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汉奸，等同引狼入室。我们看看春秋古人对此事是怎么看待的吧。
《春秋》一书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公羊传》对此进行解释：“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其忧中国奈何？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
吴国是个蛮夷，一向是不被高看的，这里却被尊称为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帮助伍子胥去复仇，干涉楚国的不公平的政事，所以得到孔子在《春秋》一书中的表扬。对国君是要忠的，对父亲是要孝的，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公羊传》里说，曰：“事君犹事父也，此其为可以复仇奈何？”意思是，有人问，事奉国君就像事奉自己的爹，这里却赞许伍子胥复仇，为什么啊？
回答：“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于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徐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古之道也。”意思是说，父亲如果是被国君冤杀的，可以复仇。如果是父亲该杀，就不能复仇。复仇的时候“不徐害”，只限于仇人一身，不得兼杀他得儿子。所以伍子胥对楚昭王没有极力追杀。在复仇得时候，“朋友相卫，而不相迿”，朋友是要给帮忙的，但是朋友不能先出手刺，要让孝子先动手。这些都是古来的道理，是当时人的信条。所以吴王阖庐，一定意义上是伍子胥的朋友，他帮着伍子胥来复仇，这是符合古道的，所以得到《春秋》的肯定。
那么，难道国君是可以杀的吗？《公羊传》里回答的很清楚，可以！这就是春秋时代人的价值观！（当然是指国君不合道义的时候，那时候，君臣关系已绝，杀之是杀一独夫尔。这种思想在先秦其它著作中也颇多体现。）
但是到了后来的皇权专制社会就不同了，价值观变了，皇帝和官僚是绝对正确的，你即便受了冤，你杀他们，也是犯上，要灭九族的。国君永远没有错，“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这样的话也出来了。
这就体现了先秦分封时代和后来皇权专制时代价值观的不同。先秦人有独立的人格，而后代专制体系下则增添了奴性。
所以，先秦时代的《春秋》一书和《史记》司马迁，对伍子胥都是持明确的激赏态度的，司马迁说他是烈丈夫。司马迁虽然已经是皇权专制时代的人了，但是秦汉离开分封时代比较近，价值观还相似。
事实上，即便申包胥也是赞同伍子胥的复仇的。《左传》原文上这么说：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勉之”一词，表达了申包胥对伍子胥抉择的认同。他认为复仇是应该的，但他作为事君者，忠君兴国也是应该的。各行其志，都符合当时的道义。
至于“叛国”一说，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我不想多解释，但有一句，就是先秦分封下的国家，其实更是一种宗族和家族，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大宗和小宗。这种军事行为是针对宗的，不是针对国的。当时国的概念与后代不能等量齐观。
现代社会都知道“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你作为民选出来的总统，你在任期间，把国家一个省给割出了，你当然是叛国。但是，在从前王族私有的历史情况下，整个王国都是王族的私有财产，王去跟人谈判，把自己的三个城给割出去，这算不算叛国呢？这不算，那是他的私人物品，他愿意给谁就给谁，最多算是对不起祖宗，但不是对不起民众。事实上，不光战果时代割城的事很常见，在春秋也是如此，郑国刚迁到中原来的时候，虢国什么的就割了几个城赞助给他。齐桓公更是把一块齐国土地割给燕国送人情。
那么，王族把土地给人，不算叛国。如果一个臣子跟这个君王的恩义已绝，他帮着别的王族，抢了这个前君王的几个城，这算不算叛国呢？这可以算是背叛以前的君主，但这个君主本来跟他君臣恩义已绝了——先秦时代可不讲什么愚忠，忠是有条件的，就是君使臣“以礼”——但这算不算背叛国家呢？
事实上，爱国、主权这些概念，是很近代的事情，在先秦，有的只是王族的家族产业，爱国的概念是没有人提的，还不如爱君来得明确。遍览先秦诸子的书，也没有什么议论爱国的，也不曾谴责过谁去了外国当官，进攻其诞生母国的行为。战果时代的秦国将相（商鞅、李斯、吕不韦、范雎、张仪），很多都是六国来的，最后指挥秦国攻灭六国，但没有任何学者指摘他们。只要认为他们对于自己侍奉的君主是忠的就行了。孔子其实祖上也不是鲁国，他是宋国的，他在鲁国做事，难道一点不会侵犯宋国利益吗？但是同样也不会有人指责孔子。只要他们对自己所选择事奉的国君是忠的，那么在先秦背景下，就不会受到任何指摘了。
指摘不忠于自己的主子的，很常见，指摘谁谁不爱自己出生的“祖国”的，却几乎一例没有。
孔子后来又到处周游列国，在列国找官做，一度在楚国当了高官——当然没当久。我们说，这算不算是背叛旧的主子呢？算不算“不忠”呢？我们说，不太算，因为孔子是被排挤下岗的，跟主子的君臣恩义已绝。那么，假如孔子在楚国一直做下去了，其中就难免直接或者间接损害鲁国利益，这个孔子没想到吗？难道他没有思想障碍吗？难道他不怕被说是“叛国”吗？实际上孔子却没见表现出此类的担忧。他还是花了十多年去乐此不疲地周游求官，并且在离开楚国官位的时候悻悻不乐。可见，当时所谓“爱国”“叛国”实在是个不成概念的概念，甚至“爱君”、“忠君”什么的也都不是那么教条。
虽然当时没有爱国的观念，但是你为了报仇，就引外国大兵攻打自己从前的主子，这似乎也不是值得讴歌的事情吧。是的，虽然这可以不算是叛国，也可以不算是不忠（因为君臣关系已绝），但至少应该算是不义。伍子胥这一点是承认的，他管这叫“不义”。
根据《公羊传》，伍子胥刚到吴国的时候，吴王阖庐说：“我发兵为你复仇吧。”伍子胥说：“诸侯是不能发兵为一个匹夫复仇的，这是不义的。为了报父亲的仇，而使国君您做不义的事，我不干。”拒绝了发兵。后来，楚国欺负蔡国，蔡国嚷嚷着想复仇，因此遭受楚国攻击，向吴国求救。吴王在征求伍子胥意见后，发兵攻楚。所以这次进攻，在更大的视角上看，是诸侯间的国际关系与国际干预。伍子胥不过是在胜利之后，经过请示吴王得到批准，去鞭了楚平王的老尸，报了自己的私下的仇。所以，伍子胥以及吴王的伐楚行为，属于“而忧中国”——去以霸主或者调解人的身份去干预楚国事务，而把这种借兵复仇的“不义”动机，压到了最低点。
所以，伍子胥的引吴人攻楚，谈不上是不爱国、不忠，最多算是有点不义，但是他却是尽孝了。孝义难以两全的情况下，在春秋时代的人看来，孝是更重要。他们没有后代那么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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