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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也学过一些英语，这使得两人的交谈倒不是大问题。在得知周树人是正儿八经的学过医学的事情之后，麦克米兰显然很高兴，便和他聊起了现代医学的新的进展，他还将最新的几期《柳叶刀》杂志送给了周树人。
当然，除了谈医学，他们也谈到了革命。
“医学的核心是人道主义，革命也是一样。在我看来，革命是最大的人道主义。”麦克米兰咬着一支雪茄对周树人这样说，“我是普通外科医生，我知道为了救人，我们做医生的经常需要把那些已经坏死了的，病变了的，危及到病人生命的东西割掉或者杀死，这虽然于病人很痛苦，但救人却是医生的人道主义。革命也一样，革命就是将社会上的那些坏死了的，那些危及整个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命的就像坏掉的阑尾，或者是病菌一样的坏家伙消灭掉。这虽然会带来一些损失，也许会有无辜的人在革命中死掉，就像我们医生用药或是开刀，也会杀死很多健康的细胞一样。但这种痛苦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救人，才能救更多的人。所以做医生的，做革命者的不可以不勇敢的去处理这些事情，这就是革命者的更高的人道主义。如今就我的感觉，中国的社会严重的病了，有一些革命者邀请我一起来治疗她。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义务，所以我就来了。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把这些病症都尽可能的治好。”
麦克米兰先生不是仅仅说说而已，他更能身体力行。医学院的布置很多地方都是他亲自设计的，而在学院开始建设的时候，你也总能看到他亲自在工地上奔走。就这样，到了一九零七年年初，医院和医学院的建筑部分都已经完工了，医生、教师也都到位了，可以开始招生了。
第五百五十四章，救恩医学院（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药品生产商，史高治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市场的进展一直不太满意。相比欧洲和美洲，亚洲的药品，至少是西药的市场相当的小。而在史高治看来，这绝对是不正常的。因为药品的需求和粮食的需求类似，都是非常刚性的需求，即使亚洲贫穷，但市场也不至于小到了这样的地步。究其原因还在于中医以及中药的统治地位。
这个地位如今在日本已经动摇了，甚至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但在中国，依旧非常稳固。为了打开中国的药品市场，就必须让西医的理念被广泛地接受。而靠着常规的文化渗透的手段，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强势文化之所以能迅速的向弱势文化渗透，是要靠这“强势”带来的压力的。
西医在日本能迅速成为主流，明治维新功不可没。在明治维新中，无论是幕府的，还是倒幕的，都必须得到外来力量的支持，因而就不得不接受外来的文化。这样一来，“强势”的作用就明显了。
在中国，如果上层的人物全都认同西医和西药，那么西医和西药就能很快在中国打开影响。上行下效，这正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所以史高治觉得政治上的投入绝对是手段之一。
“如今的中国，满清政府的合法性已经被广泛质疑了。我们的医药部门和革命者站到一起，即使革命遭到挫折，我们也会因为和他们捆绑在一起，而在中国得到‘有良心’的评价。而你们知道，医学这个行当，是最需要良心的行当。你们知道，世界上的采购有两类，一般性采购和专家采购。前者是日用品之类的玩意儿，购买它的人，不需要什么专业的知识。另一种就是专家采购了，比如我们采供生产机械什么的，我们派出的采购员都是这些方面的专家。对于要采购的东西非常了解。然而，医药却是个特别的东西，理论上购买他的病人及其家属是非常需要对药物的了解，非常需要专业知识的，然而事实上这确实做不到的，所以医疗这个买卖中，信任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让更多的人都感觉我们的医生，甚至我们的企业是‘好人’，那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只是这样，史高治，你想过没有，这个过程可能很慢，中间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效果。即使将来有效果了，很多成果也会被英国人什么的毫不费力的就分享了。我觉得，这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多萝西娅撇撇嘴说，“我可不觉得你是个能看着人家搭你的便车的。”
“我的确还有其他的考虑。”史高治笑了笑说，“第一，针对将来的战争，我们正在研发很多新的药物。不过你也知道，药物的研发，需要反复的临床试验。如今救恩医院在美国已经是相当高端的医院了，而且美国如今的环境，也不再允许我们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的用美国人做药品实验了。”
“那还不是你自己把这条路堵上的。”多萝西娅毫不客气的打断了他的话。
“那还不是为了提高一下进入这个行当的门槛吗。”史高治笑着个自己辩解了一句，几年前，有一家医药企业突然推出了一种副作用非常小的镇定类药物，一下子就赚了不少钱。而史高治经过了解之后，确定这东西居然就是后世所谓的安定。当然，后来史高治靠着手里的经济力量，将这家小企业给收编了进来。不过这也给他提了一个醒，如果那家企业不是美国企业，而是欧洲企业，那说不定，自己就还真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竞争对手成长起来了。
为了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史高治故意让某家欧洲药品公司的工业间谍获得了麦克唐纳的某种“在研药物”的资料，哪家企业自然是稍作验证就忙不迭的把成品抛了出来，还注册了专利。然而，这种药物有着巨大的毒副左右，他们得到的资料上面的一些关键的数据又被隐瞒甚至修改了。结果三个月之后，这种药物就在欧洲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整个欧洲有多达五千余人因为服用了这种药物导致了器官衰竭，其中一半的人在此后的两个月内陆续死去。
史高治手下的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场风波，借着这场风波，他们迅速的提出了国家必须对药品的安全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尤其是新药的开发。于是新的条例很快被制定了出来，对于新药的研发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以及观察时间，检查内容的要求都大幅上升，依照新的条例，任何一款新的药物，即使不考虑开发本身花的钱，仅仅只考虑达到这个要求需要的钱，就接近是个天文数字了。而且美国也规定，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外国药物，一律不得进口。
有美国佬带头，而且其他国家的大制药企业也不是傻瓜，他们自然也立刻就明白了这种法案的真正用意，于是，欧洲各国都迅速的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然而这个法案虽然让药品这个行当的门槛提高了很多，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新药的危险性被宣传得过分了，以至于愿意参加新药临床试验的志愿者们的要价上升了不少。这自然就会抬高成本，而且依照要求的测试样本的数量也大幅度上升了，这自然也使得成本进一步上升。成本的每一次上升都意味着利润的下降，也都让史高治觉得自己的心就像是被刀割一样的疼。
“法案中并没有规定临床测试必须在美国进行。”史高治说，“所以，讲这些事情搬到中国去做不是挺好的吗？而且，这不但是很好的，甚至也是必需的。因为英国人已经在印度这样做了。要是我们不找个类似的办法，那我们和英国人的竞争就会很吃亏。”
“放在中国？这能省出钱来吗？你要考虑交通什么的带来的成本的上升。”多萝西娅皱着眉毛，在心里慢慢的盘算着。
“当然便宜，因为在美国，我们要给志愿者钱，而在中国，是他们要给我们钱。”史高治呵呵的笑着说，“多萝西娅，你总不会以为我们还要给那些中国人钱吧？”
很显然，史高治是打算在中国把仅仅通过了动物实验的药物当做已经获得了使用许可的药物卖给中国人用。这不但能节省给志愿者的那笔钱，还能再赚一笔药钱。
“那些中国人愿意到我们的医院里来接受治疗的额，其实大部分也都是他们的传统医术根本就治疗不好了的。这样的人，就算我们的药物把他毒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来家属本身就已经有了病人会死的心理准备，二来，一群中国人而已，就他们的国势，又敢怎么着？再说，他们自己的医学就承认，是药三分毒。毒死了也正常。所以在他们那边实验一些新药，不太容易出问题。还可以避开一大堆的后续赔偿。这样一来就节约了不少钱了。”史高治很开心的回答说，在他看来，反正这个时代愿意看西医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中医眼里没救了的人，就算死了，也不能怨他吧，所以他觉得自己完全是问心无愧的，甚至他还觉得自己好歹是给了那些人一些生存的希望，从这个角度看，他甚至还是功德无量的呢。
“按你这么说，我们还可以在根本不需要使用某类药物的人身上试用一些药物，以及进行最为危险的多种药物一起使用的混合实验。只是，依照规定，我们要和那些‘志愿者’签订协议，并且向他们说明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的风险，并取得他们的签名认可的。”多萝西娅说。
“这是问题吗？”史高治问道，“法案上有没有说我们的说明和协议应该用什么文字。而且，就我们的那个协议，就算一个中国人看得懂那上面的文字，他能看得懂那里面的条文吗？况且，难道联邦政府还真的会跑到中国去，检查我们是不是一一的向那些‘志愿者’说明了情况，那些签字是不是他们亲笔写下的吗？”
“啊，我倒是把这个忘记了。”多萝西娅完全的放心了。因为那些协议什么的的条文极度复杂，里面几乎满是各种免除责任的条文陷阱。别说中国人，就是美国人都未见的能看的明白，或者说多半看不明白。要不然，保险公司什么的是怎么赚钱的呢？而且史高治完全可以让手下伪造这些人的签名，直接在美国搞定，这样更节省成本，反正联邦政府不会在这种问题上自找麻烦的。
“你准备将哪些药物送到中国去完成实验？”多萝西娅问道。
“主要是各种抗感染的药物，以及一些对抗流感的药物吧。”在这个问题上，史高治并不需要瞒着多萝西娅。
抗感染的药物自然是重点，因为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伤兵肯定不会少。至于抗流感的药物……
“哦，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南部可能是流行性感冒的源头之一，至少这些年的流感标本都在向我们证实这一点。所以在中国实验这一类的药物是最合适的。”似乎是看出了多萝西娅的疑问，史高治这样解释说。
第五百五十五章，救恩医学院（4）
既然救恩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在史高治的计划里是如此的重要，那么它的推进效率自然就很高，因为有利可图的东西总是容易有更高的效率。
1907年一月十二日，杭州救恩医院开始正式营业。虽然在此之前，救恩医院在杭州的报纸上做了整版的广告，虽然救恩医院承诺，开业前三天免费酬宾，然而，开业的第一天，救恩医院的门前的确是可以架起网子来捉麻雀了。
一直到下午，都没见到一个病人，等候在医院里的麦克米兰就和准备来临时担任翻译的周树人聊了起来。
“周，看来你猜对了，在中国，人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的现代医学。我从来没遇到过，再这样大的一座城市里，开了一家医院，而且还给出了这样的优惠，居然会一个上门来看病的人都没有的。”
“中国现在民智未开。”周树人叹了口气，“他们缺乏科学的素养，还是习惯性的相信那些巫术和骗术。其实我们家以前也这样，我父亲当年重病的时候，就是看的中医，然后他们就开出了什么经霜三年的甘蔗，什么原配的蟋蟀。真见鬼，难道蟋蟀失贞了，就没有药效了吗？结果治了好几年，我父亲的病还是毫无起色，最后还是病死了。”
因为父亲的缘故，周树人对于中医一向是非常的痛恨的，尤其是在他认真的学习过一些西医的东西之后，对照着回想起自己父亲当年病重时的种种症状，以及著名老中医做出的判断和治疗方案之后，越发的觉得中医的这些判断不科学，于是也将自己父亲的病重不治，归结到都是被老中医骗了上面。
“你的父亲当年得的是什么病？”麦克米兰问道。
“我那个时候还小，那里知道。”周树人回答说，“不过一些症状还记得，大约是这样的，一开始牙龈出血，后来就大口吐血，在后来身上都肿了……”
“你的父亲有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惯？”麦克米兰又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