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侍等听着，统不禁瞠目咋舌，阴谋为之少懈。
越数日，琦独入内廷，向英宗问安，英宗略谕数语，便道：“太后待朕，未免寡恩。”琦遽对道：“古来圣帝明王，也属不少，独称舜为大孝，难道此外多不孝么？不过亲慈子孝，乃是常道，未足称扬，若父母不慈，子仍尽孝，乃得称名千古。臣恐陛下事亲未至，尚亏孝道，天下岂有不是的父母么？”英宗不觉改容。嗣英宗疾已少瘳。命侍臣讲读迩英阁，翰林侍讲学士刘敞，进读《史记》，至尧授舜天下事，即拱手讲解道：“舜起自侧陋，尧乃禅授大位，天下归心，万民悦服，这非由舜别有他术，只因他孝亲友弟，德播远近，所以讴歌朝觐，不召自来呢。”借史讽主，语重心长。英宗悚然道：“朕知道了。”遂进问太后起居，自陈病时昏乱，得罪慈躬，伏望矜宥等语。太后亦欣慰道：“病时小过，不足为罪，此后能善自调护，毋致违和，我已喜慰无穷，还有甚么计较？况皇儿四岁入宫，我旦夕顾复，抚养成人，正为今日，难道反有异心么？”英宗泣拜道：“圣母隆恩，如天罔极，儿若再忤慈命，是无以为人，怎能治国？”太后亦不禁下泪，亲扶帝起，且道：“国事有大臣辅弼，我一妇人，不得已暂时听政，所有目前要务，仍凭宰相取决，我始终未敢臆断，待皇儿身体复原，我即应归政，莫谓我喜称制呢。”如此明惠，即间或被蒙，亦不过如日月之蚀而已。英宗道：“母后多一日训政，儿得多一日受教，请母后勿遽撤帘！”太后道：“我自有主意。”英宗乃退。自是母子欢好如初，嫌疑尽释。
韩琦等闻知此事，自然放心，惟因英宗久不御朝，中外耽忧，致多揣测。会值京师忧旱，英宗适御紫宸殿，琦遂请乘舆祷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是年冬，葬大行皇帝于永昭陵，庙号仁宗，封长子仲缄为光国公，寻复晋封为淮阳郡王，改名顼。时英宗已生四子，俱系高后所出，除淮阳王顼外，次名颢，又次名颜，幼名頵。颜甫生即夭，余见后文。越年，改元治平，自春至夏，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帘还政，乃就入朝奏事时，请英宗裁决十余件。裁决既毕，琦即复奏太后，且言：“皇上明断，裁决悉合机宜。”太后一一复阅，亦每事称善。琦因叩首道：“皇上亲断万几，又兼太后训政，此后宫廷规画，应无不善，臣年力将衰，恐不胜任，愿就此乞休，幸祈赐准！”太后道：“朝廷大事，全仗相公，相公如何可去！我却不妨退居深宫呢。”琦复道：“前代母后，贤如马、邓，尚不免顾恋权势，今太后便拟复辟，诚属盛德谦冲，非马、邓诸后所可及。臣幸际慈明，钦承无已，但不知于何日撤帘？”太后道：“我并不欲预政，无非为皇上前日，抱恙未痊，不得已而在此。要撤帘就可撤帘，何必另定日子呢？”言已即起。临事果断，不愧贤后。琦即抗声道：“太后已有旨撤帘，銮仪司何不遵行？”当下走过銮仪司，把帘除下。太后匆匆趋入，御屏后尚见后衣，内外都惊为异事。英宗加琦为右仆射，每日御前后殿，亲理政事。并上太后宫殿名，称作慈寿宫，所有太后出入仪卫，如章献太后故事。
既而知谏院司马光上疏，极言：“内侍任守忠，谗间两宫，为国大蠹，若非母后贤明，皇上诚孝，几乎祸起萧墙，乞即援照国法，将守忠处斩都市！”英宗览奏，却也动容，惟一时未见降旨。越宿，韩琦至中书处，骤出空头敕一道，自己署名签字，复令两参政同时签名。参政一是欧阳修，一是赵。于仁宗末年，入任是职。欧阳修接敕后，也不多说，当即签名。赵却有难色，修语道：“不妨照签，韩公总有说法。”乃勉强签字。签毕，琦即坐政事堂，召守忠至，令立庭下，即面叱道：“你可知罪么？本当伏法，因奉旨从宽，姑把你安置蕲州，你当感念圣恩，勿再怙恶！”言毕，便取出空头敕，亲自填写，付与守忠，即日押令出都。手段似辣，然处置奄人，不得不如是神速。且韩魏公定已密奉得旨，当非专擅者比。又把守忠余党史昭锡一律斥出，窜徙南方，中外称快。过了数月，适琦入朝，英宗忽问琦道：“三司使蔡襄，品行如何？”琦未知问意，但答言：“襄颇干练，可以任用。”英宗不答。越日竟命襄出知杭州。看官道是何因？原来太后听政时，曾与辅臣言及，谓：“先帝既立皇子，不但宦妾生疑，就是著名的大臣，亦有异言，险些儿败坏大事，我不愿追究，已将章奏都毁去了。”为了这几句懿旨，时人多猜是蔡襄所奏，究竟襄有无此事，无从证实，不过他素好诙谐，语言未免失检，遂致同列滋疑。小子尝记蔡襄平日，与陈亚友善，襄戏令陈亚属对，口占出句云：“陈亚有心终是恶，”陈即应声道：“蔡襄无口便成衰。”当时旁坐诸人，共推为绝对。且因襄欲嘲人，反被人嘲，共笑为诙谐的报应。因国事带叙及此，隐寓劝戒之意。其实襄擅吏治才，遇有案件，谈笑剖决，吏不敢欺。尝知泉州，督建万安桥，长三百六十丈，利济行人。又植松七百里，广为庇荫，州民无不颂德。万安桥一名洛阳桥，迄今碑石尚存，蔡襄亲书碑文，约略可辨。俗说蔡状元造洛阳桥，就是此处。只因戏语招尤，致触主忌。治平三年丁母忧，归兴化原籍，越年卒于家，追赠礼部侍郎，后来赐谥忠惠。仍不掩长，是忠厚之笔。
小子有诗叹道：
泽留八闽起讴歌，一语招尤可若何？
才识慎言存古训，不如圭玷尚堪磨。
英宗既降调蔡襄，复诏议崇奉濮王典礼。朝右大臣，又互有一番争议，容至下回表明——
英宗入嗣，曹后听政及撤帘，皆韩琦一人之力。宣圣所云：“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不可夺者”，如韩魏公足以当之。欧阳修、曾公亮、张昪、王珪、司马光等，类皆附骥而彰，而曹后之贤明，英宗之孝敬，亦赖是以成。欧子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诚非过誉也。彼夫真宗之初有吕端，仁宗之初有王曾，以韩相较，有过之无不及者。贤相与国家之关系，固如此哉！
第三十四回 争濮议聚讼盈廷 传颍王长男主器
却说英宗皇帝，系濮王允让第十三子。濮王三妃，元妃王氏，封谯国夫人，次妃韩氏，封襄国夫人，又次妃任氏，封仙游县君。英宗虽入嗣仁宗，但于本生父母，亦断然不能恝置。首相韩琦尝奏称：“礼不忘本，濮王德盛位隆，理合尊礼，请下有司议定名称！”当由英宗批答，俟大祥后再议。知谏院司马光，即援史评驳，谓：“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上继元帝，亦不追尊巨鹿南顿君，这是万世常法，可为今鉴。”及治平二年，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谨议崇奉濮王典礼。各大臣莫敢先发，惟司马光奋笔立议。略言：“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应准先朝封赠期亲等属故例，垂为常典”云云。于是翰林学士王珪等，即据司马光手稿，略行增改，随即上奏。其文云：
谨按《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谓皆如亲子也。所后者，即指继父母言。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不二斩，特重于大宗，降于小宗也。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传曰，何以大功？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也。先王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推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濮王谥安懿。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窃以为濮王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谯国、襄国、仙游，并封太夫人，考之古今，名称最合，谨具议上闻！议上，韩琦等谓：“珪等所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请令珪等复议！”珪等又议称：“濮王系仁宗兄，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欧阳修独加驳斥，援据丧服大记，撰成《为后或问》上下二篇，大旨说是：“身为人后，应为父母降服，三年为期，惟不没父母原称，这便是服可降，名不可没的意思。若本身父改称皇伯，历考前世，均无典据，即如汉宣帝及光武帝，亦皆称父为皇考，未尝易称皇伯。至进封大国一层，尤觉与礼未合，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于是廷臣又奉诏议礼，正在彼此斟酌，互相辩难的时候，忽接到太后手谕，诘责执政处事寡断，徒启纷呶。理该责问。英宗乃下诏道：“朕闻廷臣集议不一，权且罢议，现着有司等博求典故，妥议以闻！”既而礼官范镇等，又奏称：“汉时称皇考，称帝称皇，立寝庙，序昭穆，均非陛下圣明所当法，宜如前议为是。”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复主张昪议，力请照行。章凡七上，均不见报，乃共劾韩琦专权导谀。欧阳修首创邪议，曾公亮、赵等附会不正，均乞贬黜！这种弹章，呈递进去，当然是不见批答。韩琦等亦上言：“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请明诏中外，核定名实。至若立庙京师，干纪乱统等事，均非朝廷本意，应饬臣下不必妄引”等语。英宗正信用韩琦等人，胸中已有成见，不过廷臣互有争端，一时未便下诏。越年，竟由太后手敕中书道：
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载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特此手谕！
韩琦等奉到此敕，即转递英宗。英宗即日颁诏，略云：
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所有称皇称后诸尊号，朕不敢闻，令内外臣民知之！此诏。
诏既下，又命就濮王茔建园立庙，封濮王子宗朴为濮国公，主奉祠事。所有濮王尊讳，令臣民谨避，濮议遂定。当时盈廷揣测，统说太后一敕，主张追崇，英宗一诏，半安退让，统由中书主谋，借此定议。平心而论，此议不得为谬。吕诲等以论列弹奏，不见听用，缴纳御史敕诰，自称家居待罪。英宗命閤门还敕，不令辞职。诲等又复奏固辞，且言与辅臣势难两立。并无不共戴天之仇，何必出此危词？宋臣虽有气节，究未免市直沽名。英宗览到此语，不免懊恼，因转问韩琦、欧阳修等。琦、修等齐声奏道：“御史等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黜臣等。”英宗不答。翌日，竟诏徙吕诲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吕大防知休宁县。司马光等上疏，乞留诲等，不报，复请与俱贬，亦不许。侍读吕公著，上言：“陛下即位二年，纳谏未著美名，反屡黜言官，如何风示天下？”英宗仍然不从。公著因乞外调，乃出知蔡州。一番大争论，从此罢休。
话分两头，且说文彦博罢相，出判河南，封潞国公。接应前回。至治平二年，自河南入觐，英宗慰劳有加，且语彦博道：“朕得嗣立，多出卿力。”彦博悚然道：“陛下入继大统，乃先帝意，及皇太后协赞成功，臣何力之有？况陛下即位，臣方在外，韩琦等仰承圣旨，入受遗诏，臣又未尝预闻。今蒙陛下奖及，实不敢当。”英宗徐答道：“卿可谓功成不居了。今暂烦卿西行，不久即当召还呢。”彦博乃退。寻即有旨改判永兴军。彦博方去，忽富弼自称足疾，力请解政，英宗不允。弼偏隔日一奏，五日两疏，坚辞枢密。看官道是何因？原来嘉祐年间，弼入相，适韩琦为枢密使，应三十二回。凡中书有事，往往与枢密相商，至此琦与弼易一职位，琦事多专断，未尝问弼，弼颇不怿。当太后还政时，弼毫不预闻，忽韩琦促请撤帘，弼不禁惊讶道：“弼备位辅佐，他事或不可预闻，这事何妨通知，难道韩公独恐弼分誉么？”褊心总未易去，富郑公尚且如此。琦闻弼言，也语人道：“此事当如出太后意，不便先事显言。”弼心中总觉不快。英宗亲政，因弼尝与议建储，特加授户部尚书。弼曾乞辞道：“建储系国家大计，廷臣等均有此议，何足言功？且陛下受先帝深恩，母后大德，尚未闻所以为报，乃独加赏及臣，臣何敢受！”此语恰很公正，与文彦博奏对略同。英宗不从。再奏仍不允，弼乃强受。至是连章求去，始命弼出判扬州，封郑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