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绑一片很大的能拖到地面的棕榈树叶，及时清扫走过的脚印。
对于印度的“达利特人”来说，“消灭一切剥削压迫制度”的马列毛革命理论，简直就是他们量身订作的。
当社会主义革命通过苏联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英属印度渗透时，和军队一起送过来的，还有打碎旧社会旧秩序的革命思想。
比起来自北方的红色军队，英国人害怕的是红色思想在印度漫延，尤其是“贱民”中间漫延。
所以1941年停战后，英国人和当地的印度中上层联起手来，拼命地抑制“红色思想”在印度底层漫延，甚至不惜动用了军警、地方宗族势力以及绞刑架。
而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后，英国官方的一个“奇思妙想”就是，借助阿尔托利娅的“神使”，组建一支“宗教化”的殖民地军队。这支军队以阿尔托利娅为崇拜对象，打着圣战的名义为其而战，这种被宗教洗脑的军队，作战意志不成问题，是极好用的炮灰。
在埃及传教成功后，阿尔托利娅于1944年七月来到印度，以神使的身份开始在这里传教，英国政府想通过她，改变印度人不堪入目的作战意志，从而建立起一支狂热的宗教型军队，作为替英国人在各地战场上充当维护其殖民地利益的炮灰。
而英国人引入军队的宗教，自然就是英国的国教。
历史上，英国人虽然早早地把印度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活动增加，然而，如同其他非印度教的宗教一样，基督教在印度亦受到主流宗教的敌视和排斥。
过去的两百年时间里，印度人用蹩脚的英语这样描述基督教在印度的传播过程：基督教是恶魔的宗教，基督徒大量饮酒，做过很多坏事，基督徒是毁灭的同义词。
早期的基督传播是受到印度中上层极大的抵制，唯有底层走投无路的人，比如贱民，首陀罗，才会去信奉基督教。而基督教的两个分支，天主教在传教时，为了获得当地上层的支持，不惜将自己“印教教”化，在穿着饮食甚至生活习惯和宗教仪式上都模仿当地的印度教，甚至自称为西方的婆罗门。不仅如此，他们还延续了当地印度教的各类陋习，比如童婚、萨提制等等，最关键的是，不同种姓的信徒在不同的教堂祈祷，吃不同的圣餐，甚至在不同的井水里洗手等等，简直可以称之为披着基督皮的婆罗门。
而新教，包括英国的国教，在这一点上要比天主教进步得多。他们直接向印度人宣传“人人生而平等”，反对种姓制度，认为他是非人道罪恶的制度，由此得到了印度下层人民的支持，甚至还因此推动了印度教自身的改革。
不过英国国教在印度传教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官方也以默许和暗中支持态度鼓励其在印度传播，但其影响力，主要也维持在印度地区沿海一代的较发达城市，并未过多的深入内陆。
主要原因一是印度内陆较为落后，当地土邦王公和土著宗教力量对这种侵犯自己利益的宗教本能地抵制，二是官方也担心引发不必要的宗教冲突，影响英国对印度的统制力度。加上过去历史上印度人因为子弹涂牛油猪脂和信仰冲突的原因，发生大规模的兵变起义，英国官方对宗教问题引发的再次兵变心有余悸，所以这方面也采取了相对消极的“中立”态度。
1940欧洲战争结束后，印度地区的分离势力再次抬头，虽然英国政府靠着鼓吹“布尔什维克威胁论”暂时压制住了蠢蠢欲动的当地土邦王公。但是英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在印度问题上必须进行新的变革，否则这颗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迟早会失去。
怎么个变革法？
过去的几年里，英国人想出各种手段，但效果都不能让人满意，直到阿尔托利娅出现，他们通过在埃及“试验”成功后，决定使用阿尔托利娅提出来的激进的方案——那就是加大英国国教在印度，尤其是印度在下层的传播力度。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解决印度问题的首要关键。”
吸收了林汉部分知识的阿尔托利娅，毫不客气地从林汉的“认知”里，拿出她所需要的观点出来，写了一篇名为《印度现阶段各阶级分析》的文章，交给了英国首相。
“印度有五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以及贱民。”
“婆罗门、刹帝利是印度各个土邦王公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和各地的土邦势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印度的国大党，社民党，一堆的各式各样的党派，这些党派不过这些人推出来，和大英帝国讨价还价的代言人罢了。”
“国大党，社民党这些印度党派，对印度独立是什么态度，婆罗门、刹帝利这个种姓，骨子就是什么态度。”
“这两个族群，表面上好象依附于大英帝国，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大英帝国的朋友。国大党、社民党这些叫嚷印独的人，是站出来当坏人的，而他们背后的土邦王公、波罗门刹帝利的高种姓人士，假装不吱声，中立，实则在背后提供资金支持，不过是拳击场上偏帮被收买的裁判。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好象提拉克和甘地不同一样，一个激进，一个缓和，但骨子都是印独分子，二者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知道这些人很不老实，但我们要维持自己在印度的利益，还是必须通过这些两面三刀阴险小人进行。我们在不得不和他们合作的同时，心里也须打起十二分的警惕。而针对他们的政策，我的意见是三分安抚，三分无视，三分打击。”
“吠舍、首陀罗，印度底层，这个阶层的印度人，大多数是文盲，满脑子浑浑噩噩，印独、自由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远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提升成刹帝利和波罗门更有吸引力。而这个阶层的印度，占了印度人口的近三分二之强。”
“吠舍、首陀罗想要的，我们大英帝国可以给他们。而印度的土邦王公这些波罗门出身的人，却不可能给他们。甘地、尼赫鲁要搞印独，只要吠舍和首陀罗不支持，光靠只有少数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上窜下跳，是没有用的。”
……
“至于印度的贱民，这个位于印度种族制度中最底层的阶级，过去我们一直无视了他们，但实际上，这个阶级改变自己阶级地位的欲望，比印度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强烈。谁能给他们希望，他们就会支持谁。”
……
在阿尔托利娅交给英国首相的意见书里，阿尔托利娅的态度是拉拢印度下层的三个阶级，即吠舍、首陀罗以及贱民，而对上层的波罗门和刹帝利进行“适当”地打击。
她的意见过去百年里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政策：支持印度上层，通过上层吸中下层的血完全是大相径庭。
不过在看完了阿尔托利娅的详细说明计划书后，艾德礼觉得有价值，于是拿到英国高层中间进行秘密讨论。
阿尔托利娅的建议，其实和林汉向中苏上层提出的，帮助美国反动势力消灭的美国的进步力量的设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关键核心，还是围绕着“加大印度国内的阶级对立”这个核心进行。
在阿尔托利娅提出来的建议，她的观点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要使用各种手段，打击婆罗门、刹帝利上层中主张废除种姓制度的进步势力，用暗杀、制造丑闻、扶持那些坚持种姓制度顽固派上台等各种手法，加大印度上层和中下层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让印度的中下层，过得更加困苦不堪，让印度婆罗门、刹帝利，变得更加腐朽不堪，加大他们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用阶级矛盾，来掩盖他们和大不列颠帝国间的矛盾。”
“那些坚持种姓制度的顽固派，我们要扶持他们，让他们成为印度上层的‘代表’，由他们来挥舞印独的大旗。”
“那些主张废种姓制度的激进改革派，我们要打击他们，让他们在印度消失，让他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一个脱离了底层支持的印度上层，他们叫嚣的‘印独’，也只是乌鸦叫，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这矛盾加剧的过程中，大英帝国必须提防的一点是，不能让这些狡猾的印独份子，把矛盾转移到帝国身上。所以在种姓矛盾上，大英帝国必须站出来，表明自己支持废除种姓制度的态度。”
“但是，我们的支持只能体现在嘴巴上，而行动上则必须是反着做，继续加大印度人之间的阶级对立。”
“但是，光靠说一套，做一套，要得到印度中下层的支持，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给印度的三、四、五等人以希望，给他们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
“我们无法将上亿的印度三四五等人变成一等人和二等人，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中的千分一，或百分一的，有用的下等人变成中等人和上等人，给这些底层的人看到上升的希望。”
“印度是个阶级固化十分严重的国度，上层的位置全部被坐满了。依我的计划，我们额外地在上层里添加几张椅子，必然会引发他们的不满。他们的不满，反对，还有抗议声，就是帮我们向印度的底层证明大英国帝国反对种姓制度态度的最好证据，也会促使这些印独份子和中下层的矛盾继续加大。”
“关于给印度低种姓提升地位的做法，官方直接出面下场并不合适，所以这事，我认为应当从宗教入手……”
在那份建议书的最后，阿尔托利娅拿出来的是在印度人中，增加“荣誉不列塔尼亚人”身份和“圣战士”的建议。
第472章阴险的阿尔托利娅
“马克斯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被迫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
——恩格斯
对1941年后的英国人来说，他们在印度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来自印度中上层中的“印独”势力，另一个则来自东方的中国和北方的苏联“出口”的“红色浪潮”，从底层发动的解放力量。
林汉“生”下的几个舰灵中，李华梅继承了他的正义性，喀秋莎继承了他的劣恨性，而阿尔托利娅，则接受了他人格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性。
阿尔托利娅是英国舰灵出身，维护英国的利益，防止日不落帝国的太阳下山，是她的天然使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她会不择手段。
1941年后，随着印东北五省和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被苏联割走，从前“一片太平”的印度大陆内部，这几年里也陆续出现了打着布尔什维克旗号的印共武装组织。他们学习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反对种姓制度，同时也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
不过有过中国战争的教训，英国政府对此已十分地警惕，对这类组织严防死守。这些新出现的苏维埃政权，能存在的周期很短，不等他们坐大，英国人和当地土邦首领组建的“反布尔什维克同盟军”很快就派出大军将其剿灭，连根拔起。
但阿尔托利娅交出那份计划书后，英国政府对印度出现的印共游击队和地方土邦势力的态度，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同年十月，英国政府和当土著势力协商后，同意给西孟加拉邦予“完全自治”的权力，获得自治权力的地区主要是该省内陆地区，沿城市还是在英国人的完全控制下。
虽然是“自治”，其实给不给区别只是在身份上，印度实在太大，从前英国人对这里的控制也只是沿海和较大的交通枢纽节点大城市，地方上基本都是交由地方土邦领主“自治”，这份让步不过是确立了他们“正式”的身份。
经英国殖民当局许可，西孟加拉土邦城主，甚至还可以扩大属于自己的“私军”的规模。英方允许的额定上限是一万人。西孟加拉邦的土邦城主，也得到了扩大其私军规模的许可。而后英国人依照约定，以最快地速度退出西孟加拉大部分的内陆地区。
整个印度都在为英国人的让步而欢呼雀跃，国大党的领袖甘地天真地认为，这是印度争取民族独立自治的第一步。
身为地球最出名的搅屎棍，英国人会在这“原则性”问题上让步，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已经准备了更大的后手。
1943年十一月，在圣诞节前昔，在西孟加拉邦著名的加尔各答市，有六名印共成员从当地的监狱里成功脱逃。
在当时，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到1944年一月时，还是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附近的戴蒙德港。十余名蒙面的“匪徒”袭击了港口开往附近兵营的一个辆军火货车，当时车上装有四十条李恩菲尔德步枪和五万发子弹，数门掷弹筒和数百发配套的榴弹。
这一惊天大案震动了整个印度。
事后英军联合当地土邦势力展开“全城大索”却一无所获，丢失的军火一件都没有找回来。
不久之后，在西孟加拉邦东边部靠近孟加拉地区的山区，出现了一支名为“拉塔尼”的印共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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