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曾自费到南洋群岛（今新加坡）考察，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颇为赞赏。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的想法。后弟子们将马的这一愿望，辗转传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当局表示认可，决定在四川乐山开办复性书院，实现了马一浮创办书院的愿望。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的乌尤山上，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风景绝佳。山上的“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提出，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一一赞同。
在办学经费上，马一浮当初的设想是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捐赠，为书院修建房舍、购置田产，使书院能经济独立，自给自足，但国民党政府只同意拨给一笔开办费3万元，以后按月给付经费3000元。马认为，如此一来，书院“与普通私立学校请官款补助无异”，会受制于政府。但蒋介石、陈立夫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于是1939年1月底，马一浮欣然赴川应聘书院主讲。
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学成后，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有肄业生近30人，加上参学人不足40人。
马一浮拟定的《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书院学生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马一浮认为，讲学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不敢不敬。故书院极为重视礼仪。正式讲学前，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讲典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都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将旷怡亭清扫干净，将鲜花一束置瓶放在讲桌上。开讲时，学人齐集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马镜泉记载：“书院讲授，欲阐四学。马浮拟请谢无量讲‘玄学’，熊十力讲‘义学’，肇安法师讲授‘禅学’，自己讲授‘理学’。后因大师不得其人，马浮乃先讲六经大义，独自承当，亦不得已。熊十力由于对书院规制起了意见上的冲突，开讲后不久就离开了书院，他的弟子牟宗三因此也没来书院任职。此后，书院虽曾邀请过赵熙、谢无量、欧阳渐、钱穆等人来书院短期讲学，但主要是马浮一人对学生讲学。”
1941年5月25日，书院停止讲学，从此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据马镜泉记载：“他（马一浮）所以罢讲，是因为国民党教育部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材料备核，马浮十分愤慨，即致书教育部，责以违背当时以宾礼相待之诺言，决意辞去讲席，停止讲学，遣散书院诸生。到了1942年底，学生多已离去，但有杨焕生等五人，恳请继续留院学习，获准留院一年。”
马一浮对书院取得成就，满心欢喜，他说：“书院成才，不同于今之学校。期望从学之士人人能为王者师，方尽得儒者本分。孔子门下，从学三千不为多，其中只有颜回、曾参不为少。希腊柏拉图学园，只成就一个亚里士多德，亦足以继往开来，为西方哲学宗师。”
1946年5月，马一浮回到杭州，暂借西湖葛音山庄为临时书院院舍，继续卖字刻书，以维持书院。此后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马一浮勉强维系书院至1948年，才彻底放弃。
【新儒】
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是新儒家的三位代表人物，三人亦为知交好友。
熊十力到杭州疗养，对马一浮极为仰慕，很想与之结识。熊请单不庵将其新作《新唯识论》介绍给马一浮，单怕马责怪，不敢贸然代转。熊只好将自己的著作邮寄给马一浮，但很长时间，马都没有回信。一天，马一浮亲自来拜访熊十力，长髯飘萧。熊十力问道：“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答道：“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写了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著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马大为称赞熊的著作，并答应为之作序。二人遂成知己。
熊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马一浮对《新唯识论》也推崇备至，为其作序，曰：“其称名则杂而不越，其属词则曲而能达，盖确然有见于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廓枝辞，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辟成变之义，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挢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
马一浮办复性书院时，将熊十力列为创议人。熊也对书院表现出极大的兴致。但二人的办学方法和目的却大异其趣，马一浮认为，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谋食，他说：“西洋之有学位，亦同于中国旧时之举贡，何足为贵。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 ？＇…＇”熊十力对马的主张并不赞成，他认为应按现代教育模式办书院，学生毕业也应获得一种类似的学位，且须政府授与，这样才能为学生谋出路；学院应对学生进行补贴，保证学生衣食无忧；必要时，书院应进行更名。两人唇枪舌剑，颇带意气。
1939年夏，熊十力回函，表示不再前往复性书院，而改投西南联大。他的理由是自己如入川，方位不合，恐遇不吉。马一浮精通堪舆相术，逐一辨析，坚持让熊十力到乐山，并在信中附上正式聘书，及100元舟车费。熊十力理屈词穷，只好动身前往书院。
因熊十力对赴书院本就比较勉强，到达后，他对接待及住宿环境颇有微词。一次，日军以为蒋介石住在乐山，对乐山狂轰滥炸。熊的住所着火，左脚受伤，他开始对风水之说更深信不疑，决定立即离开书院。
程千帆记载，马一浮办复性书院，请熊十力去讲学，熊登台讲演一番，与马意见不合。熊讲完后，马上去说：“熊子真讲的话完全错误，一句也不能听。”两人就闹翻了。
牟宗三回忆，熊十力一到复性书院，就写信让时在昆明的牟宗三去书院做“都讲”（即助教），但他还没抵达乐山，又接到熊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时距复性书院开张仅一两个月。
对于熊十力与马一浮此次交恶，牟宗三说：“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当熊十力到达璧山来凤驿时，对前往探视的牟宗三说：“人心险得很！”牟感叹道：“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
抗战胜利后，二人友好如初。任继愈和老师熊十力通信，熊认为任的见解有道理的，便将信转给马一浮看；马一浮复信，有时熊也转给任看。
马一浮与熊十力虽为好友，但二人多有不同。对于食物，马一浮食不厌精，熊十力则食不择味。指导学生读书，马主张遴选精华、循序渐进，熊则主张开放式读书，泛观博览。熊说，马先生取人太严，而他主张取人应宽。他曾说：“王阳明取人太严，所以王阳明以后没有第二个王阳明。曾国藩取人较宽，所以曾国藩以后不但有第二个曾国藩，还有第三个曾国藩。”
钱穆比较马一浮、熊十力二人道：“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唯己所嗜以独进为侠。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视之，转为拘谨矣。但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睽违终不能免。因念古人书院讲学，惟东林最为特殊，群龙无首，济济一堂。有其异，而益显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达此境界也。”
梁漱溟晚年回忆，他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曾到杭州拜望马一浮。梁漱溟“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与马一浮谈学时，梁自称后学。马一浮指出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只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临行，马送梁两本木刻古籍：《先圣大训》、《旰坛直诠》。梁漱溟视为珍宝，一直藏在身边。
1953年9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因与毛泽东见解不同而发生“廷争面折”，梁坚持己见，不肯认错。一连三日，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周恩来见事情急迫，便致电上海，让沈尹默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到京婉劝梁检讨，以保护梁过关。但马一浮断然拒绝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浮生】
马一浮原名福田，此后他历次更名为马忧生、马耕余、马一浮或马一佛，其心境之悲凉可见一斑。
1893年，马一浮的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夕，考11岁的马一浮学业，指着庭前菊花命他作五律诗，限麻字韵。他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母亲听后喜忧参半地说：“儿长大当能诗。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此诗果真成为马一浮一生坎坷的先兆。
从儿时起，马一浮的三姐、母亲、二姐、父亲、妻子接二连三地去世，到大姐出嫁后，马家一家七口，除一个终身未嫁的姑姑外，唯余马一浮一人！
马镜泉回忆，1900年底，马父病重，马一浮接信后忙回乡探望父亲。父亲对马在外读书极有意见，认为马不顾生病的父亲，亦不照顾妻子，是不尽本分。马至榻前向父亲问安时，父亲激动地揪着马一浮的耳朵让其跪下。因为情绪波动剧烈，父亲的病情加剧，医生亦束手无策。此时一位长者说：“要救他老父的命，办法倒还有一个，除非子女割股和药，才有希望。”一时大家都望向马一浮。这时，马一浮的二姐跑到房内拿出刀说：“弟弟是马氏门重的独苗，如果割了他的肉有个三长两短，也对不起已死去的母亲，还是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吧。”说罢便挽起袖子，用利刃割下左臂上的一块肉，和药后让父亲服下。父亲服后病情竟有好转，但一次一次如此后，便不再奏效。次年三月，父亲撒手人寰。
马一浮在给表兄鲁同的信中写道：“弟遭多故，自癸巳九月先慈见背，频年家备极运颠连。先君数撄危疾，日就衰老，旋于庚子三月忽患中风，夏秋小愈，而家二姐竞于八月病故，九月家大姐于归丁氏。先君病遂日笃，延至今年三月，百医罔效，竟于十四日9日初弃养。弟藐然一身惨遭此变，俯仰擗咏，不如无生。”
马一浮曾感慨：“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
马一浮自谓“不祥之身”，因称其生日为“禊日”，以修禊拔除不祥。
抗战期间，丰子恺向马一浮感慨，自己此生命运无常，又遇战乱。马一浮只是对他说：“无常即有常。”出门后，丰子恺越想越踏实，好像能坦然面对苦难的人生了。
1944年，马一浮作了两首诗送给丰子恺：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清河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伤恋】
1898年，十六岁的马一浮在绍兴县试中一举夺魁，声名大噪。时浙江名士汤寿潜（民国时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读过马一浮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将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给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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