报，胡对于张充和的才华素有所知，便想出了一种变通办法，即把她录取为试读生。到读完一年之后，张的各科考试成绩都较好，就转为正式生了。
胡適看到即将毕业的千家驹的文章后，对其颇为赏识，知其尚未找到工作，便推荐千到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工作。陶打听得知千是学生会领袖，属于“捣乱分子”，可能还是共产党，颇觉为难。胡適便对陶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构，你怕他捣什么乱呢？”千家驹这才得以进入社会调查所。之后，为了缓解千的经济困难，胡適又主动提出让他到北大任教，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也因千思想“左”倾拒绝，胡適一再坚持，千最终得以到北大任教。
1947年，胡適看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大三学生周汝昌发表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后，写信给周，对其大加称赞。此后，二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红学问题。周汝昌提出要借阅胡適收藏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慷慨出借。多年后，周在《我与胡適先生》中感慨道：“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陈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適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胡適晚年说：“他（周汝昌）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绝不是‘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
1958年，原中国公学的学生马逢瑞让胡適替他介绍工作，胡適对胡颂平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随便写信介绍工作。我写一封信给人家，等于压人家，将使人家感到不方便。”他让胡颂平出面写介绍信，并说：“你可以这样写：他从前在中国公学时曾经打破全国运动会长距离赛跑的记录。你可以提起我关心他的工作的话。”
台湾中研院数学研究助理员刘登胜的父亲被台湾当局治罪，刘亦受到牵连，台湾当局不许其出国留学。胡適知道后，写信给“副总统”陈诚说：“不可因为一个父亲犯了罪而剥夺他的儿子出国进修的难得机会。”并表示如必要，愿意为刘担保。
【旧儒】
胡適自幼丧父，母亲教子甚严。少时，一个初秋的晚饭后，胡適在门口玩耍，姨母怕他着凉，让他添衣，说：“穿上吧，凉了。”胡適随口说：“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了！”这时胡母正好走出来，胡適赶紧将衣服穿上。夜深人静后，母亲让胡適罚跪，并责备道：“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
母亲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打骂、责罚胡適。如果胡適犯了小错，母亲便等第二天他睡醒了再责罚他，如果犯的错误大，便等到晚上临睡前再责罚，或罚跪，或拧他的肉。但是，无论怎样的重罚，她都不许胡適哭出声来。
胡適的父亲胡传受程朱理学影响，是无神论者，胡家和胡適四叔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父亲去世后，胡適受家中女眷影响，一度曾读《玉历宝钞》等书，但他11岁时，读到司马光家训中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舂磨，亦无所施！”后又读《资治通鉴》中引用的一段范缜的《神灭论》，成为无神论者，从此再不拜神佛。
胡传早逝，日后胡適不仅将父亲的遗作整理并出版，还在台湾为父亲立了一座纪念碑，以至于李敖说，胡传“虽已墓草久宿，但却为‘父以子贵’的传统，做了一番新说明”。胡適对母亲也极为孝顺，他在回忆文章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对母亲不敢有半分违抗之意。
胡適的婚姻是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做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
胡適膝下有二子，长子胡思祖，后改名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
胡適反对吸鸦片，他曾写信劝二哥胡绍之戒烟，胡绍之见后大怒：“舍不得多费一二百元，劝我戒烟了。倘若不是我把他带到上海读书，不是我陪他到北京考清华官费，他哪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忘本了！岂有此理！”胡適对于二哥无可奈何，只好照样供给大烟费，直到二哥去世。
胡適少年老成，说话总是文绉绉地，被乡人戏称为“贰壬薄Ｒ淮危m在家门口和小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路过的老辈见了笑道：“贰壬仓劳穑俊焙m一听，羞愧得面红耳热，顿觉失了“先生”的身份。
1906年，不满15周岁的胡適在二哥胡绍之的教导下，对自己进行反省，坦言其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决心痛改。
出国留学前，胡適受德国人何德梅影响，与唐才常的儿子唐桂梁等人终日厮混一处，有时整夜打牌，有时连日大醉。一日，胡適大醉后醒来发现自己在巡捕房，原来昨夜大雨，胡適醉后被拉车的车夫抢去了马褂，又在路上与巡捕打了起来。回家后，他看着镜子中自己颓唐的样子，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中懊悔万分。此后，他便决定发奋读书，准备赴美留学的考试了。
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时，胡適曾应万国学生会之请演讲中国婚姻制度，当时西方人讽刺中国人的婚姻为“盲婚”，胡適却说：“贵国人结婚，男女事先恋爱，恋爱热度达至极点乃共缔姻缘。敝国人结婚，从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谋面，结为夫妻后，始乃恋爱，热度逐渐增加。是故贵国人之婚姻是爱情之终也，敝国人之婚姻则爱情之始也。”胡的演讲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田炯锦在北大上学时，虽旧闻胡適大名，却不识其人。1918年的某晚，同宿舍的狄君武约田同往理科餐厅听音乐演奏。离他们不远处，坐着一位身着黑布长袍马褂，面容憔悴，头发甚长，胡须未剃之人。田甚觉奇怪，询问狄此为何人，狄回答说：“他就是胡適之先生，因胡適母丧未久，乃穿孝服，不剃须发。”
杜威来华讲演时，胡適担任老师的翻译。复旦大学三年级学生慕名前去听杜威的演讲，他们以为，胡適一定是个西服革履的洋派学者，谁知，随杜威走上讲台的胡適一袭长衫，态度谦恭和蔼，完全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的学者，大出他们意料之外。
胡思猷从复旦大学毕业时，去请叔叔胡適为自己找一份工作。胡適问道：“你有什么著作没有？”胡思猷答：“没有。”胡適又问：“你有什么专门研究没有？”胡思猷有些生气地答：“没有！大学刚毕业的人哪里谈得到什么专门研究。”胡適说：“既然没有，那么我不能替你找事。假如你有著作，或有什么专门学问的话，我可以向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个人才，他有著作，有专门学问，你们那边需要这类人吗？现在你既没有这些成绩，我不能对人家说：他是我侄子，你们必须要给他安插一个位置。”
抗战期间，胡適的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需要两千多美元。胡適只能靠写稿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適，胡適悉数退回。
1946年12月，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胡適闻讯异常愤怒，他第一次对学生游行抗议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记者问：“适之先生，您这个态度可以捅出去吗？”胡適答：“可以。”他为沈崇聘请律师，并以沈监护人的名义前往法院旁听庭审。出庭做证时，他怒道：“谁没有女儿！”
1948年底，胡適携夫人离开北平，小儿子胡思杜没有同行，有说法称当时没有找到人，也有说法认为胡思杜不愿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適的秘书胡颂平则回忆，胡適夫妇上飞机后，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適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
1960年，胡適在西雅图举行的“中美文化合作会议”发表讲演，大声疾呼，为中国文化传统作狮子吼，他说：“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毁灭！”在座的中美听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经久不息。事后有一位美国学者称，胡的演讲具有“丘吉尔作风”。
王志维给胡適买了个咖啡壶，可以保温，胡颂平说：“这样一壶煮起来放在此地，先生深夜时也可以随时饮用，倒很方便。”胡適说：“不，有客人时可吃。平常不用它，要避免咖啡的引诱力。”
胡颂平回忆：“先生当了四年的院长，从不希望人家称他‘院长’的。有时人家给我的电话问起他的事情，人家当然称‘胡院长’，我的回答也称‘胡院长’。他听见了，他说：‘我们中央研究院，不是衙门，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胡先生？或是称我胡博士也可以，但千万不要再喊院长。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
唐德刚说胡適是个极其通达的人，与他谈话常使唐想起幼年所读的《论语》。后来在胡適身边工作的胡颂平亦有同感，他能体会到胡適做人的道理，一次不觉脱口而出说：“我读《论语》，我在先生的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適听罢先是愕然，然后慢慢说道：“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
唐德刚评价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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