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正年）││├─┼───┼──────┼────────┼───────┤││俞弁│续医说│一五四五（明世│卷十有杨梅疮│││││宗嘉靖二干四年）││├─┼───┼──────┼────────┼───────┤││薛立斋│外科心法良方│一五五六（明世│有杨梅疮│││││宗嘉靖三十五年）││├─┼───┼──────┼────────┼───────┤│四│徐春甫│古今医统│一五五七（明世│有杨梅疮│││││宗嘉靖三十六年）││├─┼───┼──────┼────────┼───────┤│五│楼英│医学纲目│一五六五（明世│卷十九有杨梅疮│││││宗嘉靖四十四年）││└─┴───┴──────┴────────┴───────┘┌──┬───┬──────┬────────┬────────┐│六│窦梦麟│窦氏图经疮│一五六九（明穆│卷五有杨梅疮││││疡经验全书│宗隆庆三年）││├──┼───┼──────┼────────┼────────┤│七│李挺│医学入门│一五七六（明神│卷七有杨梅疮│││││宗万历四年）││├──┼───┼──────┼────────┼────────┤│八│龚廷贤│万病回春│一五八七（明神│卷八有杨梅疮│││││宗万历干五年）││├──┼───┼──────┼────────┼────────┤│九│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五八八（明神│卷十八有杨梅疮│││││宗万历十六年、││├──┼───┼──────┼────────┼────────┤│十│王肯堂│疡科证治准绳│一六0八（明神│卷五有杨梅疮│││││宗万历三十六年）││├──┼───┼──────┼────────┼────────┤│十一│陈实功│外科正宗│一六一七（明神│旨囚十一有杨梅疮│││││宗万历四十五年）││├──┼───┼──────┼────────┼────────┤│十二│陈司成│霉疮秘录│一六三二（明思│为有关杨│││││宗崇祯五年）│梅疮的专著│└──┴───┴──────┴────────┴────────┘
这些著作年表〔注六〕可以使我们很容易的看出来，梅毒的传入中国，在医学史上几乎是一个突变。它在十六世纪的序幕时代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它是西洋近代文化影响中的一个先头部队，它比钟表、眼镜、几何、历法等都抢先走进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这个国度，使这个国土上的人民忽然张皇失措〔注七〕，它又转渡日本，使这个岛国因它而死的比例占全世界第一！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中，它独占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挡不住它，任何文化导演摆布不了它，它来自近世文化的源头，走向全盘交易的尾间，它好像骄做的告诉那些为西方轮船设立码头的国家：“你们不是要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吗？你们也得同时接受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坏’文化。我知道你们想超越前进、想择善而从，但是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西方近代文化的这点光芒，是经过多少千辛万苦换来的，即使有流弊，他们自己都甩不掉，而你们却想取长舍短、后来居上，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
在上面的文字里，我用了一点简略的考证，考证梅毒溜进中国的历史，我所以愿意公布这段考证，乃是因为我相信在目前文化问题的论争上，这段考证可以轻易的使许多谬说变为可笑。
原来在中国传统上，千百年来，有一个妙传统，可以叫做“唱高调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一件事不管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只要高调唱得好，大家就纷纷拍手，说他是“圣人”、是“教主”、是“大儒”。
在“唱高调的传统”里，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大题目，比如“天人合一”啊、“内圣外王”啊、“郅治大同”啊……多得是。
这些大题目，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做一些文人的敲门砖，使其中一部分脱颖为“圣人”、“教主”或“大儒”。至于对题目本身来说，虽然在每个题目下都堆了一堆臭八股，可是“天”、“人”还是没“合一”起来！
妙处就在这儿，正因为“天”“人”根本就无“一”可“合”，所以历代的文人们才可以摇头摆尾的大作文章；正因为“大同”
达不到，所以大家才愈谈愈起劲！
“唱高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人格开始多边了，大家都学会了纸上写和口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
所以，流风所及，一个屠户，可以挂着羊头，卖他的狗肉；一个皇帝，可以打儒家的招牌，演法家的戏法；一个国粹家，可以领美国人的津贴，大骂别人崇洋媚外。可是，大家谁也不警觉，大家还是唱高调。
大家把调儿唱得高高的，然后钻进里面去陶醉。
所以，只要有人出了题目，大家就会打如意算盘。
在这次文化问题的论争中，中国文人老毛病又来了，许多人又唱高调了。
这个高调儿非常动听，它符合中国人的中庸气质，也接近中国人的大团圆思想，这个高调就是文化的选择论。
一些浮夸的妄人们相信文化可以自由自在的任意选择，可以一方面“发展自己之长”，一方面又“兼有人家之长”，这样“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的结果，可以“超胜古人、西人”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谁能说这个高调儿唱得不好呢？谁能说这不是如意算盘呢？谁不想占“取长舍短、择善而从”的便宜呢？
但在事实上能行得通吗？事实的发展能照我们的文化导演们来指挥吗？事实上如果行得通，我想我们前一辈的文化导演们，绝不会把“梅毒”选进来！由此可见，“取长舍短”的好梦也只是好梦而已，曲终梦回之日，却是梅毒满身之时，“择善而从”云云，岂不是空话吗？
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尤其对有过“汉唐雄风”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在这种优势文化的猛扑下，多少汉家的好儿女，莫不摩拳擦掌，想在西化的大河下做一块中流砥柱。
用讨价还价的手法，买椟还珠的努力，挽一挽既倒的狂澜。他们用力之勤、用心之苦，是可以佩服的；但那种不管事实上能否行得通，却硬在理论上炒陈饭的劲儿，却是可怜的！
更可怜的是，当他们都在大做好梦的时候，有人出来说：
“梦固然好，可是究竟是梦！”于是他们光火了，于是他们说，这个讨厌的青年人是浮夸的、是“文化太保”。
听到他们这样骂我，我笑了。我笑就拿“文化太保”四个字来说，这就是一个被“西化”了的专有名词：“文化”二字在中国古书里，本是相对于“武功”的一种狭义解释〔注八〕；而“太保”两字，本来是一种官名或师巫〔注九〕。换句话说，这两个词汇在现代化的潮流里，已完全失掉它们的原始意义，“文化”已变成拉丁文cultus、德文kultur、英法文culture的意译；“太保”已变成德国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的音转。可见在不知不觉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小小的一两个词汇都要受到洗礼，我不信还有什么高调，能挡得住那江河浩荡的西潮！
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注一〕关于“梅毒”的研究，进一步的文献可看：
a。RichardD。HahnandJosephEarleMoore；“Sypilis”inA。E。SmithandP。L。Wermer（dse。）“ModernTreatment”（NewYork；London；1953）。
b。ThomasParan，“ShadowontheLand：Syphilis”（NewYork；1937）。
c。NelsA。NelsonandG。L。Crain，“syphilis；GonorrheaandthePublicHealth”（NewYork；London；1938）。
d．Evanw。Thomas；“Syphilis：ItsCourseandManagement”withbibliography（NewYork，bendon；1949）。
〔注二〕日本Okamura、Noohi两人说梅毒在一五0五年进入中国，是葡萄牙商人到东方来做买卖，经过印度时传染上的。
〔注三〕见《汉书》司马相如传，其实消渴乃今日的糖尿病。参看《医剩》引王世懋《二酉委谭》。
〔注四〕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诗）：“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六贵同杯酒。”
此诗中“花柳”乃指花街柳巷。“花柳”当病名来用始自日本人。
〔注五〕孙思邈（唐人）《千金要方》：“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未涂之。”又窦汉卿（宋人）《疮疡经验全书》：“霉疮由于与生疳疮之妇人交合，薰其毒气而生。”这些记载都充分表明了中医那种“医者意也”的妄断。
其实唐宋人此类文字只是指风疠疥疮风等病而言，并不是梅毒。
〔注六〕其他关于梅毒的史料，明清两代很多。重要的有《人身图说》，韩悉（对不起，不会打，上矛下心）的《杨梅疮论治方》，鄂尔泰奉敕撰的《医宗金鉴》，嘉约翰的《花柳指迷》等。
〔注七〕《霉疮秘录》的作者，在他的书中“总说”里写道：“余家世业医，自高祖用和公至不佞已八世，方脉颇有秘授。独见霉疮（即梅毒）一症。
往往处治无法，遂令膏梁子弟，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育，深可怜惜。于是遍访专门，亦无灼见。细考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午会之未，起于岭南之地。至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
〔注八〕《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束哲《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注九〕《书经》“周官”：“立大师、大傅、太保，兹唯三公。”《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师、大傅、太保，是为三公。”又《姚氏纪事编》：“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三月上谕：‘严禁五圣庙，革除太保。’”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同年十一月十二号，我同尚勤逛台北牯岭街的书摊，她发现一本美国海贝植（LeRoyF。HeimburgerM。D。）的《梅毒详论》（Syphilis），是民国十三年中华医学会发行的。书前有一章《梅毒的历史》，其中一段话可资参考。
有谓中国古代史上已载有梅毒之病症，在西洋史上首先发表者为香港法国领事Dabry氏，时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氏又谓在那稣降生前二千七百三十六年之黄帝所著内经内曾引述之，但王占民医士则谓其无据，且谓中国古代之医学书上从无论及梅毒病之只字者。（页二）附录李成先生来信
李敖先生：
先生一向主张西化是全盘的，其间没有选择的余地，准此，则梅毒也非接受不可，但，依逻辑：与梅毒全盘连在一起的，还有六0六、九一四、盘尼西林，乃至染了性病，可获免费（国立医院）的治疗，并将由何人传染过来向有关当局告发，俾便强制传他也来接受治疗。这类在欧洲多国行之已久的立法，也是全盘与梅毒连在一起的，先生似应强调一下，俾读众可窥全豹。
同理，“太保”也全盘接受了，然而人家从教育、宗教、家庭等等方面如何苦口婆心劝化太保，这方面的措施，也是全盘属于大保问题的，也希望先生多多研究。
又如对于异己思想的容忍，也是全盘民主风度中的重要一环，西化论者似宜特别注意。
至于西化可否选择问题，自是见仁见智，一时似乎难获结论。
但正如先生所指出我们老祖宗善于内法外儒、夜行采纳之类，现在我们的“老前辈”本领也不小：当此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人家殖民地住下，享受人家的法律保护、人权保障、言论自由；然后，拿美援、办书院、接受殖民地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一面放言高论传统道说国史之重要，慨叹于人心之不古，“中华民族花果飘零”，一面可以纳女学生做姨太太，还可以用美援送她去美国留学，这种选择，真深得中体西用之妙呢，你能说他们不是圣之时者么？
西化应全盘，还是选择，真是难说，先生以为如何？
读者李成十月二日香港
论“处女膜整形”
打开报纸，常常可以看到两种奇妙的广告：一种是“警告逃妻”；一种就是“处女膜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