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沉默。接下来的反右，因其一言不发，没有卷入其中。但是，他同毛泽东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1975年9月，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学者、专家被邀请出席国庆招待会。会后，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呈送了反映与会学者们雀跃之情的简报。毛阅后很是高兴，批示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有人向梁漱溟转述了毛的批示，梁既严肃又欣慰地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梁漱溟晚年在《忆往谈旧录》中写道：“记得一九五○年我初到京，便发觉社会风气有些变好——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变好。起初我想这是共产党之功。譬如我的侄子侄女（一党员一团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两年变得与前完全两样。他们当初那种大小姐大少爷的气息和行径不知何处去了，而都自觉自愿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到毛主席我提出来说我真感谢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本领把他们变好的。毛主席音调很重地答我说：‘……不是共产党，这是靠了人民。’我听了当他是照例的谦词。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这话是真的。……我今做检讨……”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回首往事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文革】
“文革”开始后，梁漱溟家中被抄，衣物被抄走，只能将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房子被红卫兵占据，时已初秋，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妻子被殴打，他也被拉到街道上去陪斗，也曾“坐飞机”。后来，他只能栖身于鼓楼铸钟厂的两间小破屋中，并被补戴了“右派”的帽子。
红卫兵抄家时，梁家几代收藏的字画被投入火炉，梁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上前阻止，说这两部书是他向外地学生借的，烧了就无法归还了。红卫兵根本不予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接着，红卫兵将书页撕开，投入火炉。
“文革”中流行画太阳，大街上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太阳，梁漱溟也买了颜料，在外面墙上画上太阳。集体挖防空洞，梁也积极参与，一次迟到，他颇为自责，并将此事写入日记。
一次，山东来人调查一位梁漱溟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梁据实回答，说不出什么，来人便说他不老实，一巴掌将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批林批孔”开始后，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但有一天，梁宣布他要“开讲”了。时为1974年2月22日，梁来到会场，“衣冠整洁，皮包装得鼓鼓的”。发言时，他从包中取出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摆放在会议室的茶几上。主持人请已81岁高龄的梁坐下讲，他有礼貌地摆摆手，便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这次题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的演讲接连讲了两个半天，到第二天，其他学习组的人便知道，梁漱溟开讲了。
梁漱溟曾作“文革”打油诗云：“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立场】
1912年底至1913年初，梁漱溟读了日本幸得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对其中关于反对财产私有的思想很是赞同，他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己。他认为，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这年年末，梁漱溟写成《社会主义粹言》一文。
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时，梁漱溟作为《民国报》记者曾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
梁漱溟到南京参加内政会议，石瑛劝他去见见蒋介石，梁便在石的陪同下一同到蒋的官邸拜访。梁回忆，蒋给他的感觉是“虚假”，蒋一手拿笔，一手拿本子，谈话时，谈到江北水灾，梁说起他的一个朋友正负责救灾工作，蒋便问梁这位朋友的名字，并让梁写在他的本子上。梁说：“他这个人就看出来有一种虚假，虚假就是‘谦恭下士’，很谦恭的样子，你的话我很注意，你说那个人名，你写给我看。自己拿着本子，自己拿着笔，好像听不清楚，你再写一下，其实他另外有个秘书，坐的稍微远一点，也记了，不一定他再记。”
梁漱溟回忆，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梁因为是中间派，蒋介石想拉拢他，所以总和他套近乎，见面总称呼梁为“漱溟兄”；抗战后期，梁从桂林回到重庆，已经是民盟成员，此时再见面，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称呼梁为“漱溟兄”，而是“梁先生”。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考察时发现，爱唱歌、爱开会是延安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因此而忘记！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动。”
李渊庭回忆，北京解放后，梁漱溟给毛泽东、周恩来去函，称“三年内对国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后他又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声明：“我就要求做一诤友。”
“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坚持不批孔子，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
梁漱溟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由于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协学习组开始批判梁。接下来的8个月中，政协先分小组批判梁，然后是开大会批判。年已80岁的梁漱溟泰然处之，每会必到，认真参与，会间则打太极拳锻炼身体。1974年9月，在政协召开的总结性批梁大会上，主持人问梁有何感受，梁一字一句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让他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一个人，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四人帮”垮台后，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革’搞糟了，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靠人治。”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未开始，“两个凡是”还没有得到纠正，梁是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逸事】
胡应汉回忆老师梁漱溟：“先生身材不高不大；中年体渐结实；晚年项微隆，若偻然。前脑圆耸开阔，后脑恰如半球，很圆。眉疏似高，眼有威严，鼻阔稍平，口常严合。行步安详而轻灵；坐则端坐。一生不留发，茹素，每日黎明即起，上灯阅书；寒暑如一。自谓‘吃苦耐劳，摒绝嗜好，食色都很淡泊’。生活简约如一持戒律之僧人。”
梁漱溟在自述中回忆道：“从宗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从社会阶级成分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以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
梁漱溟六岁还不会穿裤子，因裤子上有带条，要从背后系到前面来，再打一个结扣，他不会扣，每次都得妹妹给他打这结扣。一次早起，其母隔屋喊他，缘何还不起床，梁大声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这句话招引得家里人都笑了起来。
儿时，梁漱溟因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漱溟自幼瘠瘦多病，七八岁后，虽亦跳跃玩耍，但总不如别的孩子活泼勇健。到了中学，同学们课下打球踢球，他只站在一旁看，等同学玩罢，他才一个人进场内抱着球拍几下，同学们在场外叫唤他的绰号开玩笑道：“小老头，当心球炸了！”
十四五岁时，梁漱溟爱读梁启超的文章，其父梁济赞许道：“真是像极了我的少年时代，值得嘉奖。”因此送梁漱溟“肖吾”的字号。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对低年级的同学郭人麟很崇拜，谓：“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同学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则回忆说，郭之语使“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人是与其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并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1944年，时任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介绍千家驹入盟。千填写“入盟志愿书”，签名盖章后，梁让千当场焚毁。因为当时民盟还是“地下组织”。
1946年，何济翔第一次见到梁漱溟，他回忆：“先生外貌，亦使人景慕，他身穿白单衣，手持白折扇，面貌清癯，有一种飘然之气，尘俗之气在他身上一扫而尽……”
1950年初，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前来拜访，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信以为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支助他偷渡日本的旅费。后来徐到日本，和胡住在一起，才知他与梁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后来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梁漱溟公开表示，不同意将林彪写入宪法，举座皆惊，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几日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认为，征求意见，在内部提什么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于是，梁平安过关。
梁漱溟身体很好。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有条件坐小卧车，却很少使用，经常一个人挤公共汽车去书市、上公园。“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游斗二十多日，不但精力充沛，不见疲态，而且还于夏日晚间，在蚊虫的侵袭中，借灯伏案凭记忆撰写《儒佛异同论》，每日写1000余字。“批林批孔”时，81岁高龄的梁漱溟拍案而起，做两个半天共计8小时的长篇发言，结果招致长达一年的批斗，他却精力充沛，坚持场场奉陪。
梁漱溟高寿，有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答：“少吃多动。”他不抽烟，偶尔喝酒也因迫不得已。他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
【婚姻】
梁漱溟一心向佛，未及弱冠便茹素，二十多岁仍不娶妻。父母屡屡催逼，他却一口拒绝。梁父沉潭后，梁漱溟开始研习儒学，但他认为，寻求婚姻之乐对他而言，乃是出于一种严格的道德责任。梁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之娶妻实出于好德而非好色。
一次，梁漱溟与朋友伍伯庸谈及婚事，伍问其择妻条件，梁说：“在年龄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之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伍伯庸听罢即喜道：“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可意的。”
随后，伍伯庸将妻妹黄靖贤介绍给梁漱溟。时黄已二十八岁，尚未婚配，梁要求先见一面，伍说黄家守旧，得设法进行。在伍的安排下，梁、黄二人见面，但黄靖贤衣着非常不合时样，气度如同男子，与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显得要比姐姐年龄大。梁漱溟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
但梁漱溟却很快同意与黄靖贤订婚，他后来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中说：“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关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