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静思的雷瑾。 脸上带着几分忧虑的神色。 却不敢过去打扰他的静思。
最近几年，西北府库充盈。 甲兵强盛，实力见涨，信心自满，上上下下都不免有些浮躁自满、自高自大的风习，平虏军早几年在七河之役中蒙羞之事，现在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了。 在此情形下，西北地一部分幕府官员、青翰词臣、儒林士绅、地方豪强们屡次想要上表‘称颂’盛世太平，甚至有人劝进称王。 如果不是雷瑾再三强力压着这股势头，这部分僚属臣民早就按捺不住，不知道会掀起什么风浪，搞出什么事情来——虽然对于独霸西北的平虏侯雷瑾来说，现在若是头脑一发热，应了这部分人之请，在西北边陲一隅僭号称王，自诩什么太平盛世，在帝国目前的形势下，倒也确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他。 名实相符的成为西陲之王，这事说容易也容易，但是俗话说的好，‘出头的椽子先烂’，在名不正则言不顺地情形下，为了一个虚名勉强行事，势必成为天下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这实在是愚不可及的选择。 以长史蒙逊的话来说，就是‘都什么人啦？刚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
对此，雷瑾还是比较清醒的，这部分上言表章一概留中不发，并私底下对一干心腹近臣‘吹风’，表明心迹：“京师帝室尚存，幼主正位，天下人心犹奉皇甫氏为正统；幼帝既非昏聩失德而致天怒人怨之辈，为人臣下者悖逆叛国僭号称王，是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天下人必将鸣鼓而讨之！劝进诸生，是何心肠？欲误本侯么？况而今天下，已是群雄并起之局，兵戈四起，沧海横流，何来太平可言，又何有盛世可言？如此时局，小康之世尚是奢望，惶论其他哉？此等事体，诸君诸僚切勿再提，宜各守本分职司，谨慎做事为要。 ”
此言一出，雷瑾才算耳根一清，得了些清闲。 无论是一国之君，还是一方诸侯。 都不是那么好做的，都要付出相应地代价和牺牲。
栖云凝清等却也知道，雷瑾虽是贵为主上，但以一人之力与众多部下僚属的意愿较劲，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逆势而行，又岂是易为？而对僚属地劝进之声，悍然压制或者轻率顺应都非上策。 自古皆言堵不如疏，但真个事到临头。 其中堵与疏地火候又哪里有那么容易把握呢？堵或者疏，都是令人费心伤神，需要手腕和权术摆平的事情。
在雷瑾面前，是一个庞大地沙盘，而在前方地粉壁上还挂着一张大地图。
在粉壁与沙盘之间，摆放着由工匠精心制作的大号天体仪、地球仪各一座，这是在西洋传教士指点下。 详加考证才制作出来地东西，比起几十年前西洋传教士利马窦第一次送给帝国官员的天体仪、地球仪要精致得多。
伫立于沙盘之前的雷瑾，其实并没有象栖云凝清、倪法胜想象的那样，是在为僚属屡屡劝进之事伤脑筋，虽然部分僚属在最近又想借上书劝进之事博取拥立之功，如何处置得宜，这相当的不好办，但雷瑾斯时斯刻并没有为这个事伤神——在他看来。 僚属劝进固然令他颇为困扰，但长史为僚属之长，理应要为他分忧，疏导引领僚属们的意愿，俾使整个西北幕府同舟共济，自是责无旁贷。 所以他没有必要对此事太过在意。
雷瑾真正在考虑的，已经不是这些事情。
西域这几年地战事，其实相当艰苦，不说萨非伊朗兵强马壮，就是乌兹别柯汗国也不是那么好吃，西域大国不可轻侮——虽然平虏军进兵叶尔羌汗国的时候，似乎很是轻松的便席卷全境，得其全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几年间，西北幕府、奥斯曼帝国、萨非伊朗、乌兹别柯汗国。 互相之间结盟毁盟。 彼此合纵连横仿佛成了家常便饭，前一刻握手言欢。 下一刻兵戎相见，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换大王旗，再加上女皇阿罗斯的边疆伯爵、西蒙古瓦剌人、清真教团、古波斯复辟势力都搀和其中，西域形势愈趋复杂。
总的来说，西北幕府已经完全巩固了对叶尔羌地区的控制，亦力军民执政府牢牢占据了蒲犁高原这个西域中枢地带的控制权，而且平虏军进占七河地区，如同利刀一般直插到咸海岸边，生生将萨非伊朗与乌兹别柯汗国之间的毗连地区切断，若非实在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郭若弼麾下地西征大军早已可以彻底击败乌兹别柯汗国，同时还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展开对奥斯曼帝国或者萨非伊朗的进攻作战，但是现实从来不会象预想中那样顺利和完美——已占领区地广人稀，战线漫长，辎重粮草的输送代价相对较大、连续战斗伤亡、疾病减员等等，无疑都会大大削弱己方进攻力量，而且西域亦如中土北方一样遭受连年旱灾，气候寒冷，粮草的就地筹措极为艰难，对于西征主将郭若弼、马启智两人来说，战胜攻取并不是最重要的，掌握战机，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善胜不败，才是安国全军之道。 随着占领区地不断扩张，失败溃灭的危险也在成倍增长，在彻底掌握和消化新拓疆土之前，不谨慎的发动连续进攻，是自取灭亡之道。
郭若弼用兵老成持重，亦力执政府对新拓疆土的治理与西征大军配合相对默契，在这一点上，雷瑾也并没有什么好干预，好指责的，至少到目前为止，雷瑾对西域战局现状还是满意的。
相对于军队的攻城略地，雷瑾更看重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是商贾和移民在西域的开拓定居，另外一个是西蒙古瓦剌以及西域其他剽悍部族的归附。
中土商民在西域的开拓定居，宗教和文化地传播，土著族群地瓦解融合，秩序的重新建立，这是西北幕府彻底控制西域并牢牢立足地根基，利益和财富可以吸引更多人向西域迁徙定居，这使得平虏军从战场上得来的战果不会轻易的得而复失，这是一个方面；
而西蒙古瓦剌与西域其他剽悍部族的渐次归附，不但使平虏军在西域拥有了相当雄厚地骑兵补充兵源。 也使得西北幕府对西域占领区的控制更加深入和牢固，这与移民西迁一样重要，是相辅相成的两件大事。 在雷瑾看来，战争永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必要手段。 战争手段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控驭西域，没有战争手段是万万不行的。 因此补充兵源最好是那种不需要操练，或者稍加操练就能补充入伍、上阵杀敌的剽悍士卒；同时最好就是当地部族民。 这也有助于当地形势地稳定，譬如西蒙古瓦剌人的牧民。 譬如西域其他善长骑射地游牧部族民就是最合西征大军心意的补充兵源之一。 当然，经过西北佥兵守备军团严格操练过的中土内地各族佥兵，也是最佳的补充兵源，但这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却也不用赘述。
再则，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和战争杀伐，亦会在弱肉强食的循环轮回中。 快速淘汰那些不能或者不愿跟上形势变化，二三其德地西域部族。 西域土著部族中的精华在战事中不可能毫无折损，即便只有一部分送命，也会在无形中达到强干弱支的效果，从而有利于西北幕府推进同化融合，化他为我的步伐——这一点自是不会明说。
在雷瑾的预计当中，这一次西征拓土，没有个七八年时间。 甚至十年以上的苦战，不能为功。 所以，西域军事交给郭若弼这员沙场老将主持大局，他没什么不放心的。 虽然西域战事历年来有胜有败，但该胜的都胜了，这就够了。 雷瑾关心地并不是这个。 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什么御驾亲征的念头，倒不是因为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缘故，而是在目前阶段，在雷瑾看来，还有比西域战事更要紧的事务需要他坐镇决断，绝对不可轻离西北。
视线久久停留在沙盘上，虽然大军西征，西北幕府的重心完全向西边倾斜，但雷瑾还是非常关注中原时局的变化。
南渡白衣军重回中原。 且不说一路上是如何地‘看仰马翻’。 湖广总督、南直隶西江总督等一方诸侯大为头疼，就是河南大营、河北大营乔行简公爵麾下的‘五军营’和河防民军也是频频部署调动。 只是两支白衣军的“东流西窜”，各地官军着实是有些无可奈何。
当然，白衣军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没有外援支持，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湖广、河南、南直隶、西江、浙江的一干地方势力，各自都有一把小算盘，谁也不愿再象以前那般顺从于朝廷的诏命，一个个在保存实力以观时变之外，或多或少都想利用白衣军一把，以达到各自一些不好明说的目的，白衣军因此也就有了很多在夹缝中生存的机会。
事实上，就是远在边陲的西北幕府，也通过五大钱庄以及西北一些大商号地关系，隐秘地将粮食、马匹、兵器等货物走私到中原一带，从白衣军手里换取种种有形或者无形的利益，至少白衣军在中原坚持得越久，天下之人才不会太过注意西北幕府地西征战事，而皇甫氏的统治根基也才会继续在战乱中保持动摇崩塌的趋势，而这，对于任何一位有意逐鹿的强权人物都是有利的。
中土帝国自甘霖元年新皇登基以来的几年，所经历的就是一个皇甫氏皇朝正统权威日趋衰落，天下慢慢趋向瓦解的温和嬗变过程。 其间，并没有太多惊心动魄震撼天下的事件发生，即便京师遭逢政变、兵变和天变，事后的皇甫氏皇朝从表面上看来，也仍然四平八稳的维持着对帝国的一贯“统治”，各路‘诸侯’之间虽然各有冲突争斗，但似乎也都在小心翼翼的“维持”着朝廷体面。
时局最终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当局者迷，还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
而辽东武宁侯、京师内廷、浙江豪族、福建豪族、南直隶西江总督衙门以及‘海天盟’等等，达成了某种妥协，频繁从海上发起了对日本的私下掠袭，不断从日本沿海掠取倭奴以及各种金银财货，不过，这海外之事，也只有雷瑾这样层次的上位者才知晓其中大略，普通庶民是完全懵然不知的。
甘霖四年这个春天，当雷瑾在沙盘前默然推敲天下形势地时候。 他这时还不知道，海天盟与辽东镇的联合船队已经第一次攻破日本江户城，在洗劫掳掠了足够多的倭奴和财货之后，一把火将德川幕府父孙三代费了数十年之功建立起来的江户城彻底烧成废墟白地，并且还顺着日本海岸连破十数城；而同一时间，几年来受困于辽东镇严厉无比的全面贸易封锁，加上辽东步骑和水师从辽西、朝鲜、海上等方向不断袭扰蚕食伪金占领区。 致使伪金叛虏来回奔命，疲蔽无比。 而武宁侯在辽西、塞外蒙古左翼诸部、朝鲜的恩威并施生聚教训也有年头了，敌我实力对比此消彼长之下，正是用兵的好时候，开春以来辽东镇就对伪金占据地辽阳、沈阳等地虎视眈眈，辽东情势悄悄的紧张起来。
这个时候，雷瑾还不知道这些事情。 在沙盘上，他注意地是莫卧儿帝国。
印度那地方。 在雷瑾眼中其实也是一块比较封闭的风水宝地，北靠巍峨群山，南临无尽大海，左有丛林，右带沙漠，负阴抱阳，形势完固，幅员辽阔。 外敌不易侵入——这是从整个莫卧儿帝国的形势来看！
如果从莫卧儿的国内来看，却是土邦林立，部族众多，种姓根深蒂固。 这样的国度，错非其地形势完固，不知道已经灭国亡种多少次了。 几十次或者几百次都有可能，而且种姓的根深蒂固和宗教的玄缈深邃，使得国民安分随时者多，柔弱顺从者多，不到山穷水尽地地步，不识反抗为何物，莫卧儿皇室能够以外族入侵者身分在印度维持数百年的帝国统治，就是明证，而在莫卧儿之前统治印度的也多是从西域侵入印度的外族。
雷瑾不知道莫卧儿皇帝是怎么想的，但是雷瑾派出的邦交使团。 也很快得到了莫卧儿皇帝的准许。 比照西洋英吉利国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例子，中土商民得以在印度各地自由居留。 开建商站、商馆、种植园和堡垒，并免除一切关税。 当然，中土地珍宝和货物，比如陶瓷、丝绸、漆器、白铜器、锡器、金银器等等精美器物，作为莫卧儿皇室准许中土商人在印度自由居留，设立商站的交换，需要不断供给莫卧儿皇室的采办需求。
既然双方建立了‘邦交’，已经大量渗透到北印度地区拓荒殖民，并向印度南方扩张商路的西北商民便有了初步的保障，商站、商馆、唐人城堡、汉人城市、种植园、铁矿场、冶炼铸造工场、标行、钱庄、民信局等等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印度各地设立起来。 印度的棉花、香料、硝石、靛青、咖啡、茶叶、铁矿石、烟草、粮食、生丝、奴隶等货物，要么源源不断地运返西域，在亦力军民执政府的管辖地销货赚取大量利润；要么走海路从缅邦甸下船，经行云南官马驿�