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以俯撖哥伦比亚河潺潺的流水。李母曾这样形容女儿：你无俱风吹，也无俱水涛。这是李月英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世界周刊》曾这样描述李月英：1912年，李月英出生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Portland）一个小康之家，父亲经商，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照顾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对华人移民的歧视很深，华人的地位低下，连选择的工作都受到限制；然而李月英的人生却相当活跃，对于想做的事，绝对勇往直前。她从青少年时期起，就相当热中运动，游泳、排球、驾车都难不倒她。
李月英1929年高中毕业后，在波特兰市中心的一家百货公司找到电梯操作员的工作，这是当时华人女性被许可从事的少数工作之一。胸怀壮志的李月英，并没有在这份工作待太久，因为有更重要的人生任务在等着她。
1932年可以说是李月英人生的转折点，有机会第一次搭乘飞机，从那时起，她便爱上飞行。
她在20岁那年加入在波特兰市的一所华人飞行俱乐部，接受飞行课程，当时他的老师是美国著名的飞行员AlGreenwood。观念传统的父母亲坚决反对李月英飞行，但是李月英心中一股“定要飞上青天”的坚持，让她实现了梦想。
谈到李月英对飞行的热爱时，她的妹妹FrancesTong说：“那是一个想法，要去做一件自己梦想的事，李月英热爱冒险，且做了件传统华人女性不可能会去做的事。”
一段时间的飞行课程后，李月英成为第一位拥有飞行执照的华人女性。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女飞行员的比率只有1％，更何况是华人女性。她不但打破对华人女性的刻板印象，同时展现的是，华裔女性在男性支配的社会中，也有与男性竞争的能力。
同胞们赞赏李月英的风趣与活泼，有幽默感，也很淘气，恶作剧的功夫一流。例如她用口红在自己与同事的飞机机尾写上中国字，一次她开一名身材肥胖的女飞行员玩笑，在对方机尾写上“肥臀”的绰号，让大家印象深刻。
李月英还有一个特色，不管在任何大城市或小乡镇，她总能找到中国餐馆吃上一顿丰盛的中国菜。而且她能烧一手好菜，也经常下厨，好像是“大黄蜂”轰炸机的飞行员SylviaDahmesClayton说：“Hazel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了解不同的文化，增广我的视野，也扩大了我的生活领域。”
今年49岁的Rosenberg，是退休的历史教师，基于对历史探究的兴趣，自1997年退休后开始从事纪录片的拍摄，首先拍摄的纪录片“麻将与回忆”是犹太女性与麻将的故事，李月英的故事是他的第二部纪录片。他说：“拍摄这部片并非计划内的事，而是一个缘分的安排。”
数年前的一日，Rosenberg在图书馆翻阅一本历史书籍，其中一个段落立即吸引他的注意，书中提到有一名华裔女飞行员，于1944年在执行勤务时撞机身亡，这个女飞行员就是李月英。虽然只是一段简单的描述，他对李月英的好奇却挥之不去。他循线找到李月英的妹妹FrancesTong，表示想了解更多李月英的事，她在电话中简单地说：何不到家里来谈谈。
Rosenberg记得来到李月英妹妹家的那一天，她打开门，未请他入屋，站在门口仔细端详门阶上的他，然后说：“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60年了。”她向Rosenberg表示，一直等待有人将李月英的事迹正式记录下来，理由是“对李家来说，这是一段悲痛的历史，李月英为美国在战争期间殉难，却从未有人向他们说声谢谢，也未得到任何应有的尊敬”。
第2章 特邀嘉宾美国警察与中国警察，孰是孰非？（1）
我是爆破专家，主张全世界人人拥有炸弹，捍卫民主自由。你身为警察，对我这番话做何感想？
“你在国内是公安局的侦察员，算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可你为什么到美国重新开始呢？”
我对女主持人笑道：“不是说今天只是轻松的闲聊吗，怎么一下子转移到沉重的话题上来了？”
“我们的听众可都不是等闲之辈噢。”她言外之意是让我不要掉以轻心。
我当然明白这位观众想问什么，可我又不想去翻腾那些陈年旧事。林冲放着八十万禁军教头不当，跑上梁山做山贼干什么，这还用问吗？痛苦又无奈！
我说，我可不是脑子一热跟着赶时髦，我可是苦思苦想了很久才下了出国的决心，带着200美金到美国受洋罪。这些年，中国经历了不少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也终于翘首以盼，跨入了21世纪。邓小平不是总说向前看吗，我也要向前看，希望我这块料将来回国也能派上用场。
“银幕上的警察跟实际生活中的警察一样吗？”
这样的问题倒可以聊一聊，这一定是个警匪片的忠实观众。我冲着镜头不紧不慢地说，银幕上的警察是假的，情节是虚构的，失败了还可以重来。生活中的警察要应付各种紧急情况，失败了就可能是千古遗恨，无法弥补。当然，电影里的情节经过了艺术加工，既精彩又刺激，而我们的日常警务却枯燥得很。还有一点，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漂亮妞儿主动邀警察喝咖啡，没有多少女人情愿跟警察过日子。
我说这话时就想到了我自己。
“采访结束咱就去星巴克，我请客。”女主持人不失时机补了一句。
“那当然求之不得，不过你要请美国警察可得小心，他们可得寸进尺。”一句话逗得漂亮的女主持人咯咯直笑。
“请问这位嘉宾，在国内，富人区的警察彬彬有礼，穷人区的警察吹胡子瞪眼，请问美国的警察是否也势力眼？”
“要说势力眼，那可是人类的通病，就拿你来说，”我指了指镜头，“如果大年初一朱镕基和居委会主任同时到你家拜年，恐怕你的态度也不一样。警察也是人，难免也有势力眼，关键是执法过程中，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更不能见了权贵就哈腰，见了百姓就瞪眼，那样有辱胸前的警徽。但人无完人，个别人在所难免。另外，警察的态度往往取决于对方的反应，如果服从指挥，认错认罚，警察也犯不上跟你动粗。如果遇到那愣了巴叽不上路的，你越客气，他越蹬鼻子上脸，那就只好动横的了。”
女主持人笑道，那这位观众说得不错，你们警察就是见人下菜碟。我说，谁都一样，上次回国坐火车，车站门口乱哄哄地挤满了人，头戴大檐帽的检票员见我西装革履的，十分客气地请我进了站，车票都没验。我扭头刚要致谢，就见他正抡圆了胳膊抽一个外地模样的人嘴巴，那个外地人一声没吭就溜到旁边蹲着去了，想必是个想蒙混上车的主儿。按这位观众说的，这不就是典型的势力眼吗？可他要是换一个处理方式行不行呢？把那个外地人和他的老乡们都放进去，然后给我来个大嘴巴，那还不早乱套了？女主持人又笑得前仰后合。
又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字一板地像在背台词：“我是爆破专家，主张全世界人人拥有炸弹，捍卫民主自由。你身为警察，对我这番话做何感想？”
嘿，刚说有不上路的愣子，这就冒出来一个，还问我有何感想，我觉得不错，全世界的警察都得说不错。人人拥有炸弹，警察可就成了21世纪最抢手的热门职业，福利待遇肯定大大提高，人们也不会去争先下海经商或改行学电脑，都得改行当警察。我心里说，难道本·拉登的门徒都发展到了中国不成？
那人还想接着说，被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掐断了电话，又接过来一个新的。
“如果美国人到白宫、国会门前示威，美国总统命令开枪镇压，你身为警察，应该怎么办？”
又是个沉重的话题，我瞥了一眼女主持人，她摊开双手，耸了耸肩，意思是你看着答吧。
美国虽然是个人权国家，可争取人权的示威却比哪个国家都多。女权、同性恋、三K党、新纳粹，还有百万黑人大游行，都发生在白宫、国会附近。美国宪法保障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华盛顿经常发生游行示威的那条街就叫宪法大道。在美国游行，要向警察局申请，告之游行的主题、规模、时间还有路线。警察局只能批准，不能批驳，所谓申请不过是备个案。如果美国总统说百万黑人游行是为了围攻白宫，命令警察开枪镇压，我想不会有人执行这样的命令，下命令的总统反会遭国会弹劾。相反，如果游行队伍中有人纵火、抢劫、袭警，那么警察也无需等任何人下命令，即可采取相应强制措施或镇暴手段，直至开枪。警察的职责是执法，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其上。
第2章 特邀嘉宾美国警察与中国警察，孰是孰非？（2）
“常见媒体披露美国警察实施暴力，是否真有其事？”
这位观众准是又提起多年前洛杉矶白人警察暴打黑人醉汉罗德耐·金的案子。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警察每天出生入死不见有人理会，百年不遇犯一回错就成了人们永恒的话柄。
我是警察，自然要向着警察说话。我说，暴力这个词容易引起不好的联想，用我们的术语，那叫强制力，是法律赋予警察的特殊权力。警察不是牧师，必要时就得以暴治暴，所以看上去很暴力。几年前，有个大陆来美考察团，没等入境便集体要求政治庇护。机场动用了特警要把他们原机遣返。这批人坐在地上，手挽着手，誓死要留在美国。
“还有这事，那结果呢？”女主持人听得入了神。
结果被美国特警连推带搡地扭上飞机。当时他们冲着围观的人高呼：美国警察打人了！
“那警察说什么？”
“警察哪知道他们在喊什么，说不定还认为在骂他们呢！”
“那美国警察真的打人啊？”女主持人很是惊讶。
“笑话，谁说过美国警察不打人？警校的搏击训练不就是教新警察打人吗？我们腰上挂着的那些家伙什不就是帮助把人打得更狠吗？就连使用武器的规定都跟国内不一样，不仅不许鸣枪，而且要瞄准要害部位打，还得连击两枪，保证打得结结实实的才行。所以，光说警察使用暴力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关键是警察是否滥用了权力？像机场那个考察团，把自己的祖国羞辱一番后，并没有得到鲜花和媒体采访，反倒换来暴力遣返，尝到了法制的滋味。”
“头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事，以后得请你多来几趟。”
对话时间快到了，工作人员接通了最后一位观众来电。
“中国入世，各行各业都在朝国际接轨。你由中国警察到美国警察，自己先把轨接上了，请问中国警察应该如何接轨，走向世界呢？”
“这可问到点子上了，我又不是公安部长，可不敢妄下断语。”
“谦虚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女主持人笑着鼓励道。
“你说得轻巧，我父亲当年就是信了这句话，被打成了右派。”
“美国新闻自由，你就敞开说吧。”
“真的？”我用手一指旁边那间屋子，隔着玻璃，只见一个白人正坐在写字台前，头上还戴着耳机。
我说：“他是不是在监听？我一进来就看见了。”我笑着问她。
“哇，你可真厉害。”女主持人吃惊地看着我。
“我才不怕呢，逗逗你。”
有关美国警察的情况，我还真不能什么都说，我们也有纪律啊。至于中国方面，也不好说，因为牵扯的问题太多了。可人家问你，不能假装没听见啊。我低头喝了几口水，给自己几秒钟时间思考。对，就从中美警察的不同谈起吧，我把两根钢轨都摆在你面前，怎么个接法儿，你自己拿主意。
中美警察警务范围不一样。中国警察分工很细，如派出所的民警，交管局的交警，巡警队的巡警，还有办大案的刑警，各司其职，各管一段。美国警察没有这么细的分工，一警多能，什么都得会，都得管。执法实践中遇到的案子往往一个警种处理不了，比如交通违章，往往牵扯出其他刑事犯罪，总不能说交警处理一半儿，刑警再处理另一半儿吧。
中美警察执法权也不一样。美国警察有滞留权、讯问权、搜查权、逮捕权，我依法逮捕嫌犯，不需要请示任何人，铐上手铐就往监狱送，然后协助检察官把案子一办到底。而中国警察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则要经过许多请示和审批手续。
基于以上两点，决定了中美警察的标准不一样。这就涉及到招募标准、训练科目、考核与淘汰，以及监督、奖惩等一系列管理机制。在国内的警察刊物上，常有警察该不该佩枪的讨论。其实，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佩枪，而是如何让每个警察都达到从警的素质和标准，而放心大胆地把枪发给他们。
“警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或标准呢？”
“首先，警察要有强健的体魄，以一当十，不能光说不练。”我说，“不信你给我一分钟，我一口气做一百个俯卧撑”。
“我信，我信。”她边说边用细嫩的手捏了捏我的胳膊。
“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