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真实的。如果我知道自己的确只有一天的生命，我便要最痛快最有效地用去这最后的一天。如果我知道还有两天，两星期，两个月，甚至两年，那我就有另外的各种生活方法，另外的用去这些时间的手段。所以我焦急地要知道这问题中的梅毒在我身上的真相。仲昭，也许你听着觉得好笑。这几天我想的很多，已经把我将来的生活步骤列成了许多不同的表格，按照着我是还能活两天呢，或是两星期，两个月，两年！仲昭，我说是两年！我永远不想到十年或是二十年。太多的时间对于我是无用的。假定活到十年二十年，有什么意思呢？那时，我的身体衰颓了，脑筋滞钝了，生活只成了可厌！我不愿意在骄傲的青年面前暴露我的衰态。仲昭，你觉得我的话出奇么？你一定要说章秋柳最近的思想又有了变动了。不错，在一个月内，我的思想有了转变。一个月前，我还想到五年六年甚至十年以后的我，还有一般人所谓想好好活下去的正则的思想，但是现在我没有了。我觉得短时期的热烈的生活实在比长时间的平凡的生活有意义得多！我有个最强的信念就是要把我的生活在人们的灰色生活上划一道痕迹。无论做什么事都好。我的口号是：不要平凡！根据了这口号，这几天内我就制定了长长短短的将来的生活历。”
章秋柳长笑了一声，从衣袋里拿出一叠纸来轻轻地扬着，又加了一句：
“所以在这梅毒的恫吓中，我要知道我的日子究竟还有多少！”
于是她像放宽了的弹簧似的摊在床上，没有声音了。
“据这么说，我保荐的医生的责任是很重的。”
在短短的沉默后，仲昭带几分诙谐的意味说。正在人生的幸运时间的他，对于章秋柳的思想只觉得怪诞。他是把“辽远的将来”作为万事的大前提的，他相信人们因为有希望在将来，才能生出勇气来执着于现在；所以章秋柳的既不希望将来也不肯轻轻放过现在的态度，又是他所不能十分了解的。
“虽然不一定要负责预言或是保险，却需要一点诚实。”
章秋柳笑着回答；从床上跳起来，在房里旋了一个charleston式的半圆。这急遽的动作，使她的从中间对分开的短发落下几缕来覆在眉梢，便在她的美脸上增添了一些稚气，闪射着浪漫和幻想的色彩。她轻盈地走到仲昭面前，拍着他的肩膀，很认真地问：
“仲昭，我这生活态度，你是不很称赞成的罢？”
“没有什么不赞成，但我自己却不能这么干。”
章秋柳把头往后一仰，掀开了拂在眉际的短发，从仲昭身边引开去，又用跳舞的姿势走了几步，然后转过身来说：
“便是那位可怜而又勇敢的王诗陶也不赞成我这思想。她也是死抓住将来，好像这个支票当真会兑现。和我共鸣的，是史循。他意外地突然地死了。然而他的死，是把生命力聚积在一下的爆发中很不寻常的死！”
一阵狂风骤然从窗外吹来，把半开着的玻璃窗重碰一下，便抹煞了章秋柳的最后一句话的最后几个字。窗又很快地自己引了开来，风吹在章秋柳身上，翻弄她的衣袂霍霍作响。半天来躲躲闪闪的太阳，此时完全不见了，灰黑的重云在天空飞跑。几粒大雨点，毫无警告地射下来，就同五月三日济南城外的枪弹一般。
仲昭是很怕雨的，允许章秋柳明天再来给回音，就匆匆地走了。
雨点已经变成了线，然后又像一匹白练似的泻下来。
仲昭躲在人力车的胶布篷里，在回家去的路上，一滴一滴的水珠从布篷的前额落到当面的挡布上，很匀整而且有耐心。仲昭惘然看着这单调的动作，无穷尽的杂念也从他心头慢慢地滴下来了。最初来的是章秋柳，这位永远自信的女士永远耀着傲气的圆脸宛然就是这些亮晶晶的水点。但是立刻变了。布篷的湿透的前额现在是轮替着滴下仲昭所有的熟人的面相来了。仲昭很有味地看着，机械地想：“他们都是努力要追求一些什么的，他们各人都有一个憧憬，然而他们都失望了；他们的个性，思想，都不一样，然而一样的是失望！运命的威权——这就是运命的威权么？现代的悲哀，竟这么无法避免的么？”仲昭想到这里，自己也有些黯然了；但是此时对面来了一辆汽车，那车轮冲开路面的一阵薄薄的水衣时，发出胜利的波嗤的声音，威严地飞过去了。仲昭继续地想：“但是现在是人类的智力战胜运命战胜自然的时代，成功者有他们的不可摇动的理由在，失败者也有他们的不可补救的缺点在；失败者每每是太空想，太把头昂得高了一些，只看见天涯的彩霞，却没留神到脚边就有个陷坑在着！”
于是仲昭撇开了失望的他们，想到自己的得意事件；他计算离暑假还有多少日子，而且也不免稍稍想远了一点，竟冥想到快乐的小家庭和可爱的孩子了。他是这样地沉醉于已经到手的可靠的幸福，竟不知道车子已到寓所门外，竟忘记了下车。
当他把他的被快乐涨大了的身体塞进自己房门的时候，二房东的女仆递给他一封信。这是报馆里的信封。仲昭随手把信搁在书桌上，先脱下很受了几点雨的大衣和帽子，照例向案头的陆女士的照相看了一眼，像一个从街上回来的母亲先要看一看她的小宝贝是否好好地睡着。一点儿差池都没有，陆女士微笑地站在镀金边的框子里，照旧的十分可爱。仲昭忍不住拿过照相来亲了个嘴，恭恭敬敬放回原处，然后很潇洒地拿过报馆里送来的信，慢慢地拆开来。原来是一封电报，谢谢报馆里的人，已经替他翻好。
突然那张电文从仲昭手里掉下来。他的心像要炸裂似的一跳，接着便仿佛是完全不动了。墙壁在他眼前旋转，家具乱哄哄地跳舞。经过了可怕的三四秒钟，仲昭方才回过一口气来，抖着手指再拾起那张电报来，突出了眼珠，再看一遍，可不是明明白白写着：
俊卿遇险伤颊，甚危，速来。
仲昭下死劲回过头去，对陆女士的照相望了一眼，便向后一仰，软瘫在坐椅上。一个血肉模胡的面孔在他眼前浮出来，随后是轰轰的声音充满了他的耳管；轰轰然之上又有个尖厉的声音，似乎说：这是最后的致命的一下打击！你追求的憧憬虽然到了手，却在到手的一刹那间改变了面目！
追求 后记
题词
这三篇旧稿子是在贫病交迫中用四个月的工夫写成的；事前没有充分的时间以构思，事后亦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修改，种种缺陷，及今内疚未已。
现在仍无奈何以老样子改排重印，对于读者，不胜歉然；
命名曰《蚀》，聊志这一段过去。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
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而自励。
茅盾一九三○年三月尾
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
《幻灭》等三部小说，写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春。都是陆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反共叛变而告挫折。《幻灭》和《动摇》的背景正是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的前夕，发生在湖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那时候，湖北地区虽然还维持着统一战线的局面，可是反革命势力已经向革命势力发动反攻，而且越来越猖獗，“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终于抛却假面具，走上反革命的绝路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我从武汉回到上海，一时无以为生，朋友劝我写稿出售，遂试为之，在四个星期中写成了《幻灭》。那时候，只有《小说月报》还愿意发表，叶圣陶先生代理着这个刊物的编辑。可是，在那时候，我是被蒋介石政府通缉的一人，我的真名如果出现在《小说月报》将给叶先生招来了麻烦，而且，《小说月报》的老板商务印书馆也不会允许的；
为了能够发表，就不得不用个笔名，当时我随手写了“矛盾”二字。但在发表时却变为“茅盾”了，这是因为叶先生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代我在“矛”上加个草头，成为“茅”字，《百家姓》中大概有此一姓，可以蒙混过去。这当然有点近乎“掩耳盗铃”，不过我也没有一定要反对的理由。
为什么我取“矛盾”二字为笔名？好像是随手拈来，然而也不尽然。“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且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际；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前面说过，《幻灭》的写作时间一共化了四个星期。那时候，我的妻子生病，我是在病榻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上断断续续写起来的。那时候，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第一次写小说，没有经验，信笔所之，写完就算。那时正等着换钱来度日，连第二遍也没有看，就送出去了。等到印在纸上，自己一看，便后悔起来；悔什么呢？悔自己没有好好利用这份素材。
《动摇》却是在“有意为之”而不是“信笔所之”的情况下，构思和写作的。大概化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但构思时间占了三分之二。《动摇》比《幻灭》长些，可是实在的写作时间（构思时间除外），也不过二十多天。后来，我知道，构思时间两倍或三倍于写作时间，倒是正常的。《追求》连构思带写作，共化了两个月。那时候，我是现写现卖，以此来解决每日的面包问题，实在不可能细细推敲，反复修改。印出来后，自己一看，当然有些不满意，有时是很不满意，可是这时候如果再来修改，谁也不肯再付钱，而我又家无余粮可以坐吃半月一月，因此，只好这样自慰：下次写新的作品时注意不要再蹈覆辙了罢。但不幸的是，依然屡蹈覆辙，直到二十多年后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也是预支了钱，限期届满，非交稿不可，匆匆赶出来，没有再看一遍就送出去了。主观意图和客观条件就是常常这样矛盾的。
我今天来回述这些琐屑的事情，并不想借此来辩解自己的小说没有写好乃不是自己之过。自知之明，向来还有一点（这应当感谢我的故世已久的母亲在我童年时对我的教育）。我回述这些琐事，用意只在说明：当我有了可能修改旧作的时候，我却又有另一种的矛盾心理。这就是当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重排这三本小说的时候，曾建议我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那时候，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把“谬种流传”，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为一九五四年我的“新作”了。这“矛盾”似乎颇不易解决。当时我主张干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如果我采取了执中方法，把这三本旧作，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根本不动。至于字句上的修改，《幻灭》和《动摇》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追求》则较多，但亦不过当全书的百分之三。三本书原来的思想内容，都没有改变，这是可以和旧印本对证的。这样修改后，也印行了三年。现在，出版社有出作家们的“文集”的计划，把我也算一个，而且又向我提议：《幻灭》等三书的修改部分是否可以回复原状？这一次，我很快就决定了答复：不必再改回去了！用意不是掩饰少年时代作品的疵谬，因为一九五四年那次的修改本来没有变动原来的思想内容。用意乃在表示：我认为一九五四年出版社的建议（特别对于某些章段中的描写），基本上是对的；过去我这样认为，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
我对于《幻灭》等三书有过自我批评，见于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茅盾选集》的自序。这篇自序现在收进这个文集的第二卷，作为附录。
茅盾一九五七年十月三日，于北京
补充几句
《幻灭》、《动摇》、《追求》等三书，一九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