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王书辉本人，还是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都没有从管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上到几十万上百万人，都没有从管理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企业的情况，转速的转变心态，从根据地管理转化到国家管理这个层面上来。
1630年左右的时候，复兴党还只有湖北、鲁东和辽南这区区三块小地盘，几千万的人口。到了1634年复兴党一下子就开始管理起整个北中国和南方部分地区以及上亿的人口了。
1630年左右的时候，复兴党是只管生产，只管扩建，因为有整个中国作为市场，有整个东亚作为市场，只存在复兴党的工业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不足的问题，不存在复兴党生产的产品过剩的问题。
可是等到了1634年中华人民民主帝国建立之后，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同时完成了人口迁移，农业工业化建设和地方工业建设之后，原本的消费者一下子变成了生产者，过去落后原始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一下子变成了最差也是成熟产品的蒸汽动力的，一般都是电动力的先进生产力了。
如果是几千万人搞生产，一亿多人进行消费，这几千万人生产的产品还不存在什么过剩的问题。
可是当一两亿人搞生产的时候，在这些生产者的消费思想还没有实现转变的情况下，那些把工资都存进了银行，天天节衣缩食，卯足了劲头搞生产赚钞票的生产者生产出来的海量产品，就肯定会出现商品过剩现象。
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肯定是复兴党的在国家层面的经济规划没有搞好。王书辉从现代社会拿回来的那套现代社会的智囊团搞出来的国家经济规划不符合中华帝国的实际情况。而复兴党自己，也还没有把组织全国两亿多人民群众搞生产的能力锻炼出来。
另一方面，调整国内经济，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把一些高端消费品，如汽车（廉价的国民汽车），商品住宅，家电产品等等投放到市场上，也是下一阶段复兴党的一个主要工作之一。
更主要的是，中华帝国突然爆发出来的快速工业增长，超过了尚未进行开发的稚嫩世界市场的容纳能力。
不过到华夏4335年，也就是西元1639年年初，复兴党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制定更合理的全国经济计划方案，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全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全国各个地区的地方企业进行调整，更加主动的积极的开发世界市场，肯定是复兴党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内容。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数量庞大的中国人民，在落后的农业文明生产力和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下，一直过得是一种时刻处于生存危机中，站在悬崖边上的艰苦生活。
突然间，能吃饱饭了。突然间，能穿暖衣了。突然间，能住上有暖气有玻璃的房子了。这些祖祖辈辈艰难的生存着的中国人有不适应，对于利益过度的追求，对于生活支出过度的节约，这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人民群众永远都是追求美好的生活的。只不过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复兴党把国家建设的重点放在了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了。所以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市场上的粮食、布匹、基础生活用品等等比较单一的产品虽然在价格上都非常的廉价，可是也都没具备那种让人民群众非买不可，一定想要的吸引力。
王书辉是从借钱买房子，分期付款买手机的时代过来的人。他对中国人民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中国国内的庞大市场的消费能力是充满了信心的。
他相信，没有了养老负担，没有了养育子女的负担，没有了各种各样的负担，只有复兴党拿不出来的消费品，没有人民群众不想要的消费品。
就以王书辉在发现中华帝国生产过剩的第一时间里就想到了国民汽车来说吧。价值五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刚进厂的青工（初级工的工资一个月两千元左右）二十五个月工资的甲壳虫小汽车，在4334年，也就是西元1638年年末，六个汽车制造厂推出的一万两千辆试生产的产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售卖一空了。
当然了，复兴党在消费品投放的上的努力从长远来说不仅不会降低人民群众对于利益的追求，只会进一步增加人民群众对于利益的追求。
当人民群众体会到了那些消费品的好处之后，他们肯定会想要更多的工资，更多的奖金，更多的分红，从而希望自己生产出来的更多的产品能够更好的卖到市场上去。
不过在那个时候到来的时候，复兴党的执政能力肯定也要随着实践的过程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中华帝国对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开发，那个时刻的到来肯定是会被不断的延缓的。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复兴党对国家经济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会不断的提升，随着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产业升级，随着新一代的中国人的不断出生和成长，中华帝国的经济和政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只能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中华帝国遭遇的这种必然而又突然的生产过剩，只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小插曲而已。
第498章范·德佩尔生病了
十六世纪，麦哲伦进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时候，因为他的前辈达伽马已经开创的比较成熟的印度洋航线，所以麦哲伦的船队从菲律宾回到欧洲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殖民侵略者在使用蒸汽动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军舰从英国到达中国也需要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那个时代里，伟大的科学幻想作家凡尔纳，仍旧把八十天环游地球当成一种科学幻想。
到了现代社会，乘坐飞机从欧洲到中国，只需要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了。
从历史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推论出，如果没有实现生产力的代际飞跃，那么那种“距离的暴虐”就是实际存在的巨大交流障碍。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马克思才提出了那种“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
这个观点告诉我们，只有实现了生产力的全面进步，“距离的暴虐”才能被真正的解决。
联省共和国对中华帝国全权谈判特使路德维希·范·德佩尔的船队是从西元1637年中期从欧洲出发的。
在这个时代，就像英国殖民者对满清王朝发起鸦片战争的时代一样，通过地中海联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
所以，完全使用落后的风帆作为动力的联省共和国全权特使的船队在前往中华帝国的过程中，一路上看着率先完成和中华帝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签订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议的葡萄牙人，在中华帝国设置在印度洋地区的藩属国里的贸易基地，进行着热火朝天的贸易。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对葡萄牙人的航海技术和远洋贸易能力有着深刻的了解，并且并不怎么太在乎的联省共和国谈判使节们，还并不怎么太着急。
正处于上升时代的荷兰人实实在在的有这样岿然不动的底气。
要知道，在十七世纪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联省共和国，拥有1。5万艘商船。商船吨位占当时欧洲总吨位的3/4，几乎垄断了海上贸易。在这个时期里，作为欧洲的国际贸易的中心阿姆斯特丹港，港内经常年有2000多艘商船停泊。
所以在面对已经走入下坡路时期的葡萄牙人抢占了对中华帝国贸易的先机，联省共和国一行的谈判使节们并不怎么在乎。
可是等到路德维斯·范·德佩尔一行人到达了中华帝国位于自己的藩属国马六甲苏丹王国的军事和经济基地，得知了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以交出自己在印度地区的贸易据点马德拉斯为代价，换取了中华帝国对他们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冒犯行为的谅解，和中华帝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签订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之后，联省共和国使节队伍中的那些正式工作是联省共和国东印度公司高级商务员的家伙们终于不能再淡定了。
必须了解的是，从十三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就开始在英国出现和发展了。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和演进，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已经是英国社会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
在新大陆被发现后，西方贸易中心由地中海逐渐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因为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英国的贸易地位直线上升。
在完成了圈地运动，实现本国农业资本主义进程的过程中，英国的工商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到十六世纪，英国除了原有的工业部门，如羊毛加工业、炼铁业、采矿业和造船业发展较快以外，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如纺织业、丝织业、肥皂业等也建立和发展起来。
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到十六世纪中后期，英国已经是欧洲地区商业力量非常强大的国家之一了。而发生于西元1588年的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重大事件，更是进一步确立了英国的海上优势，加速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同行是冤家，只有竞争对手才是最了解自己的竞争对手的人reads；病王绝宠毒妃。和联省共和国一样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信奉新教的英国，一直是被联省共和国最警惕的对手。
所以，联省共和国的那些东印度公司出身的谈判使节，可以无视正在进入“夕阳无限好”阶段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但是当他们发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不仅主动地让出自己在印度地区的殖民地，获取中华帝国的谅解，甚至非常无耻的向中华帝国提出愿意以藩属国的身份接受中华帝国的保护的时候，这些联省共和国东印度公司的精英人物们都认识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做出这种毫无底线的事情背后，代表着英国人对于中华帝国和欧洲贸易这块肥硕无比的巨大利益的疯狂野心。
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中华帝国愿意派出大规模的船队，为态度“恭顺”的英国人以他们看来“低廉”（中华帝国方面可不这么看）的惊人的价格，为英国人提供非常贴心的远洋运输“帮助”的时候，那些东印度公司出身的联省共和国精英们完全坐不住了。
在这个时代里，商业秘密的保护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联省共和国的谈判代表们在中华帝国的藩属国马六甲地区的各国商人中简单的打探，就得知了一条更加惊人的消息。
据这些商人们说，中华帝国因为比较满意英国人和他们签订的各项条约，甚至向英国人开放了武器贸易和商船贸易。
中华帝国居然愿意把在他们看来惊人先进的同时又非常廉价的迅雷枪、神机炮和飞轮船卖给英国人。这在联省共和国的使节们看来绝对是个灾难性的消息。
（迅雷牌火枪，是中华帝国专门进行外贸武器制造的第十七兵工厂生产的“精工”燧发枪，生产成本不到三十元人民币，是中华帝国在世界各地大规模推销的拳头产品。）
（神机牌拿破仑小钢炮，是中华帝国专门进行外贸武器制造的第十九兵工厂生产的精良产品，生产成本不到两百元人民币，是中华帝国选择性出售的重要产品之一。）
（飞轮牌轮船，是中华帝国所有四类民用船只生产企业都可以生产的，各种使用非飞剪式落后船型的，一千吨以下的，使用明轮驱动的小马力风帆和蒸汽混合动力的外贸专用型号轮船。平均生产成本在六万元人民币左右。）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联省共和国使节队伍中的因为东印度公司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惨重损失而对本次谈判工作非常消极的，那些联省共和国东印度公司的精英出身的高级商务员，一改平时拖拉执拗的态度，开始表现出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人物的理性和上进来。
他们先是以最快的速度，一路从马六甲出发，直接绕过了原来的联省共和国的殖民地巴达维亚，快速的到达了吕宋地区。
而这些开始展现自己的新兴资产阶级本色的联省共和国精英们，立即彻底掌握使节队伍的主导权。他们完全无视了作为使节团首领的路德维斯·范·德佩尔希望在吕宋地区考察中华帝国的个各藩属国民俗民情的学者风格浓厚的意愿，在小吕宋地区短暂停靠，进行了必要的修整和补给之后，就开始直航中华帝国。
路德维希·范·德佩尔先生当然对此非常不满了。他在自己的笔记，后来成为让他在欧洲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在欧洲各国大卖特卖（中华帝国官方不仅出资赞助，还承担了该书的印刷和在欧洲各国的销售工作）的名著，《中华帝国访问记》里，充分的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之情。
“很明显，那些东印度公司出身的‘钱串子’，（qianchuanzi，中华帝国的一种民间嘲讽。原本是一种昆虫，学名为蚰蜒youyan。按照中华帝国建立的昆虫学科学理论，划分为蚰蜒科，俗称钱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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